专题文章 |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文/文秋芳、常小玲）

提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为背景，总结和梳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实现“救国济民”“立国安民”“富国兴民”“强国裕民”等目标而开展的外语教育，包括主要历史事件、重点举措、成果与经验等，阐述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外语教育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所作的贡献，并提出对我国外语教育未来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外语教育；民族复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奋斗百年。回顾百年历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都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开展不同类型的外语教育，培养革命迫切需要的外语人才，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为背景，聚焦讨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外语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审时度势、奋勇向前的发展历程。

1.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语教育征程

外语教育始终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追求生存发展同行，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同向，与中国实现长远战略同频共振。因此，不同时期外语教育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参照曲青山（2021），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目标不同：第一时期（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为的是“救国济民”；第二时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为的是“立国安民”；第三时期（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为的是“富国兴民”；第四时期（2012年11月至今）为的是“强国裕民”。下文依次阐述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开展的外语教育。

1.1 第一时期（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救国济民”

第一时期根据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可大致分为共产党成立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

1.1.1 输送青年留学，培养革命种子

共产党成立初期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赴俄留学革命青年的俄语水平，为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带领全国人民投身革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办了外国语学社和上海大学，为“救国济民”培育革命骨干和领袖。

外国语学社于1920年在上海创办。多数学生是经革命人士介绍入学的。学生最多时达60人左右。外国语学社采用“两个结合”育人方针，即外语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相结合、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了半工半读的新型学习路径。后有30余名学生被选中分批赴俄学习，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尽管学社历史不足一年，但赴俄学生回国后都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成为党的领袖和革命骨干分子（何立波 2020）。

上海大学于1922年在原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基础上改组而成，设立三个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何世桢；社会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徐世强 2010）。该校学风严谨、革命气息浓厚，许多知名共产党员曾在此任教。学校提供的外语课程有俄文、英文、德文和日文。俄文教师大都是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例如教授初级班的任弼时和教授高级班的蒋光慈；英文教师有茅盾、周越然、王登云、朱湘、张君谋等知名专家或留学归国学者；此外还有英、美、德、苏、日等国教师来校讲学或教授外文（付克 1986）。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学校被强行关闭。虽建校仅五年，上海大学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也为中国外语教育作出了特殊贡献。

1.1.2 掌握斗争武器，对抗日本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抗日将士和革命青年的日语水平，为取得抗战全面胜利提供各种日语人才，同时在延安解放区培养俄语人才。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日语也是抗战的重要武器。为提高全军日语水平，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措施：（1）通过短期速成班，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学会使用简单的日语，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例如用日语喊话、写传单、劝降缴械等；（2）成立一年或半年的日文训练班，培养从事对敌侦察和破译电码等高端工作的专门人才；（3）成立“敌军工作训练队”，培养对日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的革命干部（周大军、李洪乾 2019）。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为与苏联派往延安协助抗日的人员进行沟通，以及了解新生苏维埃的发展和学习马列著作及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共产党急需俄语口笔译人才。当时在延安革命根据地采用了两种学习方式。一是开办俄文讲习班。讲习班属于在职学习，虽然学员流动性强、学习缺乏系统性，但仍收到一定成效。二是开设俄文专业。当时延安主要有两所专门学习外语的学校。一所是1941年9月成立的延安大学，共招收学员80余名，分高级班和普通班。除了教师自编教材外，学员还能读到《真理报》《消息报》等俄文外刊。经过学习，高级班学员能将外刊上的文章译成中文，普通班学员为深入学习俄语打下良好基础（付克 1986）。另一所是延安外国语学校，其前身是1941年3月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队，几经更名，1944年6月改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并增设英文系，其培养目标很明确，即为抗战培养政治、军事和外事三方面的翻译人员（周大军、李洪乾 2019）。

1.1.3 服务解放战争，储备外事干部

解放战争阶段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多种外语人才，为带领人民获得解放发挥作用，为新中国成立作好干部储备。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为给我国提供支持与帮助，派遣红军驻扎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他们与当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联系非常密切，我党急需干部能用俄语与他们沟通。于是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一些大城市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不少大学和高中上俄语课，东北地区大学俄语课每周不少于四小时，电台开展俄语广播教学（付克 1986）。

1945年9月起，延安外国语学校兵分两路：一路到华北地区，在张家口成立了外语干部训练班，经过多次重组更名，最终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另一路到东北地区，在哈尔滨成立东北民主联军附设外国语学校，几经更名成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成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一部分。这两所学校培养的人才大都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外事干部（周大军、李洪乾 2019）。

1.2 第二时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立国安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国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捍卫主权独立，为人民保卫胜利果实（杜起文 2019），开展国民经济建设，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受到四个主要因素影响：（1）中苏关系跌宕起伏；（2）抗美援朝；（3）新中国外交发展；（4）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1.2.1 中苏关系跌宕，捍卫国家主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尽快改善人民生活，毛主席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向苏联学习，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积极发展经济。1953年，在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援建我国156个工业项目，我国迫切需要一大批俄语人才。除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四所俄文专科学校外，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等19所大学相继增设了俄文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开办了各类型俄文学校和训练班（付克 1986）。同期，军队也为俄语教育作出积极贡献。1950年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在重庆组建俄文训练团，经多次变迁，发展为今天的四川外国语大学。1950年新疆军区成立俄文大队，后发展为今天的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周大军、李洪乾 2019）。这些措施都大大缓解了俄语人才短缺的困难。

为提高俄语教学质量，教育部相继于1951年和1953年召开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并颁发相关文件；1955年6月召开俄语专业统一教学计划座谈会，1956年4月召开教学大纲审定会议，一次通过俄语专业15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同年颁发《高级中学俄语教学大纲（草案）》，并于1956年前后出版了相应的俄语教材。1949年至1956年是俄语教育发展“繁荣期”，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教学走上正轨，教师队伍得到很大发展。但后来出现俄语人才过剩问题，教育部于1957年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外语专业结构，压缩俄语教育规模，扩大英语和其他外语语种教育（付克 1986）。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妄图推行称霸世界的战略，在一系列有损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后，便采取多种措施对我国施压，但我国未向苏联屈服让步（唐家璇 1999）。1960年7 月，苏联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300多份专家合同，废除20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在一个月内撤走所有在华苏联专家1,390名，后又在我国新疆边境上挑起纠纷。中苏关系从1956年开始的“蜜月期”跌到“仇视期”。与之相应，俄语教育也进入“低潮”，政府采取措施解决俄语人才过剩问题。

1.2.2 输送专业人才，支持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7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抗美，保家卫国。语言专业人才对抗美援朝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收集情报、侦察敌情、审讯俘虏等。

为满足战地需求，军委各相关机构积极行动，为前线输送外语军事干部。1951年夏，军委情报部以“部队侦察干部学校”名义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培训，并指示各大军区成立专门机构，开展外语训练。1953年5月，又调集华东、华北、东北、西南四个军区的外语学校、训练队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前往张家口，正式组成军委情报部干部学校，对外称“军委外国语文学校”，学制三年，开设英语、日语和法语三个专业，培养对象为连、排级外语军事干部（周大军、李洪乾 2019）。

1.2.3 拓展新中国外交，树立新国际形象

除苏联之外，1949年至1950年新中国与欧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相继建交。至1969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建交后，国与国之间会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需大量语言人才。自1952年起，北京大学东语系集中教授朝鲜语、日语、蒙古语、越南语、缅甸语、暹罗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10个语种（付克 1986）；1954年北京大学增设波兰语和捷克语。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基础上，于1956年增设罗马尼亚语，1958年增设阿拉伯语，1960年增设葡萄牙语，1961年建立亚非语系，招收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柬埔寨语、僧伽罗语和老挝语学生，1962年日语从外交学院转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于1952年至1954年先后开设朝鲜语、越南语和意大利语专业。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于1959年建立外语系，设立波斯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专业（丁超 2016）。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于1960年成立，开设英语、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专业。

1962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批准外交部提交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提出逐步开设新语种，每年增加5种左右，争取在10年至20年内增至74种。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教育部会同中央其他部门于1964年10月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内容涵盖四条教育方针、六大指标和实现具体指标的保障措施等。这是新中国首部外语教育纲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根据上述精神，196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增至11个语种，同时还增加了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和意大利语等（丁超 2016）。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北京新办了两所外国语学校，在上海、广州等10个城市开办了外国语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或初中一年级开始学习外语，为高校外语专业输送优秀生源。

1.2.4 恢复联合国席位，迎来建交新高潮

1970年，我国与意大利、加拿大、智利、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等五国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年与我国新建交的国家有15个。1972 年2月，尼克松访华，这一年与我国新建交的国家有16个。截至1972年，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达86个。

此时我国外交工作急需一大批外事干部，但当时外语教育受到“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已到崩溃边缘。为保护外语人才，周总理将67、68两届毕业生集中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并派专人去探望，要求农场领导每天为学生安排时间学习外语，不能中断。1970年11月，周总理专门同在北京的外语院系师生代表座谈外语教育问题，强调练好“三个基本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尼克松访华后，毛主席与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专门研究外语人才的培养。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自1971年，一些外语院校相继恢复招生，有的还增设新语种。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中央还聘请了外籍教师。但中央的举措遭到“四人帮”的抵制和破坏，例如教学内容只能是毛主席著作和政论性文章，安排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当时虽然学制是三年，但实际花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付克 1986）。尽管如此，这一批人仍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语干部，为打开国门、开展国际交往作出了积极贡献。

1.3 第三时期（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富国兴民”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冲锋号。之后，大批外资涌入，中外合资、外方独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业市场上外语人才紧俏。伴随改革开放，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举办奥运会；2010年举办世界博览会。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外语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这一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格局，推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为加强外语人才培养，教育部颁布了系列文件，从宏观层面有效把握外语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从实践层面采取多种措施落实教育部提出的方针政策。

1.3.1 推动外语教育改革，服务全面改革开放

根据《中国商务年鉴·2020》，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呈快速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有大幅增长，总体国力提升（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 2020）。在国家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外语教育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在党的领导下，为提高外语教育服务国家发展的精准性，教育部多次召开重要会议，颁布系列政策文件，引领外语教育创新改革，全国外语教育发展进入“黄金期”。

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作报告，经讨论提出《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后经国务院批准于1979年3月29日正式颁布。该文件涉及多方面工作：（1）必须加强中小学外语教育；（2）要大力办好高等学校公共外语教育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3）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外语院系；（4）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5）大力抓好外语师资队伍培养和提高；（6）编选出版一批相对稳定的大、中、小学外语教材；（7）加强外语教学法和语言科学的研究；（8）尽快把外语电化教学搞上去（付克 1986）。这是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后首次颁布的外语教育文件，对我国外语教育走向正轨、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直到20世纪末，这一文件仍是许多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刘道义 2008）。自此，外语教育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期”：外语本科专业点数量显著增加，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冲锋陷阵，中小学外语教育蓬勃发展。

1）外语本科专业点数量显著增加

1978年以前，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各校外语专业进入停摆状态。1978年到20世纪末，各行各业对英语人才需求增大，英语本科专业发展规模和招生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我国开设英语本科专业的学校有321所（付克 1986），1998年增至790所（戴炜栋 2008）。1999年起高校扩招，大批学校建立新校区，增设外语专业。截至2007年底，全国有899所高校开设英语专业（何其莘等 2008），2012年增至967所，招生人数达151,794人。

其他外语语种本科专业点增长也很快，其中日语专业发展最为突出。作为邻国的日本率先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来华投资、推进贸易增长。1978年，中日贸易额为48.2亿美元（王扬阳 2012），2012年达到3,294.5亿美元（温绍博2014）。随着中日贸易增加，日语人才供不应求。1983年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增至40所（付克 1986）。进入21世纪，日语专业加速发展，2007年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达385所（谭晶华等 2008），2012年增至479所，招生人数达27,916人。

同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极大带动了相关语种专业的设立。例如，1983年全国有29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付克 1986），2012年增至130所，招生人数达5,861人。1983年开设法语专业的高校有25所（付克 1986），2008年超过70所（曹德明 2008），2012年增至113所，招生人数达4,962人。1983年开设德语专业的高校有21所（付克 1986），2007年增至近70所（魏育青、李晶浩 2008），2012年增至90所，招生人数达3,851人。2008年开设过朝鲜语（韩国语）专业的高校有67所（刘曙雄 2008），到2012年猛增到107所，招生人数达4,657人。20世纪80年代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校仅有7所，90年代增至16所（国少华2008），2012年达27所，招生人数达960人。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与西班牙语国家交往不是特别密切。1982年教育部高教司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西班牙语教育座谈会，提出“控制招生规模，压缩专业点，提高培养质量，加强研究工作，加强师资培训”。会议决定将原有11所招收西班牙语本科专业的高校压缩到7所，每年招生控制在30—40名，并指出今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适时发展西班牙语本科专业（陆经生 2008）。直到2000年才恢复到14所，2008年增至近30所（郑书九、刘元祺 2015），2012年增至51所，招生人数达2,693人。

2）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冲锋陷阵

为服务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党中央首先抓理工科大学外语教育质量的提高，从大纲制定、教材编写、自主研发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逐步转向文理科外语教育改革同步前行。进入21世纪后，为应对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及大学招生规模增加，大学外语教学从培养目标到教学模式进行了全面改革，为大学各门课程教学质量提升作出了示范，树立了标杆。

在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上，教育部首次将大学外语教学的重要性提高到我国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高度。结合本次座谈会精神，《人民教育》1978年10月号刊登评论文章《大力把外语教育搞上去》。文中明确指出：“如果说交通运输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那么，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外语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起着先行的作用。”其后，教育部首先采取措施提高我国理工科大学生的外语水平。

1979年，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起草《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并于1980年8月出版。1980年11月，教育部批准成立高等学校理工科公共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及英语、俄语、日语、德语等编审小组。1980年至1982年间两套不同起点的理工科本科生英语教材正式出版，1982年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推动全国公共外语课教学经验交流。1980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1980年至1983年高校英语教师培训计划》，由清华大学等9所理工科院校为全国高校培训了2,100多名公共英语教师。该培训计划结束后，1983年教育部在天津大学等6所院校设立公共英语教师培训中心，使教师培训工作能够持续进行（吴鼎民、刘长江 2008）。

1985年11月，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在理工科基础上增加了文科。自此，全国各类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有了统一组织。编审委员会下设综合大学英语、工科英语、德语、俄语及日语等五个编审组。随后，综合大学英语编审组审定通过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简称《大纲》），1986年3月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准。依据新批准的《大纲》，多套教材相继推出，大大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材料的选择（吴鼎民、刘长江 2008）。1987年9月我国自主研发的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首次举行，1989年1月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首次举行。从1987年起，全国各高校对大学英语教学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各校大学外语教学呈现一片繁荣发展景象，走上了规范化、统一化道路（蔡基刚 2012）。

进入21世纪，大学英语教学面临双重挑战。第一，199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将高等教育推进到大众化阶段。大学外语师资严重匮乏。第二，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奥、申博相继成功，各领域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对外语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新要求，特别是对听说能力的要求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2003年4月，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将大学英语教学作为整个改革工程的开路先锋，改革任务包括：（1）推动计算机辅助教学，建立机助学生自主学习中心；（2）修订教学大纲，从重点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转向重点培养听说能力；（3）大力改革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内容，以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吴鼎民、刘长江 2008）。

2003年12月，教育部高教司印发《关于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2004年1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颁布，强调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提倡基于计算机和课堂面授有机结合的模式，增强教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能力（王守仁 2006）。2004年2月《关于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确定180所院校作为试点单位。自此，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为各校教学质量工程的重中之重，大学英语的教学地位和学科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3）中小学外语教育蓬勃发展

中小学外语教育是提高全国人民外语水平的基础。因此，从党中央到各级领导对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都非常重视。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先后于1978年、1982年、1986年召开过三次全国外语工作会议，奠定了中小学外语发展的基本方向（刘道义 2015）。此外，党中央与时俱进，在1978年至2012年间多次修订外语教学大纲，调整中小学外语教学目标；进入21世纪后还将小学学习外语的时间提前到一般情况下的三年级。中小学外语教育得到充分关注，开始蓬勃发展。

1978年至2012年，除了上述三次全国性会议及会后颁发的文件外，中小学外语教育领域最令人瞩目的还有两个主要事件。第一是教育部于2001年1月印发《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决定把从小学开设英语课程作为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并随文件附上了《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第二是中小学外语教育课程目标从早期的“双基”（即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为2011年的“综合能力”。1978年至2003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多个中学外语教学大纲。这些大纲对学生学习外语的具体要求虽有变化（例如词汇量），但就课程目标的本质而言，都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其显著特点是注重语言知识系统化和语言技能熟练化。这样的目标虽对解决当时外语人才奇缺问题起到积极作用，但未将这些知识和技能整合到具体情景中，对学生运用外语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未给予足够关注（徐浩 2018）。

上述大纲中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简称《标准》）实施10年后，教育部基于大量调研数据和一线师生反馈，对2001年颁布的《标准》进行修订，发布《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简称《标准（2011年版）》）。《标准（2011年版）》明确规定课程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并对形成这一能力的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提出了明确要求。《标准（2011年版）》不仅强调英语学习的工具性，而且突出人文性，提出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3.2 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

根据《中国商务年鉴·2020》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979年至1982年的18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211亿美元（中国商务年鉴编辑委员会 2020）。这标志着外资和合资企业数量的增长，特别是我国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境内外人员、资金、技术的交流迅速加快，贸易、金融、法律、新闻等各专业领域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激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2002）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与大量涌入的工业、金融、商业和高科技跨国公司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将会导致高素质人才的供不应求。”

为更好服务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外语院校和理工院校开始尝试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1993年和1994年先后在华东理工大学和东南大学召开两届全国理工院校英语专业教学研讨会，议题是如何在理工院校英语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秦秀白、吴古华 1999）。1995年在厦门大学召开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会议。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培养高层次的、掌握专业和掌握外语的人才。”学界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过去单一的语言、文学培养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必须进行改革。

1998年12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第一次以文件形式阐述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必要性，确认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概念和培养模式（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998）。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率先将复合型人才列为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何其莘 2001），并对复合型英语人才提出明确要求：“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同时确定了复合型英语人才应该学习的三大知识板块：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自此，英语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名正言顺”了。

其他外语语种专业也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德语专业。1997年，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在青岛召开“中国德语教学如何面向二十一世纪研讨会”。随后，各校根据情况对专业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初步形成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德国外交和经济、跨文化研究等专业方向的复合型教学体制，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合作开展“德语/经济学本硕连读专业项目”，共同培养德语/经济学复合型人才，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魏育青、李晶浩 2008）。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二语习得、教师发展和国家语言能力等。

常小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编审。主要研究领域：外语教学、二语写作。

本文发表于《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1年第2期第7—19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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