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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许国璋）
我们过去一个时期外语教学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第二，通过外语与各国人民进行联系；第三，把外语作为工具，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为此，也必须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解。现在增加了新的一项，就是 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新就新在这里。
是否只是增添了一项新的任务，仅此而已？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是把这样一项任务的意义看低了。提不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实际上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前者自以为是，闭关自守；后者高瞻远瞩，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前者是故步自封，后者是决心赶上。前者是自以为天下智慧尽在于我，看不到也不屑于学人之长；后者是清醒地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长处，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不足。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我们的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比一比。承认有差距，表示我们具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大智大勇。
这个新的任务将给外语教学带来什么变化？我认为，它将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过去以培养翻译干部为主的教学目标，转变成为培养各行各业掌握外语的人才。也就是说，从培养专职的、其实并无专业训练的外语干部、 翻译人才，变成为各行各业既通外语又通本行业务，能够用外语直接汲取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这样一个训练目标的转变，目前还没有真正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可以说刚刚开始受到关注，甚至还有阻力。但是，我们的既定目标是要快速地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种转变是一个必需的措施。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外语教学才真正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
美国在珍珠港事变（1941年12月）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外语教学方针。事变迫使美国参战，战线延及两洋三洲。士兵的外语能力——特别是讲平时很少有人学习的各种语言的能力——成为实际需要。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写 了《实际掌握外国语的指导提纲》（Outline Guide for the Practical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1942）。他这样说明他的指导提纲的目的：“看来，从现在开始，将有许多美国人不得不说、不得不了解各种各样的外国语。其中有些语言，在我们的中学、大学里进行教学，主要是法、西、意、德诸语。至于学其他语言，要受到正规的训练，就不容易了。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读者学得好些。”布龙菲尔德倡导的教学法，就是后来所谓“听说法”。这个方法的好坏，这里不讨论了。有两点值得注意：
1. 战争发生后没有多久，远在美国军队到达各战区作战之前，就注意到了训练大批会说会听各种陌生语言的人才（主要是亚洲、中东、非洲、东欧的语言）。
2. 事起仓猝，需才很急，于是注意到有必要设计能奏速效的学习方法。
为什么只学听与说？一是在战地，能听能说，够了； 二是许多语言没有对美国人适用的教材，相反，居住在美国的各族侨民却不难找到。他们口讲的生活琐事、寓言、故事、笑话，是上好的教材。因此没有必要也来不及编印教材。不要讲道理，这些侨民里也难得有人经过语言学的训练，讲道理也不一定讲得清楚。模仿，无休止的模仿，行了。
指导提纲的作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是受美国语言学会的委托而写这本小册子的。就在 1942年，美国国防部会同语言学家设计了陆军专门训练教程，一年之内，训练了数以千计的在作战当地能听能说的人才。其特点是：优选人才，目标单一（只搞听说，不管读写），时间集中（每天六小时），慎选教师（必须本族人教本族语）。这是从美国自己的国防利益出发订出的一个紧急性外语教学方案。
1957年11月，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是苏联人发射的。美国人发现空间技术落在人后，朝野震恐。外语界也感到很大的不安。有一位大学教师写道：过去，人们说，“谁有一得之见，一言之献，谁就用英语说就完了。”现在，这些人应该痛苦地看到：在某些科学领域里，苏俄超过了我们，威胁着我国安全。最近发生的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教育界的态度，也改变了美国公众的态度；而美国教育制度中种种不足之处，也一下子暴露出来了。
第二年（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法案提出了国家关于加强科学、数学、外语的规划。它的外语部分规定拨款新建47所语言与地区中心（Language and Area Centers）。 其特点是多科性（interdisciplinary），即某一语言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文、历史相结合；全面地掌握语言，既能用作表达的工具，又能用作研究的工具。学习时间四年；以假想敌人为重点，特别是俄国与东欧，密切注意这些地区的科技情报。这是美国从自己的国防利益出发制订的另一个外语教学方案。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印度。印度人之用英语，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19世纪初叶强加的。在殖民地时代，英语曾经被用作为一种同化的工具。但正是由于掌握了英语，印度的革命者从外国学到了政治、哲学与科学，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终于在 1947 年取得了独立。独立后的印度，还要不要英语，曾经引起辩论、争吵，甚至暴动以及某些民族之间的不和。
当时曾经立法， 以15年为期，取消英语，以印地语为国语，并责成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此事。10年以后（1957年），咨询委员会提出报告，建议另一种方案，大意说，鉴于印度是一个多民族、语言多至三百多种的国家，硬性规定印地语为国语是行不通的。新方案建议：各人的母语为第一语言，印地语为第二语言，英语为第三语言。后来又在宪法中规定，可以在15种语言（包括英语）中任择其一。现在，英语在印度已成为次大陆上语言不同的民族之间一种交往的工具。 其语音、词汇、甚至句法已与本土英语有相当大的不同， 甚至可以把它当作独立于英语之外的一种语言。在印度， 英语又是教育与学习的工具，与外国通讯的工具。印度的情况和非洲的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有共同之处。用一种外语作为互相交往的工具，原是不得己的事，但是考虑到种种因素，不必“感情用事，沙文主义大发作”[a fit of sentimental chauvillism—— 印度作家安纳德（Mulk Raj Anand）语 ]，弃之不用。这样做，不利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殖民地时期的同化工具，现在已被用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具。有些西非洲作家，以英语写出自具风格的作品，描写自己社会里的希冀、坚韧，也写了冲突与困惑。
那么，应该怎样估计日本的英语教学？我看，日本英语教学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不做表面文章，训练学生将英语作为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的工具。日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已为它的经济发展所证明。原泽一方面在文章中认为日本英语教学缺点很多，但一方面又说：“有人会说，如果明治以来，没有把英语定为学校的必修课目，恐怕也就不会有什么新的日本文学了，因为新文学作家多半毕业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他们还会说：没有英语教学，日本的维新不可能那么快，科学、技术的进展也不会那么快。日本的经济奇迹，正是显示这一进展之快。真的，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理由，我的外语同行对他们的职业抱乐观态度，甚至感到骄傲……”上述平泉方案提出一年以后，上智大学渡部教授发表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写了《亡国的英语教育改革试拟方案》。 与平泉一样，渡部也认为日本人的英语实用能力相当差， 同时也承认日本的英语教学在这方面完全有改进的必要。
但是两人的结论不同。平泉认为：日本的英语教学成绩不好，一是由于从小学到高中英语都被列为必修课，学生都是被迫学习，缺乏自觉性与积极性；二是由于教学不得其法。 因此，平泉主张，改必修为选修，让真正爱学并能学好的人去学，以保证质量。即使全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能学好用好，也行了，犯不着列为国民义务教育的一项必修科目。 平泉当过外交官，以名流议员入参议院。他的主张是一个名流从政者的主张。渡部与他不同，他是研究语言与文学的学者，他的论点比较扎实。渡部认为：学外语有两种作用，一是实用（主要是口头交际），又一是文化的作用， 吸取外国的知识。后一作用主要在于正确读懂有内容的外国文章。前者注意语音与会话，后者着重读解。日本在历史上汲取外国文化，都是通过读解。中国唐宋之际，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称为汉学；17 世纪以后，日本人与远殖东方的荷兰人接触，从荷兰语学欧洲文化，称为兰学。兰学为日本的现代化培养人才，为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开拓道路。明治维新则以学英美为主。日本之学中国、学荷兰、学英美，都以读解外国文献为手段。二次大战以后，也仍然是这样。渡部认为，平泉的方案，没有看到这一主流，违背了日本的文化传统。他还认为，外语与数学一样，都是培育智力的工具，应列为义务教育的必修课目。渡部把外语教学方针当作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来考虑，发表了上述的见解。平泉所提方案，据他自己说，是鉴于日本现在的经济大国地位。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国民的英语会话能力如此之差，不符合大国的要求。两者观点不同，但都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只要能听能说的外语人员为目标和培养精通某一假想敌国的情况的专家为目标的外语教学方针；印度把独立以前英国殖民主义者用作同化工具的英语转过来用作独立后实现现代化的工具；日本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以外语作为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的工具，在经济发展上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日本在战后曾有一个时期在美军占领之下，英语有成为官方语言之势。但是在今天的日本，学校里的英语讲课愈益减少，这种文化上的独立精神，值得注意。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别的原因，我们的外语教学方针也有失算之处。
1. 对新中国成立前原有可观的英语师资力量没有善加利用，这是非常可惜的。
2. 着重翻译干部的培养，而忽略各行各业特别是各科技专业的外语力量的培养。
3. 注意到以外语作为宣传新中国的工具，忽略了以外语为工具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
4. 对于教学方法，在一个时期内，不管学生年龄与文化程度如何，也不管培养目标有什么不同，总是推行一种方法，唯此为先进，其他全是落后。其实，方法应该服务于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应该服从国家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国家利益去考虑外语教学方针，考虑外语教学培养目标与教学方法，正是我们过去做得不够的地方。
当前，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什么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外语教学方针？
我个人的看法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培养既通外语又学各种专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技术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人才，取人之长，为我所用，是当务之急。
如何把上述方针加以落实，这有待大家讨论，更有待于实践。我现在只能说说几个原则问题。即：语言是什么？怎样理解外语学习中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怎样理解外语学习中洋为中用的问题？语言是什么？可以有各种回答。我觉得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回答。语言是斗争的武器。语言是交际的手段。语言是这样的：当另一人施予刺激的时候，语言使受刺激一方作出反应。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是一个社会里的成员互相通话的媒介。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是口腔的行为系统。语言是人脑的某一部分活动的结果。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
不同的社会活动家和专家，着眼点不同，对语言的看法也会不同。语言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不同，对语言的概念也会不同。哲学家的体系不同，对什么是语言的回答也因之而异。细别上述各种回答，可以让语义学研究者去做。不满意上述任何一种回答，另立定义，一以贯之，这将是语言研究者的课题。
我个人比较喜欢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这一提法。 言之发，足以惩前，足以毖后。惩与毖，都是一种力量。 言之发，言者无罪。信其无罪，促使此言之发。促，是一种力量。 言之发，闻者足戒。言有闻者，说明信息传到了对象一方，而且引以为戒，慎勿再犯错误。这一言，具有道德的力量，也可能具有政治的压力，总之是一种社会力量。
言之发，有则改之。有，即指出了错误。闻者发现自己确有错误，改了。此言也，不仅显示了力量，而且收到了结果。力量可谓大矣。言之发，充耳不闻，顾左右而言他。此言是否没有力量？不一定。充耳不闻，假装没有听见，不等于听不见。顾左右，是局促不安。言他，是想转变话题，摆脱尴尬局面。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正是说明语言的力量。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言之发，该听懂的没有听懂，该弄清楚的没有弄清楚，例如把“迂回前进”听成或理解成“略为前进”。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迂回” 二字没有听错，也知道这二字作为一个词的一般概念，但是并不知道“迂回”作为军事术语应该怎样理解，结果是胡乱执行，造成损失。军事语言传给了不懂军事的人，语言的力量多半起了反作用。
这些例子，都是我们熟悉的。但是言之发，也可以是科学、技术的指令，或加热，或冷却，或增速至每秒多少万转，或加压到多少万伏，或左旋，或右旋，或磨，或削，或刨，这些指令，构成了技术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科学是精密的实验与观察加上精密的论证与推理。前者是科学活动，后者是科学活动也是语言活动。科学的成就，离不了科学的语言活动。科学的语言活动，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生产，因而也是一种社会力量。
熟悉科学技术的指令与某一科学项目的论证，熟悉其语言（包括术语），确切地了解其含义；还是不熟悉，或有所了解而不确切，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关系到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不用说，外语的指令与论证，熟悉起来要比本族语困难得多，确切了解也要困难得多。了解愈确切，愈快，则为我所用的好东西看得愈准，拿过来也愈快。否则，看得就不准，拿过来就慢。误解某一科技指令，还会闯大乱子。
谁最懂得科技的指令？科技专业人员最懂。谁最懂得文、史、哲的论证？文、史、哲的研究者最懂。无所精专而要真懂，要学到真正好的东西，是困难的。外语如此， 本族语何尝不是如此。语言的力量只是在各行各业有所精专的人身上充分发挥。
总之，语言的运用是一种力量，确切的语言的运用，为科技所必需，为科学文化的提高所必需，为社会生产所必需。外语也是语言，外语的运用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姑且提出如上。提出，是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弄清楚是为了使我们外语教学方针真正适合于当前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现在谈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问题。 理论应该与实际相联系，这是没有问题的。英国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于19世纪初叶（1808–1827）写了两大卷《化学哲学的新理论体系》，重新论证古希腊人提出过的原子理论。道尔顿当时主要是提出一种理论，解释物质的构成。后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证实并丰富了这一理论。理论之所以叫理论，总在一个特定时期带有假设的性质，它只是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所作的某种概括或推断。
国内有些外语教学的论述，往往把语音、语法、构词法等叫作“理论”，我以为是不妥的。
其实，现在很多被称作语言理论的东西，绝不是什么新的假说，而是语言事实的归纳，是一些范畴概念。例如语音的清与浊、开与合、舒与促、升与降；语法中的句法与词法；句法中的句子与片语、从属与并列；词法中的数与量；在整个语言学习中的意义与形式，本族语对外语的干扰和不干扰，等等，都是一个成年人学习某一种外国语时所必须弄明白的概念。这是感性知识的概括，是一种理性知识，不是理论。这些概念应该讲清楚。
本来，把我们通常所学的语音、语法称之为“理论”，是词的语域的转移，也无大害。但是至今还存在一种唯实践为大、唯理论可惧的恶浊空气。在自然科学中，搞基础理论觉得不切实用。在外语教学中，以模仿为唯一方法， 以刺激、反应与无限重复为学好外语的捷径。在一个时期内， 有口无心、鹦鹉学舌、囫囵吞句（mind-less，parrot-like holo-phrase learning）成为权威的教法。毛主席“自学为主”，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教导，很少被人提到。有的学生不满足于教一句，学一句，自学一些语音、语法书，往往被说成是好高骛远。实用主义的教学以表现敏捷为第一，以好学深思为迂腐，它是一堵墙， 挡住了青年的视野。它只求速效，不求深造，妨碍了学习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它害了学生，也害了教师，而至今还在害人。
但是，我还想对这个问题多说几句。举例说吧：学唱歌，是你唱一句，我跟一句好，还是学会看乐谱，能够视唱的好？学外科，是只会做胃切除手术但不会诊断好，还是又会诊断又会做手术的好？学机器，是只会运转好，还是又会运转又会设计好？甚至专学设计又怎样？唱、手术、运转是操演的技能；看乐谱、诊断、设计是理性的认识，是一种潜能。学外语也是如此。是模仿造句好，还是刻苦（模仿是谈不上刻苦的）学通了语法与词的惯用法，自造新句好？是光重操演好，还是既重操演又重理性的认识，培养独立使用语言的潜能，吸收科学文化知识好？
有的人善于模仿，强于操演，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还是那么几问几答，学习深入不下去。学了外语，但不学科学文化，这样的例子是有的。有的人于模仿操演并不突出，但是扎扎实实，自学自练，学习不断深入，学习很有办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学问超过了老师，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自学有方，即是一种可贵的潜能；学生超过老师，是人类进步的希望所在。 有些同志觉得行为主义心理学颇有道理，并为之加上唯物主义的解释，这里暂时不辩。我只希望他们能看到今天外语教学所肩负的新任务，看到有必要把教学方法改一改，以相适应。这个改，也好办。鉴于今天迫切要求学外语的人数众多，而大多数人的主要目标是学习科学文化，正规的学校教学又不足以应此急需，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倡自学，提倡尽快地自学语音、语法，自己学会阅读；提倡从理性的认识着手，做到不同程度的外语实际掌握； 提倡培养从长远观点看来最可珍贵的潜能；提倡以外语为工具学习科学文化，并为此创造一切条件。 洋为中用问题。 洋是指外国，对外语工作者讲，即是外国语。中，即中国。为中国所用，即是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把洋为中用理解为用外语描述中国的事情，宣传中国的成就。至于外国——如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话——我们的教材一般地着重于揭露其阴暗、动荡和危机。
我们应该宣传新中国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说自己处处金玉，说人家处处邪恶，这个态度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怎样才是洋为中用，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呢？ 鲁迅先生是我们的榜样。生于1881年9月的鲁迅，于1902年4月到日本留学， 时年21岁。1904年，他翻译了《北极探险记》与《世界史》（ 二稿都没有保存下来）。1907 年，即在日本留学的第五年，鲁迅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人之历史》。翌年（1908），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概论世界古今文学家“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的长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和旨在探索科学研究的真谛，对中国士大夫阶层提出告诫的《科学史教篇》。最后还有对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抱守残缺，以底于灭亡”提出警告的历史哲学论文《文化偏至论》。
凡是读过鲁迅上述文章的人，无不惊讶于鲁迅文章的气势，学问的广博和他探古源（即吸取历史教训）以求新泉的胸怀。我这里只谈我叹息再三的两篇。
一是《人之历史》。这篇文章写于1907 年，即19世纪刚刚结束的第七年。就在这个旧纪方逝，新纪初开的年头，鲁迅，这个26岁的青年，写了一篇总结19世纪一门带头的科学（生物学）的文章。生物学之在19世纪，有如物理学之在20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震惊世界思想界，达氏之后，生物学者承其功业，续加研究者，其中有德国的赫克尔（Haeckel）。鲁迅着重介绍了赫氏的种族发生学。 文章结尾提到从无生之物变为有生之物的最新的一种实验。作者说：“19 世纪末学术之足惊怖，有如是也。”从“惊怖” 二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青年对科学探索的喜悦。
鲁迅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漫步于西太平洋之滨，抚今追昔，想到那世界上的古文明，无不一一从春温而秋肃而枯槁，为之凄然，为之奋起，于是读日、德、英三种文字的文史科学著作百数十种，综括文化史上的盛衰兴败，为中国鉴，为中国诫，为中国之新生。中国在现代化。今天重读鲁迅，我感到鲁迅不愧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从鲁迅身上，我们外语工作者找到了学通外语，汲取外国真正好的东西，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榜样。
许国璋先生生平简介、主要著述、其他当代外语名家对许国璋先生追念之文，以及“许国璋先生学术思想与外语教育发展学术研讨会”相关报道，请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许老其文
斯人已逝，遗风永存——追思外语界良师益友许国璋先生（胡壮麟）
受业八年，受益终身——深切怀念敬爱的老师许国璋先生（王克非）
11月6日-11月14日，我们已陆续刊登桂诗春、胡壮麟等九位外语名家对许国璋先生的追思之文，以及“许国璋学术思想与外语教育发展研讨会”现场报道，从今日起，我们将陆续刊登许国璋先生的学术论文，欢迎关注。还未关注我们的朋友，请点击文章标题下方蓝色字体“外语学术科研网”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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