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不可避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欲完全自主复苏尚需时间
后现代历史档案
中国的政治及其所治理的社会从17世纪的危机中得到了恢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都要来得快，但200年之后……
1835年，托克维尔对中国仍然充满哲学家倾慕式的想象：
旅行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宁静没有快乐，有工业没有进步，有稳定没有力量，有物质秩序没有公共道德。有这些，社会发展得不错，却从来没有很好过。我想象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时，他们会发现这是世界上最优良的集中管理的典范。
终于以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欧洲人发现，清帝国的治理并没有托克维尔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依然高度集中，而管理范畴的边缘却与行政机构的决策中心失去了联系。更糟糕的是，整个系统已经僵硬，失却了清朝统治初期所具有的韧性。
1998年7月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戴晴对魏斐德（1937-2006）的专访，最末的问题是关于中美两国学者研究“文化”的差异，魏斐德答曰：“文化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你要解释一个现象，可以列出种种原因，而最主要的一个，不能解释的东西，几乎不可改变并且谁也不必承担责任的，就成了文化。至于中国的文化热，我想原因之一是文革对文化的暂时中断；此外，文化是全球华人认同的最普遍的基础；再有一点，近代以来中国人遇到的最大困难也可以归结到文化——‘体用’问题，如何吸收异族先进的思想、文化来阻止并支持自己的制度”（《谁出钱支援社会科学研究——访魏斐德》）。
魏斐德的师友与同行提出不少答案，如费正清、列文森以直观的“挑战-回应”标举的“西潮冲击论”，如芮玛丽、费维凯对保守主义充满复杂情绪的的“传统障碍论”，如史华慈、萧公权、瞿同祖诸人细绎史乘後不无同情而揭示出来的“内在动力论”，如孔飞力强调中外互动的“民族觉醒论”，如柯文因反对欧洲中心观而创意的“中国中心观”，如余英时体贴入微而保持批判的“内在理路说”。
余英时“中国情怀”：记住胡适名言“苦撑待变”，不向政治权威低头
魏斐德的历史叙事不是通常意义的讲故事，而是“叙述和评论的相互渗透使历史引人入胜并具有说服力，从而使历史的本意远超出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而且，“成功的叙事不仅使遥远和混沌变得清晰明了，也具有解释功能”（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
孔飞力
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魏斐德
代表作《中华帝国的衰落》
《洪业：清朝开国史》充满繁琐的史实，无论篇幅之巨，包罗之广，还是细节之多，都令读者敬畏。“历史变得叫人透不过气，好象背上有一大堆人物，在他们被永远扔出史书之前，正苦苦哀求着读者聆听他们的最后一次倾诉”；可是，作者为何要“故意”列举那么多读者并不需要知道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不厌其烦的介绍行军日志和君臣诏奏，为什么对明显不具决定性的事件也要详述来龙去脉？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
魏斐德匠心独运，“编制”一种“针脚缜密，前所未见”的“独特的叙述文体”，是要用来“不断减缓历史的节奏”，让读者亲切感知兴亡易代之际的残酷、复杂与多变；若非采用这种叙事体裁——譬如，转用结构主义史学擅场的长时段分析型架构——读者将无由理解魏斐德提出的极其重要的概念：超越朝代更迭的“忠”。在满洲征服中国的过程，抵抗者受到残酷对待，汉族民众被屠戮，知识分子蒙受侮辱，然而，天下大定之後，清代皇帝却对那些忠于明朝皇帝的臣民褒扬有加，不论这些人奋起反抗“逆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誓死不屈从于满洲的铁蹄，甚而只是在狼烟四起之前在体制内与“阉党”作斗争。描述如此复杂的局面，需要“细密画”式的叙事文体，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体，才能勾勒出“忠”这个概念在特定时期是如何从“具有特殊性质的价值观念倏地被转化为具有普遍性质的信条，从而显示，国家乃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制度，不像朝代不免兴亡，而更具有超越永恒的价值”。
魏斐德或许没有对满清何以取代朱明做出终极解释，但是通过对“忠”的叙述与阐释，揭示了历时千馀年犹能稳定传承的“中华帝制的无比韧性和十足霸气”。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1937-2006），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三杰”之一（史景迁、孔飞力），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代表作有《洪业：清朝开国史》、《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历史与意志：Mao思想的哲学透视》、《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华帝制的衰落》、上海三部曲：《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和城市罪恶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遗著) 等。
魏斐德：我们这一代汉学家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对治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感受尤深
本文由邹羽采访记录、徐有威整理，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4期，原题为：《我们这一代汉学家——
收入《远航：魏斐德演讲访谈录》，魏斐德著，梁禾编，新星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我想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众所周知战后一代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影响至巨，而您又怎么样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魏斐德：的确，就中国研究而言，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出现的一代，其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其中许多人曾经在美国服役，并因此学习中文和日文，我自己的老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就是如此。他在海军做过负责日文翻译方面的军官，而这代人中的精华退役后大多去哈佛读书，师从当时年富力强的费正清。费氏战前就在北平随蒋廷黻等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到了战后则当仁不让成为中国涉外问题方面的权威。有整整一代学人包括列文森、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芮沃寿夫妇（Arthur Wright，Mary Wright）和施乐伯（Robert Scaplapino）等等，都在哈佛受过费氏的熏陶，并且作为他的弟子为人所知。当然此外还有从事日本研究方面的一些学者，如汤姆·史密斯（Tom Smith）。
我属于更后的一代。我们基本上都要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开始做研究工作，而且在正负两方面均受费氏门人的很大影响。就我而言，我在那代学人中处于比较年轻的一端，既没有从军背景，又没有传教经验，做中国问题研究主要是出于兴趣。而我的学生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人虽然与我几乎同龄，但在越战期间他们对费氏门人的反叛就非常激烈。
总之，费正清以及其他战前人物可以算成一代。第二代在战后崛起，培养了第三代人。第四代也就是周锡瑞为首的那一代。当然，现在我们又有全新的一代学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和当代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新问题，这也是从未有过的。
从大体上讲，您这一代的学风同前两代相比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就近而言，您的著作和费正清以及列文森的传世作品之间便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同。请问那种风格的变化与欧洲社会科学的传播，比如说韦伯和帕森斯的影响，有何关联？
魏斐德：韦伯和帕森斯的影响当然都波及到我的研究，特别是帕森斯，他起了很大作用。这对列文森和费正清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并不自觉罢了。不过我不想说这些社会科学著作的流传使我们超越了师辈的影响。就我而言，真正造成了这一变化的是来自法国的学术风气。
我在大学本科念的是法文，法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引导我用不同的方法来考虑中国问题。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有两个题目。一个关于创造社，另一个是太平天国的起源问题。至于究竟做何取舍，颇费我一番心思。我对两者的兴趣几乎相等。最后我选择了太平天国，因为它比较容易一些，也就是材料比较容易搜罗。由于无法访问大陆，许多存放在大陆的有关创造社的档案我都无缘得见。不过题目一旦确定，首先触动我的是法国历史学者处理通俗社会史的方法。我想正是这样的影响让我避开了所谓冲击与反应模式和局限在精英阶层的国际政治史框架，我感兴趣的是地方史。
同时是否也因为这样的研究角度，当时的人们一度认为您的著作在政治上采取中间偏左的立场？
魏斐德：是的。自然我对马克思的了解很有限，的确我曾在波士顿的地铁里读过《共产党宣言》。那在20世纪50年代是颇有乱臣贼子气的事情。读研究院的那几年浏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使我得益匪浅。同时，在接触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很受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影响，他使我重视阶级意识在农民和乡绅接触之间的分离作用。
这样的发展过程同其他人相比当然很不一样。譬如说孔飞力（Philip Kuhn）就比我更接近帕森斯的风格。他的影响比我要大，许多人都引用他的作品。这是由于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可信的模式。美国的近代中国史学界有两大研究模式，也就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模式和孔飞力模式。施坚雅的市场层次说其实并不完全是独出心裁。从整体上讲它来自20世纪20年代研究巴伐利亚问题的地理学家。然而应用到中国研究领域，它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认识手段。人们总是反复使用宏观区域、边缘地带和区域核心等术语。它在好几代历史学家思考问题的过程中留下了印记。而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回应的模式就是孔飞力的地方军事化模式。
我的出发点与他们不同。我当然看到地方军事化等情形，但我发现，更重要的是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基本格局不外于阶级两极化造成的内战，以及保守势力的强劲反动。在这一点上我得益于芮玛丽（Mary Wright）。她认为所谓“同治中兴”主要是来自湖南的保守乡绅如曾国藩和左宗棠之流的胜利。其成果则是把清帝国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我的好友杜维明先生所持的新儒学观点。我以为那种感情是对某件毁掉了的东西的眷恋。同时，理解儒学不能完全离开它的政治环境。而这个环境已经随着辛亥革命消失了。
您为何会继而写《历史与意志》一书？
魏斐德：那是我个人对文ge这一件事不切实际的反应。20世纪60年代晚期，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学生运动席卷全球。当然最关键的是1968年，正值巴黎事件爆发之时，美国的言论自由运动也导致了学生暴动，流血事件以及继之而来的军事管制。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对治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感受尤深。仅仅因为你教授中国历史，校园里的每一个左派分子都会跑到教授这里来敦促你将你的教学内容付诸实施，参加罢课、暴动和诸如此类的盛举。我的背景比较复杂。我属于中间偏左的自由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像Mao的那些号召“炮打司令部”的内部谈话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似乎全然不可思议。而我也变得沉迷于Mao的举措，想寻找一个答案，因为在所有这些谈话中似乎贯穿着某种对一切都了然于胸的神秘哲学。
我的做法今天看来是有问题的。我试图去了解他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在他上中学和开始革命生涯之间的那些重要年份里构成他思想的主要因素。至于这本书的中译本，它早已在中国首先由党内机构出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是在Mao的思想中有着一贯性的哲学理念的表现。正是某种结构上的合理因素促使他决定去做那些事。他自己说他可以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但同时他又像是在扮演卡莱尔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毫无疑问，他没有读过卡莱尔，只不过那种发号施令的倾向，那种不断革命论，那种通过改变社会状况来改变个人命运的做法，都不可能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好恶。而且像Mao那样掌握巨大权威和公众影响力，而又可以那般行事的，我想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几例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写《历史与意志》目的也就是为了理解Mao的思想，赞赏他的某些品质并且摆脱他的影响。这本书在短短6个月内写成，在我是一次非常强烈的精神体验。
那么说你的经验与其他左翼学者并不相同。在中国研究领域，当时人们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总的反映是什么？文ge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起了什么作用？
魏斐德：当时整个领域处于分裂状态。为认识文ge而建立的学术组织叫作“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它是在一个夏天在麻省剑桥成立的。其中一部分创始人和支持者后来迁居伯克利，因为他们在剑桥弄得不受欢迎。所以他们的活动中心一度设置在南伯克利，而且很快开始从事中国问题以外的研究。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之所以留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它在南亚和东南亚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但当时关心的重点还是中国问题和越南问题。通过它发表的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全都把矛头指向费正清和第二代学者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周锡瑞的“哈佛学派和美帝国主义”，发表在委员会的期刊上。内容是关于在哈佛大学爆发的一次激烈论战，因为哈佛接受了一批CIA人员去做亚洲问题方面的研究生。费正清等人所持的传统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中央情报局是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在越战问题上思想最为开通的机构，它对战争的预期远比美国国防部来得近于事实。而聚集在哈佛学生刊物《红色》周围的激进学生则抗议说，招纳这种人来校读书是对他们在越南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包庇。两方的辩论非常火爆。辩论结束后迁居加州的那些人都在学校里从事出版方面的工作。
关心亚洲委员会于是成为针对中间和右派力量的主要反对派。事实上真正的右翼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它的中心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那些学者并没有在辩论中担任任何角色。所谓辩论主要是在中间或中间偏左以及中间或中间偏右的人士之间开展的。
说到六七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内分裂情形，亚洲研究协会起过什么作用吗？
魏斐德：这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立之时，其批评对象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当时会中一个最踊跃最认真的成员是我的好友莫斯·罗伯茨。他在联合委员会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个人所未知的情况。那就是，在福特基金会刚刚开始大量资助中国研究领域的时候，本来远东协会，也就是亚洲研究协会的前身，可以作为一个公立机构来接受并且管理这些钱。
那时，一个主要是由美国学者组成的团体在英国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这批福特基金。大家的投票结果是想把钱存在像后来亚洲研究协会地区分会那样的机构里面。不过当时正处于冷战高潮，而且麦卡锡时代刚刚过去不久。在会上君临一切的费正清会议一结束就飞回美国，同另一位大权威，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 Taylor），达成了一项协议，决定不理睬会议的表决，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管那些钱。此后，联合委员会便大权在握，负责分配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上千万美元的资金。我不知道预算的总数，但在1960年到1972年这12年里，福特基金会的投入肯定超过一亿美元。那也是联合委员会的黄金时代。
这个机构目前仍然存在，只是手上掌握的财源马上就要枯竭了。当时你要在中国领域做任何一件事，无论是申请基金，出国学习，还是完成著作，或者参加会议，都要和联合委员会打交道。而后者总是要由那几个大权威的亲手遴选的10人到15人组成。费正清在其中绝对是发号施令的人物。这也就是说在那12年里，亚洲研究协会被忽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费氏认为它的群众性太强，太走下层路线，总是一事无成。他认为要推举能做决断的人。他的角色是一个善意的暴君。原因是他建立了整个学科。在其他领域里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我们这个学科的确是费正清一手创建的。
1972年发生了什么事？
魏斐德：福特基金会撤走了。他们结束了对中国领域的资助，把兴趣转到国内问题上。做了许多年福特基金会主席的弗兰克·汤玛斯是个拥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想法是要把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做一个重新组合。这对中国领域有什么影响呢？福特基金会花了几百万美元训练律师和经济学者，其基本打算是在苏联培养的那一批精英过世以后中国会出现一批美国培养的精英。福特撤出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我们面临着如何维持这个领域的问题。那也是成立伯克利东亚研究所的原因之一。我们非得找到资金来保证中国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你如果去看俄国研究的人员构成，就会发现它的形状像一个沙漏：老生代熙熙攘攘，中生代几乎不存在，而新生代又是丁口众多。这是因为在那几年里，他们的研究中断了，没能找到相应的资源。而在伯克利我们则勤勤恳恳地把中国研究维持了下来。当然费正清在哈佛也是如此。那主要是在70年代。到了80年代，我们又找到新的资源。不过现在重又面临挑战……
魏斐德：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
传统史学定论：道德堕落的统治者将失去对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力
17世纪商业的经济衰败，明朝秩序的社会崩溃以及清朝统治的政治强化
《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现代演进》，岳麓书社，2022年5月
谕户部等衙门：朕念比年兵事未息，供亿孔殷，加以水旱频仍，小民艰食，地方官不行抚绥，遂致流离载道。普天率土，系命朕躬，如此艰苦，不忍闻见，朕为之寝食不遑。拯济安全，时不容缓。户部等衙门凡有钱粮职掌者，即将见今贮库银两实在数目，作速查明来看。特谕。
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三日
明朝（1368-1644）的衰落和清朝政权（1616-1911）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最惊心动魄的朝代更替。尽管满人于1644年突然占领北京，但明朝皇帝自缢于紫禁城外后才6个星期便开始发生的明清更替，却并非一场突发的政变。无论是从我们今天超然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当时明朝遗民与清朝占领者各自的利益出发，这一改变肯定显现了它是一段较长过程的一部分：17世纪商业的经济衰败，明朝秩序的社会崩溃以及清朝统治的政治强化。
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讲，明代晚期中国与世界货币体制的联系已是相当明了的事情。由于在支付平衡上持续出现偏向中国商品与企业的失调，白银从世界各地流向中国的世界经济体中。“早在欧洲人全面了解整体世界之前，地球就已经被划分为或多或少的中心和一体化的区域，也就是被划分为相互依存的几个世界经济圈。”17世纪初，在东亚经济圈，中国大概平均每年从日本进口33000-48000公斤的白银，甚至有更多的钱币从这个经济圈之外流入“欧洲金钱的坟墓”。
17世纪，中国通过与西班牙治殖民地菲律宾的贸易，成为美洲白银的主要接收国，好年景时可以接收二三百万比索（57500-86250公斤）。一些史学者曾经说这种从美洲欧属殖民地国流通到中国的钱币只不过是一种从属性的顺差贸易。然而，我们仍然认为东亚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圈，一个自我的世界，有其核心与外围，尽管没有与其相应的欧洲世界经济那样的海外领地和殖民国。中国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银矿之出产的20%之多，白银以帆船装载直接穿越太平洋，经马尼拉运送到广东、福建和浙江，换取丝绸与瓷器。1597年，这是墨西哥白银出口的一个大年，帆船从阿卡普克运送了345000公斤白银到中国。这些白银比明帝国半个世纪所产总量还要多。其他美洲银锭则通过在布哈拉（Bukhara）的中亚贸易间接到达中国。于是，新大陆开采出来的贵金属50%流通到了中国。将这个数字与日本输出的白银数量相结合，17世纪前30年每年到达中国的钱币总量至少有250万-265万公斤，很有可能会更多。
尽管时间尚早，但那时中国的经济已是后来发生在17世纪2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那场沉重打击了以塞维尔为中心的欧洲交易系统的经济大萧条的一大靶子。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大萧条之前，每年在马尼拉待命的中国船只有41艘之多，而到162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6艘。由于中国与中亚的贸易关系同时削弱，来自新大陆的白银供给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的流通量又一次大增，马尼拉帆船继续从西班牙殖民地运来白银，澳门人把日本白银带到了广东，还有更多的钱币从果阿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了澳门。然而，紧接着，17世纪30年代初到17世纪40年代末，这一流通又一次，甚至是更严重地被打断，而此时恰恰是中国的长江下游高度商业化的地区经济越加依赖扩大货币数量以对抗通货膨胀的时候。
1634年腓力四世采取措施严格限制阿卡普克（Acapulco）出口的商船；1639-1640年之间的冬季，很多在马尼拉的中国商人被西班牙人和当地人屠杀；1640年日本中断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1641年马六甲落入连接果阿与澳门的荷兰人之手。中国的白银进口急速下滑。
对中国的铜-银货币制的经久影响之一，很可能是晚明持续恶化的铜钱币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使得长江下游三角洲这样人口密集地区的谷物价格上涨，城镇人口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17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食品涨价的同时，其他物资的价格下降了。1635年到1640年之间白银运输的急剧缩减所产生的即刻冲击，对那一地区靠养蚕为生的居民尤为严重。蚕丝国际贸易萎缩，导致白银进口进一步衰落，浙江北部杭州这类养蚕丝织地区的经济变得越加萧条。
清朝时期街头的苦力
与此同时，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人口剧增（1400年到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从6500万增长到1亿5000万多）之后，气候与疾病开始显恶。1626-1640年间，反常的恶劣气候突然袭击中国，蒙德极小期（或者叫做路易十四小冰期）开始的那几年，地球上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极度干旱之后紧接着是反复的洪水泛滥，而上个世纪修筑的主堤溃破又使洪水灾情进一步恶化。在这同一时期，频繁的饥荒伴随着蝗虫与天花的瘟疫，产生了饥民，饿殍遍地。其结果就是明朝末年人口异常减少。有学者甚至说，1585年到1645年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40%之多。总之，与全球经济萧条那几年巧合，中国出现了非同一般的人口下降：“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与西方的进步与退化几乎同一节奏，似乎所有的人类都在原初宇宙命运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类历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这种普遍的人口减少让史学家相信，中国卷入了那场覆盖整个地中海的17世纪的危机。
在晚明很多经历了通货膨胀潮流的人们看来，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困难主要归因于不断增长的经济货币化。当时的士绅普遍抱怨商业化并高度赞扬一两个世纪前那种较简单的生活，那时候，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较少卷入市场关系。例如，一份17世纪早期的地方志对照了弘治时期（1488-1505）平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那时候可耕地充足，住房空闲，山林葱郁，村庄平和，路不拾遗；随着嘉靖年间（1522-1566）的社会混乱，财富频繁易手，价格飞腾，贫富分化，市场条件变化无常。这本地方志强调，到了1600年，情况越发糟糕：“百户之中有一个是富裕户，十户却有九户贫穷。穷人无法反抗富人，以至于跟常理相反，少数控制了多数。银钱与铜钱似乎可以管天管地。”
现代史学家普遍将晚明的经济困境归因于影响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崩溃。明初实行的是自我维持管理方式，税收由百姓中的收税人收集供应，军费由各地世袭的军户消化，徭役由苦力或世袭永久注册在案的匠户提供，这些都依赖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注册和分配程序的能力。经济的货币化，国都迁往北京，远离了长江下游三角洲重要的谷物产地，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的程序来贯彻理想化的自保性人口单位，这些都导致了崩溃。
从行政部门体制可以看到，在新经济影响的压力下旧的国家金融体制的腐朽。例如，在明初，当时唯一的国都在南京，行政部门加上皇帝的男性亲属都靠皇帝的薪俸生活，薪俸折成大米按石发放。国都北迁之后，俸禄的发放转换成其他形式：起初是纸币，后改为布匹，最后是银子。兑换的比例按照当时谷物的价格换算。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谷物价格时涨时跌，而银子的薪俸相应保持常数。到1629年，给京城文官和男性皇族（单单在北京就有四万人）的补贴总和只有15万两或更少，占全国总预算的1%。谋取私利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虽然因低薪而引起的贪污腐败是中国历史上重复发生的事情，在明朝末期却显得特别严重。各品位的官员通过挪用公款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谋求额外收入。1643年，崇祯皇帝（1627-1644年在位）决定检验军队配给制度的可靠性，并且秘密查访，看兵部四万两的军饷有多少可以真正摊派到辽东。他的御史报告说军饷一文也没有发放到目的地，在途中就消失了。
当然，这是传统史学所下的定论：道德堕落的统治者将失去对当政王朝的统治权力。但是，在这件个案中，即使很难衡量出皇权在抵抗上文分析的全球性经济萧条时施政恶劣所带来的相应代价，但毫无疑问，统治者个人的奢侈嗜好还是间接地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尤其受谴责的是万历皇帝（1572-1620年在位），他多次挪用政府资金建筑皇宫，公私款项混淆，还允许他的供应商经常在所有开支中拿20%的回扣，不论他们是否已有其他的“撇油”。但尽管他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万历皇帝也只是明朝需要支撑紫禁城内庞大的个人机构的很多皇帝中的一个。到17世纪，北京的皇宫里有3000宫女，近20000宦官。一部分的宦官要照顾皇后与皇妃，但这只是宦官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作为皇帝的御用仆人，他们管理着由十二监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皇朝税务机关与政府仓库，负责政府的盐业专卖，垄断铜矿，征收皇家房地产的租金（一时曾占有全国房产的七分之一及京师周围八个区的几乎所有土地），监督御林军守卫京师，并且组成了秘密特务机构（让人胆战心惊的东厂），这个机构完全拥有逮捕、拷打的权力，处死的人甚至比正规的大理寺还要多。
万历皇帝
作为皇帝的权势极大的左膀右臂，宦官机构吸引了众多的宦官，超出了自己所能稳固支持的能力。在宫里有数不清的贪污、受宠及其他机会。太监主事的局面终于在明朝末期因为它给朝廷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而告结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明朝末期，宦官们经常作为皇帝的征税人在正常赋税额之上擅自追加巨额的额外商税，进入私人腰包，而他们自己却逃税。尽管1618年后开征紧急土地税，户部仍然有幸得到2100万两银子的70%收入，部分来自国库的皇帝的小金库，却并不那么如意。发生在1643年的一件逸闻，恰当地，或许有些戏剧性地说明了王朝的税收枯竭问题。
那一年的秋天，据说崇祯皇帝想要检查他的珍宝库的一些账目，被唤来的看门人，诺诺地一遍遍地假装找不着开门的钥匙。库房终于打开之后，皇帝看到，除了一个小小的红盒子，里面装有几张褪了色的收据，库房已经是空空如也。宦官除了对公共财政是一个明显负担，对于公众来讲，他们还象征了将晚明几乎所有的皇帝与外部及行政相隔离的障碍。由于一直扮演内宫与外界的中间人，太监很快就承当起向皇上转达大臣奏折，然后起草皇上御旨和法令的角色。如此一来，皇帝就无须直接处理日常行政。而在明朝初年，像太祖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和成祖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都曾经使用他们的私人亲信以增加对政府的个人控制，宦官势力的增大导致明朝末期统治者实际上失去了对行政机构的权力与权威。有的皇帝完全取消了召见一般大臣的做法，成为将他们与外界隔离的首辅大学士或太监手中操纵的傀儡。1469年到1497年之间的皇帝没有出席过一次朝会。在16世纪，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只与他们的各部尚书见过一次面而已。结果，官员们因从未见过他们的皇上——藏在深宫大内的影子，于是对皇帝任何行动的确切性一概失去信心。由于深知个人好恶可以左右每一件事情，他们便与太监私下勾结，或者在他们自己中间结成非正式（也便非法）政治帮派，以促成决策通过。通过科举制度进行政治庇护的做法更加深了这种倾轧，以至于到17世纪30年代，中央机构被深刻的不协调所撕裂，最终导致了像东林党学士与太监魏忠贤党羽集团之间的政治清洗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相对没那么重要的问题也被这种倾轧所煽动，其结果往往成为一个僵局，而不能形成决定。
在这样的条件下，帝国的社会支柱经济和政治开始解体。到了崇祯时期（1628-1644），穷人与饥民涌入城市，试图以乞讨或偷窃养活自己，华中的整个农村地区完全变成赤地千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穷人心中的愤怒在增长，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震惊于这几年穷富之间一直增长的相互仇恨，正如那时一首唱给老天爷的民歌：
老天爷，
你老得耳朵聋来眼睛瞎。
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那杀人放火的享荣华；
那吃斋念佛的把饥荒闹。
下来吧，老天爷，你咋能那么高？
你咋能那么高？下来到地下。
1640-1641年间河南大饥荒之后，几十万义愤填膺的穷苦农民开始聚集在李自成这样的造反领袖的旗帜之下，这些领袖已经开始拥抱自己做皇帝的野心。
明代荒年志碑刻拓片局部
公共服务也同时崩溃。1629年，政府的邮政系统为减轻开支而削减了30%，但结果却是交通的瘫痪。由于许多驿站被荒废掉，帝国血脉梗阻，1630年之后，各省的官员都不能确定他们的奏折是否能够到达京师。在17世纪30年代，私人通常取代了公共管理，像防火、灌溉、赈灾，甚至地方法律与秩序。在这些活动的管理方面，公私的界限向来不是泾渭分明，但现在认真负责的地方官只有自掏腰包雇用私人武装，地方士绅训练自己的乡兵以自卫。
大门口的敌人可以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就是大明的一个士兵。1636年，左良玉将军的30000士兵说是为了平定张献忠的叛乱而进入河北，当地百姓却不得不逃到山上的断崖，以免自己的妻子受辱，也好保全自己的性命。后来，1642年到1643年间，左将军反叛了自己的皇上，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江南居民怕他更甚于怕暴乱。是为皇帝而战还是与暴乱者为伍决定了他是否倒戈，左良玉这类部队反映出一种无控制的武装化的普遍模式。稳定的社会结构似乎让位于流动性的军事藩侯，而军事藩侯最终推翻了这个早就对各种社会力量失控且受其牵制的统治王朝。
从最终战胜崇祯皇帝并使其丧失了后裔的清朝统治者角度看，统治中原的大业远在1644年前，或许在1618年东北的抚顺被攻陷就开始了。满族最后的征服还要花上三分之二个世纪来完成——以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1681年成功收服三藩，1683年成功战胜台湾的郑家政权而告结束。清朝统治的政治巩固也因此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从与明帝国发展并进的准备期开始，到满人在北京对承续的明朝体系做调整的实验期，再到最终产生“汉”“满”微妙混合的统治模式——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但满人与汉人各自都得接受的清朝政权现实。
对这一兴起、调整、完成之政治进程至关重要的，是那些在满族朝着儒家王朝发展中与其合作的汉族人。在不同时期，这些汉人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而且他们的社会背景也与那接二连三的征服相符：那些早期就住在满洲的汉人，他们在努尔哈赤兴起之时就采用了贵族部落的满族人身份；一些人在辽东军事诸侯控制东北几省后组成了一支新的自己的精英汉人旗；北方的汉族乡绅以帮助多尔衮接管北京的中央政府为交换，而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江南士绅为促进以行政而非屠城和战斗的方式征服南方，接受了绥靖御史的角色。大概除了第一种情况，很多支持清廷的汉人仍然对满族人心存芥蒂，而满族人对他们也持暧昧态度。
没有汉族官员的合作，满族皇帝们便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幕僚。但他们也知道，沿袭汉人朝廷制为帝王，他们会因为迅速而轻易地变得太汉化而失去自己人的忠诚与爱戴。因此，在他们感激汉人合作者教他们如何以儒家之道统治这个帝国的同时，有些满族统治者也鄙视那些变节者，藐视他们的利害观，责备他们的道德妥协。就像摄政王多尔衮（1643-1650年摄政）所说：“崇祯皇帝尚可。惟其武将虚功冒赏，文官贪赃枉法。此其所以丧国。”
但是，正因为这种解释明朝灭亡的判断对于汉人官员是可以接受的，儒家的政治调和因而超越了种族差异，适应了各阶级的共同利益。正如17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向法国和欧洲的专制主义状态妥协以解决国内的社会不安定那样，在臭名昭著的1661年江南税案之后，拥有土地的汉族精英与满族皇室达成一致，同意制约士绅免税特权和满族军事特权，以支持稳定的政府统治。
然而，这种双方调和的代价就是随之产生的道德不安。明朝遗民放弃了绚丽的道德英雄主义，清朝的汉人集团则得到了真正的机会实行政治改革，他们确实稳固了中央政府，这是崇祯朝廷中自以为是的学士们从未做到的。通过有效地“救民于水火”，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以儒家身份而立命，然而，这些合作者也丧失了一定的思想独立和道德承诺，道德哲人成了学术型的翰林学士，政治领袖变成了官僚长官。合作带来的精神不安甚至在一些汉人官员中引发了对温和改革更大的热情，他们是清朝早期就归顺的最懂得利害关系的那些人。就是这些人能够通过清醒地将其满族主子在北京继承的明代制度合理化，来缓和自己投身敌方统治者所带来的道德焦虑。方案一个接一个出笼——改进的地籍测量和税收方法，新的更有效率的官僚交通形式，功能性地区分了水利管理，特别设计了管辖京师周围几省的地方控制机制。这些措施使清朝政权以非同寻常的速度重建了中央政府。政治稳定不仅伴随甚至是加速了经济的恢复，表现在促进区域间物资流通、鼓励贮存的白银投入流通、稳定谷价等方面。
中国的政治及其所治理的社会就这样从17世纪的危机中得到了恢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都要来得快。
1661年，江南一些市镇的人口恢复到了16世纪的水平。1644-1645年间，苏州和杭州的织布机曾全部被毁，但最迟到1659年纺织业已重新恢复。1686年，在实现以前明代的粮长配额和实行被称为“买丝招匠”的经营体制后，两方面都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1688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恢复了。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人已经可以吃得和17世纪20年代以前一样好，华北迅速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富农阶层。在1683-1712年间，耕地增长了23%，达到1626年耕地总量的93%。1770年，已开垦的土地增长到9.5亿亩（约5800万公顷），1650年是6亿亩（约3700万公顷）。1661-1685年间，赋税提高了13.3%，盐业专卖的收入增长了43.7%。到1685年，进入政府国库的田赋、盐款和综合税收实际有2900万两。又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三番。
自然，随着清朝早期经济生产力的恢复，市场上也出现部分的紧缩，这是白银流通量减少的结果。17世纪60年代末，流通中的白银量竟然每年减少200万两，这个现象一是因为对抗台湾的郑氏政权而封锁了海岸线，二是因为帝国财政在囤积银锭。在康熙早期，日用品价格下跌主要是需要用现金购买谷物、肉类和衣物，在江南，每石稻米的价格从三两银子跌到了半两。当然，价格下跌也可能反映了生产的恢复，但是，财政储备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时期的花费，以及1684-1685年海禁解除，使更多的白银进入流通，物价和日常用品的流通都随之相应上涨了。
如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演变，一如它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那样被认为是目的论式的进步，那么，用危机理论家的话讲，清代早期政治与经济的恢复可能只是对明末灾祸的“假性解决”。其发展模式无法为旧的主权提供基本的替代，尽管王朝秩序的恢复的确让人有古代政治制度历久弥新的感觉，这种制度成为欧洲专制主义者羡慕的对象，他们可能错误判读了其最终的财富与势力。满族王室建立在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奠定的稳固的制度基础之上，上层建筑的恐怖部分被遮蔽在炫目的文化盛装之下。将近两个世纪之后，当中国的疆界扩大到明朝治下的几乎两倍时，已没有严重的国内对手和真正的境外对手能够挑战满族人对全国的统治。但是，清朝盛世时的“泛满化”却含有一种适得其反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所在地已经从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大战争都发生在势均力敌的参战者之间，这些国家都被迫进行军事技术革新，并使独裁治理体系合理化。
而中国因为缺乏能够与之竞争的对手，并没有面临迫切的改进军事技术的需要，它当时仅需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诸民族，控制哥萨克的冒险，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主权而已。更有甚者，虽然18世纪成立的军机处代表了帝国政府最高层次的权力集中，雍正时期（1723-1735）的财政改革——这可能向清政府提供了在后来与西方斗争时所需要的、更有效地向其百姓征税的手段——仅持续了几年。1753-1908年之间的田赋从白银5.5亿两增加到了10.2亿两，而同一时期全国县级税收从平均每亩0.0942两降到0.0706两。甚至将海关收入包括在内之后，19世纪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全国生产总量的6%，这个数字在那时是非同寻常地低。
这种相对无弹性的税收制度的持续状况，不仅是因为早些时候清朝帝国未遇到足以迫使它进行体系改革的对手，还因为清朝初期非常成功地通过利用相当先进但仍然非常传统的制度与技术而恢复了政治安定。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经过彻底合理化。王室的权威得以增大，而行政机构的自主性被减弱。1835年，托克维尔对中国仍然充满哲学家倾慕式的想象，他写道：
旅行家告诉我们，中国人有宁静没有快乐，有工业没有进步，有稳定没有力量，有物质秩序没有公共道德。有这些，社会发展得不错，却从来没有很好过。我想象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时，他们会发现这是世界上最优良的集中管理的典范。
终于以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的欧洲人发现，清帝国的治理并没有托克维尔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依然高度集中，而管理范畴的边缘却与行政机构的决策中心失去了联系。更糟糕的是，整个系统已经僵硬，失却了清朝统治初期所具有的韧性。正是这份满族人在17世纪重建了帝国秩序的成功，使中国在19世纪终于进入世界历史的新阶段时，很难做出其他制度性的选择。在这一时期中，那些把分离的世界经济相连接起来的遥远而往往不太明显的维系，已被更直接更快速的政治联系所取代，从而制造出一个在欧洲帝国主义庇护之下的单一性全球体制。
17世纪中国的危机发生在东亚的世界经济圈内，是气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响的结果，进而间接地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西洋weltwirtschaft（世界经济）相连。与这一危机准确关联的因素仍需探究，甚至还有一种可能：中国如此迅速地从1650年的全球危机中复苏，从而为18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实现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中国自己也萎靡不振了。尤其是1759年之后，清朝似乎控制了自己的贸易港口，才决定发展自己的世界帝国，而没有正式承认正在进入由大英帝国控制的茶叶和鸦片的三角性世界贸易中去。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人口增长之后通过开垦森林、拓荒造田，从而完全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中国国内的经济繁荣了。虽然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种内在的增长与中华帝国外部的世界经济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很明显，为维持顺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设计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御1800年之后在西方兴起的工业诸国。中国从17世纪世界危机中的复苏之迅速是惊人的。200年之后，中国惊异地发现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欲用完全自主的方式来复苏，尚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