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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师的风范——怀念许国璋先生(秦秀白)

秦秀白 外语学术科研网 2021-03-17


“有
情有论文章美,不惑不泥见地真。树老春深花更著,传薪如火在乾坤。”是时,许老论语言一书出,其弟子克非先生题呈上作。许老独喜第三句,然吾私以为,字字句句皆道真。


适逢许老诞辰百年,遂将纪念活动告知同辈师者,未料得语,“知其人却不知其事”。许老为人,定无谓今日为几多同行所知,然吾不愿其奉献、其精神、其风骨被时世掩藏,感其对国家之赤诚关切、为教育之鞠躬尽瘁,对学术之求真务实,念其待人之诚挚真切,性情之纯直质朴,皆为吾辈表率。故欲以此契机,将许老之人、之文、之事详述于今,若字里行间一思一语触及汝心,吾微愿足矣。

——小编语

许国璋先生溘然逝世,我异常悲痛。当代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外语教育家,我等莘莘学子痛失一代宗师。数月来,只要我独坐书室,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先生的音容笑貌,难以接受他已谢世的残酷现实。对许先生的怀念是不受时空所囿的,这是因为他的外语教育思想早已溶于学人之心,并将对今后几代人产生影响。我没有资格评述许先生的业绩和学术思想,只想就先生的宗师风范说些切身体会,藉以寄托哀思。
1986年10月,七十开外的许先生曾为《外语教育往事谈》一书撰稿,文章写道:
季羡林先生曾为文曰:既不伤春,亦不悲秋,鞠躬尽瘁,老而后已;四句最得我心,也最教我敬佩。

是呵,许先生一生“不伤春”,“不悲秋”,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部倾注于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1984年秋,我回母校出席王佐良先生和丁往道先生主编的《英语文体学引论》教材审稿会。一天晚上,许先生请上海师大陈冠商先生和我吃饭。许先生和陈先生均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席间自然会谈到那段令人心酸的经历。我曾不揣冒昧地插问:“是什么力量使您熬过了那些岁月?”许先生斩钉截铁地答道:“就两条:一是我坚信国家是需要我们这些人的;二是许师母的关心和照顾。”这朴素的言辞中蕴藉着一位老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和爱戴。我不禁想起1977年冬我第一次回母校见到许先生时的情景。那次是受单位委托,回母校了解“文革”后的英语教学情况。一天早晨,我在教学楼见许先生向一间教室走去。他戴着口罩,系着一条厚厚的围巾,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保温瓶。许先生说,他感冒了;知道我的来意后,他叫我进了教室,听了一节课。课后我对许先生说:“您感冒了,本该告假休息的。”许先生都说:“‘四人帮’倒了,你不知我如今的心情有多好!我要大干一场了。”接着便放连珠炮似的向我打听武汉地区的大学是不是都开了英文课,用什么课本,老教师是否都上讲台了等一系列问题。我本来是借机向先生讨教的,反倒成了被采访对象。当我说到许先生编的《英语》教材又悄悄回到课堂时,他说:“值得高兴的倒不是这套教材,而是这种现象,它意味着中国外语教育的复兴。你看吧,不要多久,外语学习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兴起。”我接触过的母校校友和老师都认为,“文革”后的许先生变得更加精神了,他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外语教育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许先生对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关注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不论是外语院校、综合大学,还是师范学校、理工大学,也不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等专科学校,凡是有英语教学的地方,许先生都予以足够的关注,并能以哲学家的眼光分析现状,预测未来。凡是与英语教学有关的问题,大至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小至某门课的具体教法,他都肯细心过问,深入了解,并能及时地发表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他任《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编后,他利用“编者的话”这一栏目,有的放矢地阐发了他的教育思想,用至诚的心声和火一般的热情为外语界的教学与科研导航。

许先生的宗师风范还体现在他的治学精神上。谁都知道许先生博览群书,可谓学贯中西,可是他从不以老师宿儒自居,而是读书不厌,治学不止;年逾七旬,仍在孜孜不倦地读新书,汲取新思想,发表新著述,为后学树立了不朽的榜样。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那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总是高瞻远瞩,既致力于挖掘祖国语言和文化的丰富遗产,又能以敏锐的眼光及时地把握国外的学术动态,力图将中国的外语教育推向世界文化教育的大舞台。他教人读书也多出于这种目的。许先生鼓励年轻人读书,但反对照搬书本。有一次,我回母校参加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讨论会。我向许老诉苦:国外语言学著述充满新奇的术语,不译成汉语似乎难以掌握。他听后便说道:“你不必把精力花在译名上,关键是抓住观点,看人家是从哪个角度谈问题。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Chomsky 也好,Halliday 也好,都不必照搬,而是要领会人家观点的实质,看它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解释能力,还要看它经不经得起验证。千万不要被那些时髦的术语所迷惑。”许先生劝人读书时有时竟让你感到咄咄逼人,大有催山搅海之势。1980年初夏,广州外国语学院举办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研讨会。那是一次我国英语教育界几代人的聚会。大会发言第一天,吃罢晚饭,许先生叫我陪他散步。他显然对当天有的发言并不满意,颇为忧虑地说:“六十年代就谈听说读写之间的关系,到了今天还在老生常谈,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十分赞赏广外在开展应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魄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他问我“你读过Corder 的那本书吗?”我说在国外进修时曾翻了翻,他面带愠色地说:“那不行!那不叫读书。Corder的书要读,Rivers的那本书也要读。你还得读《马氏文通》、《说文解字》。教英文的人要懂得西方文化,也要懂中国文化,否则顶多是个会说几句英文的教书匠。”正是在许先生的启迪下,我逐渐悟出个道理:似乎有两种教师——职业型的教师和学者型的教师,后者才是自己的努力方向,而要做个学者型的教师,就该视读书为一种生活方式,甘贫守志,不断进取。

许先生喜欢的学生必须具备两个素质:一是读书用功;二是学风严谨。他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期望年轻学者尽快成长。他把对年轻学者的期望与提携寄寓于严格要求之中。1987年秋,许先生约我写一篇文体学理论述评的文章。数月内,我几易其稿,而文中有意回避了西方文体研究中的种种分歧。许先生阅后,立即退稿,命我务必把那些“种种分歧”交待个明白,促使我知难而上,重新组文,取得了新的收获。治学时,许先生对人对己均讲求“认真”二字,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和惰性。然而,在生活中,许先生处事待人,又是异常的豁达和博爱。1983年底,许先生欲将其《英语》课本的自学辅导手册( 罗长炎同志编,许先生逐课撰写指导学习的说明文字) 交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委托我联系,并希望能在三个月内出版。事后,大概感到这样处事不妥,许先生便来信纠正:


秀白足下,二次来京,与谈学问文章,语语心洽,真学人也。关于拙编说明书,出版社总不免受物质条件之制约,故于出版时期,撰稿一方有其愿望,但如何实行,仍应视实际情况而定,否则不能谓通情达理也。至于质量,极盼认真从事,此亦写书人之常情,诸希鉴谅是幸。简此顺贺新年好。

许国璋手启

八四年元旦

1984年秋,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先生曾写信邀请许先生趁英语文体学教学大纲讨论会在汉召开之际来校讲学。由于许先生公务繁多,未能与会,但许先生托丁往道先生带信致歉曰:


武汉之会,我竟不来参加,而华师院院长同志之信与足下几次来信,也没有置答,非常不对,也非常对不起。……总之是没有来,约而未践,都是做事无计划之故。多谢贵院盛情。明年春日再报。来时,请从简、从省、从短为宜。最近有一次会,接待单位太铺张,教育部提了意见。书不尽意,祝会议胜利。

许国璋

84/11/4

1988年秋,许先生到武汉讲学,受到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湖北大学等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还不顾年迈,坚持乘车数小时到黄冈师专讲学。许先生以饱满的激情讲治学,讲师道,讲如何自学,讲如何成材。他还针对电视片《河殇》的错误观点,对师生们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又一次展现了宗师的风范。也就是在那次讲学期间,许先生针对我在原单位所遇的一些不快之事,谆谆开导,嘱我潜心读书,好自为之。我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我与许先生的最后一次晤面。


1992年初我调到华南理工大学任教。同年9月,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优秀教材评审会时,我本拟会后回母校看望许先生的。无奈所订机票日期改变,只能在离京前的夜晚通过电话向许先生问候。许先生一开口便问我新的工作单位是否有书读,问我是否心情舒畅。当他知道我一切均好时,他鼓励我在新的天地里继续进取。电话中,我又重念了曾在写给许老信中提到的龚自珍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许先生听罢笑了。这是许先生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笑声,它孕藏着先生对我的期望。

许老,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努力做一名学者型的教师。

许老,您安息吧!

1995年3月18日完稿


许国璋先生生平简介、主要著述及其他当代外语名家对许国璋先生追念之文,请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许老其人

许老其

悼念许国璋先生(季羡林)

许国璋的思想遗产(王宗炎)

我所认识的许国璋先生(桂诗春)

斯人已逝,遗风永存——追思外语界良师益友许国璋先生(胡壮麟)

外语教学与治学的楷模(戴炜栋)


11月6日-11月14日,我们将每日陆续刊登桂诗春、胡壮麟等外语名家对许国璋先生的追思之文,欢迎持续关注。还未关注我们的朋友,请点击文章标题下方蓝色字体“外语学术科研网”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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