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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我所认识的许国璋先生（桂诗春）
大概在中国教和学英语的人是没有不知道许国璋的名字的了。五十年代中叶，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教的就是他主编的《英语》，早就心仪这位前辈。这本教材抓住了两个特点，一是结合我国实际，二是适合成年人自学，故能历久不衰。文革后兴起了学习英语的高潮，“许国璋”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我曾和许老开玩笑说，“许国璋英语”已经成为象英国英语、澳洲英语那样的英语变体了，你看街上不是贴满了“许国璋英语班”的广告吗？有一次许老从国外回国经过广州海关，检查人员一看护照，知道是许国璋，便连忙请教怎样学好英语。许老以他的教材而遐迩驰名，这一点自有公论，但使我佩服的是，这一位教材编写专家同时又是一位语言哲学家、思想家。他学贯中西，又专治语言学，文革后致力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于是介绍Austin， 纵论Saussure，重评马建忠，发掘金岳霖，注释许慎《说文解字•序》，阐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给我们留下一笔笔丰富的思想遗产。先生的道德文章，山高水长，自有后人评述。
但我想指出的是，许老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英语教育家。打倒“四人帮”后，教育部在1978 年召开了一次全国的外语教育座谈会，请他到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他环顾美国、印度、日本的经验，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提出新时期外语教育的方针和任务应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的文化知识，为我所用，因此应该把以培养翻译干部为主的教学目标转变为培养各行各业掌握外语的人才。这些话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其科学预见性。许老在报告中强调自学的学习方法，说老实话，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但是日后的发展却说明他的深刻洞察力。自学考试制度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在我国地平线上，就受到他的热情的关怀，从主持全国英语自学考试委员会，到视察考场，捐赠稿费支持自学成材的青年。有一年他在广州，我们请他和自学英语的青年见面，他欣然同意。这是在广州一家中学的礼堂，礼堂里密密麻麻坐满了几千人，有学生，也有老师，迟来的坐在窗户边和操场上（当时拉了两个高音喇叭），盛况空前。许老在会上作一个多小时的讲话，热情地支持自学考试，鼓励青年自学成材，还指导青年怎样自学他的教材。
但是他也不是对“新的”事物一律支持的：在1992 年第3 期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编者的话”里，他专门讨论了“上海的一桩试验”，对私人创办小学、标榜从小学学外语提出异议：“至于小学学外语，我们是领教过的。小学五年，外语占了大部分时间，一星期学一篇精读的课文，5 年学160 篇。这些课文都是改写又改写，有句无文，有文无情的东西，篇篇能背得出，也还是没有学到外语。与此同时，小学生专重外语，通盘的文化自然削弱。有的外语附中，中小学加在一起11 年，主要的教学活动都是短篇外语课文，其乏味单调可知，也难怪许多外语附中的学生，学外语倒了胃口。这里也有一定信息，不知有志于改革诸同志以为如何？愿改革者从本族文化基础着眼，从英语、国语、算术三项并重着眼。愿改革成功。”许老既支持改革，但又对因改革而走进误区者提出忠告。作为对许老的响应，我给他寄去《“外语要从小学起”质疑》。他指示学生王克非把此文放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4 期上发表。他审过的“编者按”（王加）指出：“教学的安排，应首先出自科学的论证，想当然和盲从，既无益，又浪费。教育要讲效率。三年的学习内容，花五年去学，是不讲效率；撇开教材的衔接，造成重复学习，是不讲效率；忽视认知能力的差异，以教儿童的方法教成人，或反之，也是不讲效率。”现在社会上兴起了一些脱离我国实际的“贵族”学校，标榜什么“全英制”，有的家长不明所以，还以为是智力投资。许老这些教导是很好的清凉剂。
我在这里还想谈一点个人的亲身感受，以见许老的人格力量。
一是许老对后学的成长关怀备至，扶植提携，不遗余力。我认识许老近三十年，虽然南北相隔两千多公里，也常获得教益。记得1980 年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一个“应用语言学和英语教学”的学术讨论会，当时请了国内好几个外语教学的老前辈参加，我们安排了他们作主题发言。许老就私下向我说，我们老先生也不一定知道多少新的东西，你们年轻的同志应该大胆登上讲坛作主题发言。会后不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找我商量，请我主编一套《现代语言学丛书》，我自揣力有未逮，建议请一些老前辈出山，以壮声势。出版社当然求之不得，就让我活动，结果我找许老和王宗炎先生两位商量，未想到他们一口就答应下来。事后出版社的同志和我谈，不知道我和许老有些什么交情（他们知道我和王先生较熟），竟能动员到他老人家。其实当时我和许老也仅有数次往来。他们两位在编辑这套丛书上倾注不知道多少心血，从定选题、约作者到最后审稿、改稿、写序言，他们都亲力而为。而我这个做联系工作的也从中得益非浅。后来湖南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另一套《语言学系列教材》，又通过我请许老作序。这套教材出版了两个系列，许老均分别作序，不但论述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有机联系，还对我们这批后学者勖勉有加。这些热情过誉之词，我们都万分珍惜，作为终生的鞭策。1987 年我把一些论述应用语言学的文章结集，交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把一大捆稿子寄给许老，请他写几个字。不到两个多星期，他就把稿子寄回，还附有他写的序。从序言所引述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把我的文章都看过。这使我十分感动，后来见到他，我即道谢说：“我只是请您写几个字，未想到您把我的稿子都看了，实在不敢当。”他认真地说：“我确实都看了，不然怎能写出来？”
许老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后，不但主持语言研究所的工作，而且还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在《编者的话》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使杂志大放异采。他在一张贺年卡里还约我每年为《外语教学与研究》至少写一篇稿，对我来说，这是激励我奋蹄的扬鞭，我勉力而为，不敢有负许老的厚望。去年在翘望他康复之际，我写了《应用语言学的系统论》，这多少也是得自他的鼓励，谁知道正在校对文稿的时候却传来他去世的噩耗，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得到许老的点拨了。
以上谈的是我个人的亲身感受，但是这绝非许老对我个人的厚爱。在我和许老的接触中，处处都感到他那“新竹恨不高千尺”的心情。我们交谈的话题之一是培养年轻人，例如广州有哪些年轻人找过他，哪些年轻人在学术上有些什么成就，他都和我交换意见，不乏嘉许之词。他也常谈到他怎样重视扩展研究生的视野，要求他们站在哲学的、科学的、文化的高度来研究实际问题，所幸的是他所培养的几位年轻人均已大成，大得乃师遗风，后继有人。许老在《编者的话》里评点来稿时，对青年学者的成就均及时地鼓励和肯定，更是有目共睹，无需细说。
二是许老生活简朴，自奉甚约，真是“吃的是青草，挤的是牛奶”。我认识许老的早期，在北京东安市场的和平餐厅碰到他和许师母，一起吃过一顿简单的饭。当时他就告诉我，他一个星期出来吃一次，就顺便带点面包回家。文革后，我有一次上他家，他就告诉我，他在北外的收入算是中下层，以前去和平餐厅吃饭买面包的事，早就取消了。改革开放以后，他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他告诉我，他的钱用不完。我想这与其说他收入甚丰，还不如说他生活上要求甚低。我访问他时，他和我到北外的教工饭堂吃饭，就加一个炒肝尖。在夏天，他在冰箱里储备了一些几分钱一根的冰棍，客人来了，就待以一根。我吃过他的冰棍，也陪他一起到校门口去买过冰棍。他来过广州外国语学院作客，我们专家楼饭厅的师傅都知道，北京来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许国璋教授最容易招待，他只要豆腐和鱼。有一次，我们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讨论会。因为我会说粤语，他就请我做翻译，和饭厅的主管说，他只要清淡的饭菜，青菜豆腐都可以。八十年代中叶，山东请他和我去讲学，许师母去了，我爱人也去了。主人安排我们住在一家大宾馆，让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随便点菜。结果许老每天点的都是最简单不过的菜，除豆腐青菜外，荤菜不是鱼，就是宫爆肉丁。讲学最后一天，许老说，我们来庆祝一下，吃点好的，结果他才点了一个炒虾仁。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和许师母路过广州，我们夫妇去看他们，大家出来吃饭，我知道许老喜欢吃鱼，就点了一条鱼，许老连忙说，不要一条，半条就够了。后来我坚持要一条，其实四个人一条鱼，也丰盛不到哪里去。但是许老却记在心里，后来有一年，我们夫妇去北京看他，他一定要请我们到北外附近的一家烤鸭店吃烤鸭，并在席间说，这是对那条鱼的回报！许老住在北外宿舍，只有两间房；后来条件改善了，学院配给他新房，他也不愿搬走，结果多要了一间房的“书斋”，有一个小院子。房间的陈设十分简单，除了书柜、书桌和一张靠背椅外，就是家徒四壁。可是许老在这个小小的蜗居里却怡然自得，面对庭院里他所喜爱的花草蔬果，写出一篇又一篇博大精深的鸿文。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许国璋先生 —— 他朴实无华而思想深邃，严于律己而又待人宽厚，他匆匆过去，但又播下长存人间的火种！英国诗人Wordsworth 所热切追求的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 不正是许老的最好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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