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许国璋）

许国璋外语学术科研网 2021-03-17

什么是真正的学者，他用一生来追求真理和科学，他为教育和学术事业不倦地奋斗着，而其中令人难以忘记的一位就是许国璋老先生。对待学术，许老可谓严谨而大胆，传统兼创新，时至今日，他的一些学术思想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从16日起，我们会陆续刊登许老的五篇学术论文，《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基础阶段英语教学的特点》、《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这五篇论文也分别收录在由外研社整理再版的《许国璋文集》系列“外语教育卷”和“语言学卷”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还未关注我们的朋友，请点击文章标题下方蓝色字体“外语学术科研网”订阅。

语言的定义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

“早晨好！”、“你说的有理。”是语言作为相互反应的中介的例子；概括与分类、假设与结论，是应用语言作为认知事物的工具的例子；讲演、著作、信息库，是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容器的例子。

语言为人类所特有

这一看法，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早就提出来了，但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理性主义语言观的影响愈益扩大，“语言为人类所特有”的研究才重新获得重视。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一种办法是把人的语言和蜜蜂的舞蹈、金丝雀的鸣叫声、黑猩猩的叫声同样作为传输信息的系统加以比较。研究表明：动物确实各有一定的信号系统，例如蜜蜂的8字形舞表示10米以内有蜜源，而摆尾半圆舞则表示蜜源在更远的地方；黑猩猩和金丝雀的不同呼叫声可以分别表示求偶、亲昵、觅食、危急、集合等等。但是，动物的信息传输和人的信息传输有根本性的不同。

1.1 动物的鸣叫或体势，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连续体（continuum）。科学家想尽办法，也没有观察到动物把连续体中任何可分离的单位结成新的组合。相反，语言学家即使对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也能够按一定步骤分离出它的音位和词，并概括出它们的组合规则。事实上，这正是语言学家为许多民族的语言已经和正在做的工作。

1.2 正因为人的语言可以分析成音位和词，而这些又可按一定规则进行不同的组合，人的语言具有极大的表现力和创造力。相反，动物的信号则限于几个或几十个，不可能更多。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人类语言的音位（包括可能发出的音位）不超过100个，但是通过各自的音位组合规则，就有几千个不同的音位系统，分别属于几千种不同的语言。一种语言的词，可以通过词的组合规则不断造出新词，通过句的组合规则可以生成无限新句。动物的信息系统像旅游手册中的常用短语表，只是有限的多少条；人的语言是一个极妙的系统，它能够利用语言的单位和组合规则实现无限的创造。动物的信号系统是封闭的，人的语言系统是开放的。

1.3 动物使用的信号，以刺激为条件，是本能的。科学家曾经精心训练一只黑猩猩，看它是否能够摆脱直接的刺激而作出反应，并取得了某几项成果。但是训练者和黑猩猩“谈话”的时候，仍然需要使用照片、玩具、食物作为引发，实际上仍然是实物刺激而不是抽象地进行交往。相反，语言可以是对即将来临的刺激作出反应（“快躲开！”），也可以是远在刺激发生之前作出反应（“后果危险！”），也可以碰到刺激而作出消极反应（“不理这些！”）。动物的语言是本能的，人的语言不是本能的，是理性的。

1.4 总括以上，语言是由不同的分离体（discreteentities）所组成，分离体本身是有限的，但可能形成的组合（音位的、语法的）是无限的，因而语言的创造力是无限的。无限创造的机能属于有理性的人，而别的动物则仅仅凭本能作出有限的反应。两者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的无限创造和后者的有限反应。这一点古代哲人早已有所认识，但只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科学家做了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才得到了确切的证明。

词是一种符号

语言的符号性是语言的一个根本特征。这里的中心意思是：语言的词和所代表的事物之间不存在理性的联系。“鱼”和“鸟”在汉语里是/yú/和/niǎo/，在英、俄、法、日诸语言里分别是/fiʃ/，/riba/，/pwasõ/，/sakana/和/bə:d/，/ptʃ´itsa/，/wazo/，/tori/，在其他语言里又分别是不同的词。如果这些词各有相当的论据，那么几千种不同的语文难道有几千种不同的论据？这显然是讲不通的。有一个早期语言学家说汉语“鱼”/yú/的（普通话）发音表现了鱼儿饮水时嘴的形状。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为什么它只在汉语普通话出现而不在其他语言出现？又假定这一说法只适用于汉语普通话，那么/yú/又何以能够代表饮水形状千差万别的整个鱼类？何以又代表美味（鱼与熊掌）、行为（鱼肉乡民）和几何图形（鱼贯而行）？以上例子说明：用理性解释语词是困难的，只有把语词看作符号，才能说明符号所指（signification）何以如此繁富。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上面我们说明，一种合理的语言观是把语词看作抽象的符号，而不是各有理据的实体。下面我们将要说明，从语言的总体看，它是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受规则制约的。这个系统可以从两条轴线来说明，横轴是组合关系，竖轴是聚合关系。横线组合的例子如：

“这小姑娘有她的办法。”在这里，“这”可以和“小姑娘”组合，“这个”、“这一个”也能作同样的组合，但“这些”不行，因为受组合成分是“她”而不是“她们”。其次，“这小姑娘”作为主语可以和“有”（作为谓语）组合；“有”作为及物动词可以和“她的办法”（作为宾语）组合。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三条组合规则：

3.1 “这小姑娘”和“她的”在数的范畴上的照应（也可以说在性的范畴上的照应，不过汉语口语中“他”和“她”没有区别）；

3.2 “有”和“办法”在及物性上的照应。

3.3 “有她的办法”（作为谓语）的主语，在这里是一个有意识的实体。因此，第三条规则可以叫做主谓间的“语义照应”，正同“小姑娘”和“她的”可以叫做名、代之间的“语法照应”。

3.4 在这个仅有9个符号的线性组合中，就有三条规则在起作用，可见语言受规则的制约是很严的。由于这些规则，我们不能说：

这些小姑娘有她的办法。（数失去照应）

这小姑娘有。（及物失去照应）

这小石块有她的办法。（语义失去照应）

3.5 上面说的语言的横线组合，说明语言的规则性；下面说语言的竖线聚合，体现了语言的丰富的创造性。仍以“这小姑娘有她的办法”为例，有下面一些组合可以代替“这”：

那个

我家

书里面的

也即是说，上列各个组合（和其他组合）都可以在“小姑娘”的左侧出现。

同样地，“小姑娘”又可以被“张大嫂”、“黄宗英”所代替；“有”可以被“想出了”、“放弃了”等可带宾语的动词所代替；同样，“她的”可以用“很好的”等形容词代替；“办法”可以用“主意”、“计划”等名词代替。

3.6 这样就有了下面的竖线聚合：

（1）、（4）类属限定词或形容词一类；（2）、（5）两类属名词；（3）类属动词。

从横线组合和竖线聚合这一模式中，我们看出语言是如何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在起作用的。

语言的主要功能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人在社会里的行为，行为有多少种，语言功能也有多少种。新闻记者用语言传输信息，教师用以传授知识，医生用以探询病情，议员用以辩论政治，法官用以宣判，科学家用以解释世界，文学家用以描写世界，朋友间用以寒暄招呼，商贩用以兜售商品，小学生用以学习功课等等。但是，社会语言学家着眼于语言的用途，他们的工作近于列举而不是分类。

4.1 语用学研究者则对语言功能做了较为概括的分类。例如：认知性（cognitive）的功能（信息的传输和获得等），实效性（performative）的功能（宣布法规和命令等）和感染的（affective）功能（喜怒哀乐等感情的表达）等。

4.2 可以看出，要对语言功能做出称职的描写是不容易的。一句话的定义（例如“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可以说明语言的某种功能，但不足以说明它的全面功能。

我们这里将从人与人和人与世界两种关系讨论语言的功能。

4.2.1 语言是人与人交流感情和传输信息的中介

人是说话的动物。有说有笑，是社会的要求。“好！”“再见！”等见面和分手的常用语和关于天气、健康等最普遍也最持久的话题，是人类社会中信息量极微但作用重要的语言活动。说话是人的属性之一，是社会的黏着剂。默不作声的人多半是离群索居的人，话题不多的外国人不可能真正成为社团的成员。

同时不能设想，人与人在一起交谈的都是信息，如果是这样，人的生活将是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的讨论会，叫人无法忍受。孔子、苏格拉底等智人的对话录里尽多关于生活情趣的家常话，虽然记录者主要注意的是他们关于哲学的和道德的见解。

人们可以在偶然的场合（例如与邻座旅客一起）从天气、车旅、饮食谈到家乡风土、个人爱好、时事传闻等共同感兴趣的题目，而不必互通姓名。这是因为一起说话的人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因而有取之不竭的语言资源。一个外国人往往不善于适应这种场合，尽管他对这一语言已经学得不错。家常话（phatic communion）是使一个语言社团的成员具有从属感（sense of belonging to）的基本手段。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输具有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从大的方面讲，社会生活（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有效的指挥，即用有效的语言进行指挥，也即是一种信息传输。民主、法治、教育均有赖于语言作为中介，经济和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信息的获得和处理。从这个意义讲，语言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语言的信息传输功能不同于感情交流功能。两个孩子碰到一起有说不完的家常话，但很难说他们各自传输了多少信息。就语码（code）来说，交流感情用普通语码即可，传输信息则需要复杂语码。普通语码为一个语言社团的成员所共有，而复杂语码则需要学习。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是指对复杂语码运用能力的提高。现代化技术和它固有的语码，属于复杂语码。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传输科学信息的中介，它本身必须是一个称职的（competent）中介。中介不称职（例如：缺乏准确的术语和表达手段），传输的信息会遭损失。

4.2.2 语言是人认知世界和描写世界的工具

初民的传说中往往说到“混沌初开”。从语言学角度看，“混沌”是初民对世界的一种无所名状的称呼；尽管非常笼统，仍不失为认知世界的开始。“初开”是人类对存在进行分别认识和分别命名的第一步。命名即是用语言来区别存在中的各个实体，例如天、地、水、人、兽、鱼、鸟等。事实上，《圣经·创世记》记述世界的产生，即是按这个系列进行的。婴儿认识世界即是从识别个别的人和物开始的。

语言里的许多实词可以看作人对事物的分类：例如方位（西边、东边），时间（昨天、现在），数量（一，二；尺，斤），以及表示性别、长幼、善恶的词等等。虚词可以看作人对事物的过程和事物关系的标记（marker）（已经、再、被、和、可是、如果）。虚词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人对世界的认知的结果。

语言中有许多词代表前人对世界的概念，称为概念词。后人利用它们来认识自然和社会。人们通过“分子”、“原子”、“核子”等词去认识物理；通过“音位”、“语素”、“词”、“词组”等词去认识语言；通过“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去认识道德；通过“所有制”与“分配”去认识社会。在语言里累积着人类已获得的知识。遵照共同的参照框架（frame of reference），科学的讨论才有可能开展，后人才有可能接受前人的知识。

语言描写世界的功能，特别体现在语言用作艺术中介的时候。用“杨柳依依”表示春天，“雨雪霏霏”表示冬天；用“积之栗栗，其崇如墉”表示丰收；“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表示穷困；用多次重复“采采芣苢”表示劳动时的群歌互答。这里有一定的信息，但主要是语言的感染力量。仅是说狂人“心头沉重”或是“对旧礼教挑战”，虽然也表现一定的感情，但非常单薄。“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从来如此，便对吗？”（均出自《狂人日记》），创造了受禁闭的狂人和单身向传统奋击的形象。语言作为艺术中介时，它传输的信息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形象和感染。信息可以移译而不受损失或损失不大，语言的艺术表现经过移译，往往遭到损害甚至消失。苏东坡的“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如译成信息的语言，只能当作笑话，不会使人神驰。

语言的创造性正是通过语言作为艺术的中介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上面我们说家常话和信息语言的区别是语码的区别，即简与繁、粗与精的区别；这里说的认知与描写世界时所用的语言，两者的区别不在简与繁和粗与精，因为两者都是复杂的和精微的；它们的区别是在语域。简单地讲，信息的语言用在表事，文学的语言用在表情，各有自己的语域。

4.2.3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储存文化的容器

语言的两大功能——交流感情和传输信息，认知世界和描写世界——的总结果是人类经验的积聚，存在于语言的记忆库之中。语言之所以具有这一存储功能，是因为人使用语言不限于当时，而可以保存经验于事后。没有语言、没有语言的记忆库（从早期的竹简到现代的信息库），人的经验只限于耳闻目见；有了信息库，人可以闻所未亲闻、见所未亲见。人类都有语言，因此建立人类记忆的总储存是可能的，社团之间互通信息是可以办到的，利用这个总储存是理所当然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是出于认识到利用这个总储存，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封闭社会的封闭，无非是以为一切已经足够，无须利用这个总储存。

从文化的进程看，人类从呼叫到言语，从只有口语到既有口语又有书面语，从抄写到印刷到电子技术的信息传输，直到兼有图像和音响的传输，语言的可及面和可及速度大大提高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向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传输的远程化、迅捷化、多维化（除文字外，还有图像和音响；除线性序列外，还可以整版地“文传”）、机储化、捷检化（检索迅捷）和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已经开始对教育和科学研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也将享有愈益扩大的功能，这是可以预卜的。

语言的起源

5.1 西方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

初民解释语言的起源，无不带有神话的色彩。这是不奇怪的，因为神话是初民最早的信息库，也是他们的历史。柏拉图《克拉底鲁篇》（Cratylus）认为诸神定名；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创始人；Norse人的神话中说Odin神创造Rune字母；而最完整的记述则在希伯莱人的《旧约·创世记》。

5.1.1 《创世记》关于语言起源的记述在第二章。“于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各种动物和飞鸟，把它们带到那人（亚当）面前，让他命名。不管亚当怎样称呼每一件有生之物，它就这样得名。”（译文据《圣经·现代中文译本》1975，有一处改动）

《创世记》还有一处提到初民的语言，在第十一章：“起初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人类使用一种话。“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城里有塔，高入云霄，好显扬我们自己的名，避免分散到各地去。’“于是上主下来，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他说：‘他们联合成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但这不过是他们计划做事的开始，以后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来吧，我们下去打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无法传达意思。’于是上主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他们就停止造城工程。因此这座城叫做巴别。因为上帝在那地方打乱了人类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

5.1.2《创世记》关于语言起源的论述有几点值得注意。

1）语言源于命名；

2）命名是任意的；

3）世界语言出于一源，只是由于神的干预，才彼此无法相通；

4）语言是社团的凝聚剂，同一社团可以因语言分化而分化。

我们以为，命名说未必能够全部解释语言的起源，但作为解释之一，是可以接受的。

任意性一点历来为语言学家所接受，虽然现代语言学已经不常提任意性。

语言是否出于一源，现代人类学家认为即是人类是否同出一源的问题。从直立的人和智慧的人在各大洲均有分布一点来看，同出一源的说法缺乏物证。

语言是团结社团的一种力量，这是大家都接受的。看来，这一远古的神话（在几千年前）中关于语言起源的四个论点之中，有三点是可以（或大体可以）接受的，有一点是有疑问的。以上归纳这一神话的语言学价值。

5.2 中国古代对语言起源的传说

中国古代经学家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他们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但是，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

5.2.1 中国东汉时期语文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公元121年成书）的序言对于文字的起源作了分阶段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古代语文学家对于语言起源的看法。下面是从这篇序言中摘录的三段。

1）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这一段的出发点是解释中国文字的起源。从当时的语文学看来，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

造“八卦”的庖牺氏（编按：即伏羲），他是王，他统治天下。他造出“八卦”，把天、地、鸟、兽、人、物所构成的“象”和“法”都概括进去，垂之永远。这一神话代表一种初民的宇宙观和语言观。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一段可以当作人对世界的认知。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地之宜”的“宜”是非常概括的说法，应该包括一切农作和畜牧）

2）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神农是继庖牺氏以后的第二个神。神农氏的发明不同于庖牺氏。“八卦”为巫祝专用，而神农氏的结绳则是文化史的普遍现象。这里所说的“治”（记录事情）和“统”可以认为是指语言的功能。“统其事”可以解作把社团的事情管理起来。庖牺氏的“八卦”只是“以垂宪象”，神农氏的结绳则是“统其事”，后者说到了符号的社会功能，是进了一步。

3） “〔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一段在三段中最值得注意。它指出文字的发展，暗示语言的发展。仓颉是原始的造字人，代表最早造字的初民。他们造的字基本上照物类（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画出形状。不过，虽有概括（类），但抽象不够。“其后形声相益”—“其后”表示后面的一个阶段，代表一种发展和演进的观点。“形声相益”，是说汉字从表形阶段发展到了兼具表声作用的阶段。“文者，物象之本。”物的本体就是那么多的形象，是有限的，因为一时增加几种物类，是不可能的。“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里“字”的意思，可以用声训解释：“字者，孳也”，即字是可以无限滋生的。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

如果用“名”代替“字”，上一段的意思是：1）语言的命名是按物类进行的，不是按个体立名的。2）名是有声的，它脱离了物象而独立滋生，不受物象的限制，脱离了物象的字才具有符号的性质。

5.2.2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语文学家认为：

1）人认知世界，获取语言资源；

2）人有语言，也有了治理社会的能力；

3）语词能独自滋生，不受物象的限制。

5.3 早期人类学家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

5.3.1 语言产生在人从爬行进化到直立的时候。古罗马哲学家认为，“四足，无语，有毛”是野人的特征（tetrapus，mutus，hustratus），只有直立的人（homoerectus）才有语言。直立的人使口腔和喉咙形成直角，喉咙受重力的作用，位置下移，拉长了喉咙到嘴唇的通道。这一进化有助于发音时控制气流，发出清晰的语音。几个月的婴儿和人类的近亲黑猩猩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婴儿只能发出少量简单的音，经过六年精心训练的黑猩猩Vicki只能说出mama、papa、cup、up四个英语单词：就是由于发音器官没有成年人类那样发达。无语的人（homomutus）进化到说话的人（homoloquens），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也难怪古人因为找不到合理的说法来解释语言的起源，只好说“语言神授”了。

5.3.2 另一种理论是把语言的起源和复杂工具的发明联系起来。人类学家估计人（作为生物学里的一个科）有300万—500万年历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使用的石斧没有什么改进。只是到了距今10万年的时候，人制造的工具才多了起来，有了诸如打孔、刨平、切割、磨光的工具。人类学家从工具制造中，推测那时已出现某种有程序的劳动，于是又进一步推测那时已经有了某种形式的群体劳动和指挥群体劳动的中介，即语言。

5.3.3 还有一种构想是把语言与学会用火和人口繁殖联系起来。人学会用火以后，御寒本领提高了，人口增长，分布各地成为部落。部落之间互通信息，需要一种为各方接受的中介，中介发展成具有符号性质的语言。

5.3.4 总之，随着人类的进化，发音器官逐渐完善，清晰的语言成为可能；随着复杂工具的发明，群体生产开始出现，语言的使用成为必要；随着火的发现，人口、部落增多，部落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突破。

5.4 现代人类学家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

比起早期的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家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要充实得多，细致得多。现代科学倾向于把语言起源当作人类进化的一部分，把它当作生物进化的一个现象。不同的生物具有不同的官能；鸽子能辨认远航方向，人能使用语言。

鸽子辨认方向的能力为鸽类所特有，人使用语言的能力为人类所特有。人和鸽都是生物体（organism），辨认方向和使用语言可以看作认知范围（cognitive domain）。生物体和认知范围的关系如果用（O，D）来表示，在人是（O，D），在鸽是（O‘，D‘），两者是不同的。

人不一定在一切认知范围内都超过其他生物体。可以设计一个迷阵，让鼠和人都去试验，看谁先识破迷阵。试验证明，鼠的能力比人强。可以认为，鼠的认知能力（O“，D“）不同于人的能力（O，D）。不同的生物体有不同的认知能力。

5.4.1 人所擅长的认知范围是符号的使用。符号的使用需要心智。据现代人类学家的理论，心智的形成分几个阶段：

1）简单反射阶段：例如，射向眼睛的光线逐渐增强，瞳孔就逐渐收缩。生物体的这种反应是官能本身决定的，不受意志的影响。在这里，刺激一方即是刺激体本身。

2）条件反射阶段：即巴甫洛夫著名实验中的条件反射。在这一阶段，刺激一方不是刺激体本身，而是一种符号（不是狗的食物而是铃声）。铃响时狗流下唾液，狗的反应不是针对食物，而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过去受食时曾有铃声伴随）。

3）工具阶段：著名的例子是黑猩猩由于够不着树上的香蕉，用一根棍子把它打了下来。在这里，全部反应都为刺激体所引发（香蕉、棍子、黑猩猩的脑神经和肌肉系统）。但是，这里有一个新因素是反应一方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因为看到有香蕉，有棍子，不一定就想到用手拿棍子去打香蕉；打了香蕉，也不一定拿起来往嘴里送，因为不一定吃过香蕉；吃过，也不一定记得。但是这一连串行为终于发生了，这是有了经验的结果，经验的储存和活动是心智的表现，是对外部世界的控制。

4）符号阶段：即使用语言的符号对外部世界进行一定控制的阶段。黑猩猩的进化止于第三阶段。无论怎样灵巧，怎样有经验，又无论怎样精心训练，黑猩猩还没有进到第四阶段的纪录。科学家可以用实物诱导它做点事情，或用图像引发它，或用一定的颜色指挥它；但是最成功的训练也只能叫它使用几个符号而无法扩大。也即是说，黑猩猩的心智只是在上述一、二两个阶段徘徊，偶然也进入第三阶段，个别情况下表现出使用符号（第四阶段）的可能性。人，只有人，进入了第四阶段，并继续在发展心智和符号的运用。

5.4.2 于是问题是，人是在什么时候进入第四阶段的？人类学家把人科（homo）的进化分为：

1）手巧的人homohabilis，即能使用工具的人，现存化石定为180万年到240万年前，脑容量640c.c.；

2）直立的人homoerectus，现存化石定为30万年至150万年前，脑容量883c.c.（爪哇人）至1043c.c.（北京人）；

3）智慧的人homosapiens，现存化石定为35万年前起，脑容量定为1450c.c.。

手巧的人能使用一定工具，但由于不能直立，手还没有真正解放出来，使用的工具很有限。

直立的人把手从爬行中解放出来，工具使用有很大进步。

智慧的人能制造多种工具，包括工具的工具，时间约在十万年以前。他们的墓地有大兽骨发现，可以推测那时已有一定的群体猎捕，而用以指挥群体的语言可能在此时产生。

以上是现代人类学家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

5.5 上面论述了关于语言起源的不同解释：古代神话的，早期和现代人类学的。这是一个学者们长期为之困惑的题目。然而，肯定性的答案始终没有作出。

不过，这样的答案看来是不可能作出的。因为研究古生物的可靠证据是化石，但是人的发音器官是软体组织，不可能形成化石。没有化石，只能靠旁证和推测，肯定性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神话到前期人类学到现代人类学的发展看，科学家的证据愈益具体，立论却愈加谨慎，甚至倾向于不作结论。扩而言之，那些把一百多年前某些见解作为万世不移之理的非理性态度，是不可取的。

相反，我们应该随时注意新的科学进展。例如，“生物分子钟”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判定人类进化的各个阶段。有谁能说将来找不到某种方法，弥补化石证据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