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 新书
让《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出类拔萃的主要优势是它宽广的视野。如今的批评家往往陷入时间与空间的一隅，不能自拔。很少有读者愿意俯瞰几个世纪，或者跨越民族与语言的界限。对于库尔提乌斯来说，没有不该了解或不该阅读的作品，也没有什么理由，放弃尝试如何把每个文学文本纳入更大的欧洲图景之中。即便最后他发现，自己设法创勾画的更大图景，破碎成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学术附录（历史或许会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切渴望泛欧洲统一性的人，都会一再出现的倾向），他仍会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若没有俯瞰整个欧洲文学的雄心，他就不可能如此细察入微。
——科林·巴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2013版英译本导读
库尔提乌斯向读者揭示，古代与古代晚期的拉丁著作怎样传遍西欧，怎样融入法国的民族传奇，怎样诉诸被他视为最伟大作家的但丁与歌德的笔下，甚至怎样漂洋过海来到蒙昧无知的英国北部地区。
大一学年的时候，我的一个肺瘫痪了。这个遭遇限制了我的职业规划。作个小号手或者职业足球运动员显然没希望了——当然，我的球技或演奏技巧也没那么出类拔萃。生病之后，我不得不在剑桥郡的帕普沃思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此前那里刚刚成功完成首例心肺移植手术。为了不让医护人员抓住机会，怂恿我使用什么新药，我决心埋头钻研一本巨著。于是，我带走了书架上最厚的那本书——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以下简称《欧拉》）。
很快，我便茫然无措。此外，我还可能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因为我还接受了吸氧治疗，以防病肺再次瘫痪。不过，当我潜心阅读这本惊世之作，我完全陶醉于作者旁征博引描述的修辞与主题，流连于书后精深的学术附录，震撼于作者怀着一以贯之的热情，阐述（至少）下抵歌德的欧洲文学观念。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比踢球或吹号更有价值的事情。库尔提乌斯呈现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著作，或者文学史，抑或中世纪文学概论。他能使读者看到，西方文学如何通过一系列超越时间（大概从维吉尔到狄德罗）、超越欧洲（从南部的那不勒斯到北部的斯特拉福德，从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到东部的莱茵河，甚至可能还远达易北河）的相互关联。库尔提乌斯向读者揭示，古代与古代晚期的拉丁著作怎样传遍西欧，怎样融入法国的民族传奇，怎样诉诸被他视为最伟大作家的但丁与歌德的笔下，甚至怎样漂洋过海来到蒙昧无知的英国北部地区。他对国界的蔑视，可以从某些有违直觉但令人拍案的主张一探究竟（“巴黎是英国的文学首府”；“如果思想的王国要长存，就必须保留几百年来的伟大作家”）。他的主要观点是，古典传统通过修辞研究来自我传播，自我保持；展现连续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再现“主题”，或者修辞中的寻常事物。这其中就包括可以简化为单个词组的观念，如“年迈的孩子”（puer senex）（住院期间，我觉得这个主题尤其引人入胜），或者能从各种角度充分展开的观念，如“世界如书”。
这本特别的书自然也是一个世界。《欧拉》与克默德的《结局的意义》、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堪称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三部文学批评著作。这三本书无一例外地展示了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即寻找大量文本背后的大模式与大历史；这就要求批评家必须放眼古今，超越国界。而这三本书也都将如此宽广的视阈，同语文学家对细枝末节的关注合而为一。同奥尔巴赫一样，库尔提乌斯也受过20世纪早期德国的罗兰语文学传统的熏陶。因为是犹太人，奥尔巴赫（1892—1956）不得不于1935年放弃马尔堡的大学教职，然后在伊斯坦布尔漂泊的岁月里撰写《摹仿论》。那时，他尽可能搜集身边可用的书籍。通过生动分析书中范例，他对欧洲现实主义历史进行了猛火式研究。而库尔提乌斯考察从斯塔提乌斯，经里尔的阿兰和无名氏大诗人，再到莎士比亚与卡尔德隆的主题，则是文火式研究。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不过，《摹仿论》与《欧拉》有一个共同特点：两本著作都揭示了为何文学研究不可或缺；文学研究从思想层面，（可能也应）从政治层面看，为何对批评家走出单个地域或时间限制至关重要。
为何说政治层面？这两位德国学者试图在中欧经历二战的大规模破坏后，思考西方文学正典。这也赋予了两本著作以其他批评家罕有的紧迫感。可以说，两本著作乃是文学批评家超越自己所处时代去思考的尝试。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若我们了解一点作者生平以及《欧拉》的成书语境，便可以在把握该书局限与优势的情况下，对它有更深的理解。
库尔提乌斯回答道，“德国人的困难在于，他们从未体验过政治自由。”他抱怨，德国在战胜的岁月里，同其他国家脱离了所有思想上的联系：“我感到自己对这个民族有一种与日俱增、难以名状的厌恶感。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们。”
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1886—1956），是发掘奥林匹亚的伟大古典学者与考古学家恩斯特·库尔提乌斯的孙子。他的伯祖父也是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1886年出生后，库尔提乌斯便在阿尔萨斯生活——那里在十六年前普法战争结束时，刚刚割让给德国。他的父亲在1903至1914年间，担任斯特拉斯堡的奥格斯堡信条会（the Church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执事。就这样，库尔提乌斯成长于混杂着德国路德教信徒与天主教法语信徒的环境。他兼有古典学和多语言的背景，而且有可能成为中欧人。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宗教经验以及多语言环境，无疑是《欧拉》的一块基石。
库尔提乌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接受了古典语文学训练，他的导师便是体系性极强的罗兰文语文学家格勒贝尔（1844—1906）。后来，他将自己的三本书献给了恩师，包括这部《欧拉》。库氏的学术生涯始于点评《列王记四书》（Li quatre livresdes Reis, 1911）。三年后，他发表了评点去世不久的法国批评家布吕内蒂埃（1844—1911）的著作。很快，他又写了一本巴尔扎克论著（1923），接着便是那本让他声名鹊起的现代法国文学论著。该书也（轻而易举地）让这位德国教授一炮走红，使之跻身魏玛共和国顶尖的法国文学批评家之列。此后，他陆续围绕普鲁斯特和纪德（库氏与其有长期的书信往来）撰写论著，并且还完成了一本《法兰西文明》（1930）。另外，他还是德语世界中，少数评价艾略特与乔伊斯的20世纪早期批评家之一。库尔提乌斯先后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0—1924）、海德堡大学（1924—1929）、波恩大学。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他是现代主义者，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现代文学批评家身份。他的模式跟艾略特的如出一辙（20世纪20年代，艾略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复兴“思想的欧洲”）。由于志趣相投，艾略特在1922年曾劝说库尔提乌斯为《标准》杂志撰稿，后来更盛赞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或许有点言不由衷——这也是艾略特散文的一大风格）。整个20世纪20年代，库尔提乌斯与艾略特不断有书信往来；1927年，他还把《荒原》译成了德文（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极有见地的导读）。
对于《欧拉》论著的作者，这样的思想背景听着有点奇怪。在一篇最初为此书撰写的介绍文章中，库尔提乌斯把自己从当前法国作品研究，到中世纪研究的转向，比作踏上“罗马之路……亦即通往超越历史的圣城”的个人之旅。他的文学旨趣放到了过去，很可能出于更现实的原因。1932年，希特勒千方百计罢黜兴登堡，这促使库尔提乌斯撰写《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该书“恳切地为德国呼吁，复兴并塑造歌德人文主义（Goethean humanism）的理想”，还建议向“我们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西方文明的杰出奠基人”寻求帮助。全书（出版于希特勒出任总理的前一年）将全民动员与全民教育，视为纳粹的弃智措施（barbarism）。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这本书也成为十六年后问世的《欧拉》之前，库尔提乌斯的最后一部专著。库氏早期论文的许多专题（普鲁斯特，一个同性恋犹太人；纪德，一个同性恋共产主义者），并不十分契合纳粹的文学课程。
战争期间，库尔提乌斯一直保持低调，尽管他与某同事帮助庇护一位犹太裔大学行政官员。1945年，斯彭德找到了他，并在其《莱茵地区杂志》中如此描写“库教授”——他住在一间曾被美军征用的公寓，里面家具和书籍寥寥可数。库尔提乌斯尝试变卖剩下的书籍，以养家糊口。斯彭德，这位曾经的天真汉写道，自己问“库教授”，为何德国人不积极反抗希特勒。库尔提乌斯回答道，“德国人的困难在于，他们从未体验过政治自由。”他抱怨，德国在战胜的岁月里，同其他国家脱离了所有思想上的联系：“我感到自己对这个民族有一种与日俱增、难以名状的厌恶感。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们。”
以上便是《欧拉》当时的写作环境。或许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欧拉》一开始没有在德国出版，而是由瑞士伯尔尼的一家出版社发行；巧合的是，两年前，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也由该社发行。起初，有一些书评家认为，《欧拉》与库尔提乌斯早年的批评兴趣背道而驰。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施皮策（此人同奥尔巴赫一样，不得不于1933年放弃自己在科隆的教职），在相对宽松惬意的环境下，也评价了此书；他认为《欧拉》“摒弃了所有美学、哲学、现代主义旨趣。”施皮策继而写道：“在弃智措施的威力包围我们之前，库尔提乌斯找到了逃避之法，他让自己沉浸于一块直到18世纪仍生机勃勃的历史墓园。”斯彭德也在自己与“库教授”会面纪事之前，描绘了科隆的满目疮痍。他如此描绘当地居民——“这群流浪汉在沙漠里发现一座废城，然后在那里扎帐篷，住地窖，在废墟之中挖掘战利品，寻觅某个死亡文明的遗物……这座城市所受的破坏非常严重，方方面面均如此。那是呕心沥血的极致，是我们文明的成就，是20世纪国际合作最触目惊心的结果。”施皮策毫不留情地把退避到文学地窖的做法，斥责为走向文学传统之陵墓的文化倒退。
《欧拉》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远离当下的恐惧，到古代晚期与拉丁中世纪的诗歌当中安身立命。其核心目标是要论证：第一，西方文学传统的地理中心位于莱茵河西部；第二，欧洲的文化统一是有可能的，即便这种可能性存在于过去。
库尔提乌斯是非犹太裔学者，且战争期间始终留在德国，从事大学教职工作；因此，像施皮策这样的犹太流亡者，要是对他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也是情有可原的——尽管奥尔巴赫（他的职业生涯跟施皮策的很相似）十分推崇库尔提乌斯的著作。施皮策对《欧拉》的理解错了。《欧拉》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远离当下的恐惧，到古代晚期与拉丁中世纪的诗歌当中安身立命。其核心目标是要论证：第一，西方文学传统的地理中心位于莱茵河西部；第二，欧洲的文化统一是有可能的，即便这种可能性存在于过去。书中，作者从头到尾始终把法国的文学发展情况，同德国相对落后的情况一起比较——“虽然脱离了12、13世纪的伟大思想运动，可德国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回顾1945年库尔提乌斯跟斯彭德提到的德国，在20世纪思想孤立的情况，这两个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反映出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库尔提乌斯仍向艾略特抱怨，在德国很难接触到英国书籍。库氏对《尼伯龙根的指环》，对《英雄帕西法尔传》，对希特勒钟爱的瓦格纳的极为负面的评价表明，我们的《欧拉》作者不仅仅畏缩到历史的陵墓中。他甚至追忆起一战以前——抑或纳德勒的《日耳曼部落与地区的文学史》等亲德派文学史出版前——德国罗曼语文学传统。不过，他首先还是要指出，为何文学史家应该把拉丁作品和罗曼作品的地位，置于日耳曼文学作品的之上，他这样做是为了确证战后欧洲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在他眼里，罗马（1956年库尔提乌斯到访此地不久便离世）成了西方文学最终的历史本源。
时至今日，《欧拉》仍然是中世纪文学学生的必读书目。不过，很多人经常把它视为参考书，通读者寥寥无几。这实在让人惭愧，因为这本书本来就该整体化一地阅读。若有人征询专业的中世纪研究者对《欧拉》的意见，他们很可能给出相当谨慎的回答。最主要的反对原因是：作者对主题的专注，削弱了中世纪拉丁诗歌个体性的作用；作者关注精英和大学文化，却忽视了口传和大众文化；作者没有充分考察学术传播与转化的机制；作者对某个“主题”的思考，缺乏理论的严谨；由于全书专注于拉丁文献，结果曲解了书中的正典（同时也曲解了文学正典的形成，以及文学正典的观念）。还有人批评，《欧拉》过分地以欧洲为中心，没有放眼东部的斯拉夫世界或更远的国度。
我们当然明白，上述批评自有其出现的原因，但平心而论，它们都有失公允。库尔提乌斯的“主题”（topos），含有比修辞传统的“寻常事物”更广泛的现象，有时这个概念的界限甚至模糊不清。作者时而将主题视为写作的修辞基石，可时而又视其为永恒的真理，甚至把它同荣格的原型联系起来。库尔提乌斯对比较史学很感兴趣，尤其是汤因比的著作（该书开篇几章的史学上层结构，大多基于作者汤因比对跨民族文明中反复出现的兴衰模式的考察）。此外，他还阅读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著作。20世纪20年代，艾略特曾寄给他一套弗雷泽的《金枝》（艾氏诚惶诚恐地抱怨道，自己手头的钱不多，只能邮寄单卷节略本《金枝》）。如此一来，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观念，便由几股概念分明的力量组成。首先，他认为，教育精英统一了中世纪的欧洲思想，通过一系列不同的主题和修辞学常规，他们保存并传播了修辞学与古典学遗产。第二个想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准原型关注（quasi-archetypal concerns）也可能统一欧洲文学，它们之所以重复出现，是因为它们属于原型，而非直接的代代相传。《欧拉》的批评者有时指责该书地理范围狭隘，其部分原因也在于库尔提乌斯的第二个观点：若自然女神果如库氏所言，乃荣格之“阿尼玛”的显现，那么作者为何不到波兰、印度甚至中国文学中，考察这一显然超历史主题的更多范例？当然，这个反对意见不甚重要。该书题目中的“拉丁”与“欧洲”字眼，无疑让众多明智的读者相信，印度与中国并不是其重点的关注对象。不过，全书忽视了欧洲拉丁文化的东半部分，也是其一大局限。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库尔提乌斯在战后，想把主要精力放到西部和南部。
推动全书的是作者对欧洲文学传统统一性的信念，这种统一性在但丁的作品里达到顶峰，并得到最充分的阐释。然而，统一视野的阐释却以逐渐支离破碎的方式进行。
《欧拉》内部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大多与成书环境有关，但它们也使《欧拉》变得富有生机。推动全书的是作者对欧洲文学传统统一性的信念，这种统一性在但丁的作品里达到顶峰，并得到最充分的阐释（《欧拉》倒数第二章便专论但丁）。然而，统一视野的阐释却以逐渐支离破碎的方式进行。随着正文后论述不同主题，以及特定文学关系的附录越加越多（其篇幅几乎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库尔提乌斯似乎让自己“全知全能”的欲望，折磨得苦不堪言。以整体看欧洲，就意味着积累大量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并不总是能严丝合缝地拼到一起。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其他现代主义者，终其一生也面临同样的窘境。庞德在其《诗章》末尾写下一段有名的文字。我们从字里行间中可看出，他试图重组史诗传统，试图以新方法考察东西方的关系，试图解释高利贷的起源，同时尝试将这些同奥克语（Occitan）诗歌联系起来，
我不是半人半神，
我没法将其拼合。
I am not a demi-god
I cannot make it cohere.
就思想轨迹而论，与库尔提乌斯更契合的，不是庞德而是艾略特（尽管到了20世纪40年代，两人间出现了重大分歧，特别是对待教会的态度。同艾略特一样，库尔提乌斯也会用“传统”观念替代历史，而且他也倾向于假定，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价值与掌握它的民族的数量成反比。他甚至能让人感觉，文化像皇冠一样，是等待保护和传承的不变的财富：“西方思想的基础是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与基督教。中世纪的作用在于接收这笔存款，然后递送和改造”。因此，我们不必惊奇，比起改造或改变这些财富，有时库尔提乌斯似乎更关心如何将它们保存下来。他已经目睹科隆葬身火海，也经历过魏玛时期的通货巨额膨胀。这些都促使他把文学文化视为一种中世纪保存而后代挥霍的金本位制度（“那笔存款”）。
库尔提乌斯的这一倾向铸就了《欧拉》最动人心弦的一面，也导致了那些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读者，对其最重要的批评。《欧拉》对文学主题的考察，的确为世人提供了巨大财富。每个对“文学不朽”观念感兴趣的人，对难以言表之观念、祈求缪斯女神、用修辞激发热情的方法感兴趣的读者，或者对任何反复出现的文学主题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欧拉》中找到进一步研究的最佳起点。不过相比之下，库尔提乌斯似乎不太关心这些主题如何传播，或者它们怎样为后世读者所吸收和改造。他的泛欧洲主义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思考因特定主题在不同环境（不管是不同的民族，还是不同的机构）的传播而导致的变化。已知事物的内容与特征，一如知晓它的人的社会构成，似乎并不像库尔提乌斯所关注的那样，在4—14世纪间或者从台伯河到莱茵河间，发生了巨大转变。主题仍反复出现，并一如既往。学术的“存款”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没有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
库尔提乌斯显然反思了这些问题，但他对文化保存活动的描述与称赞欲望，最终超过了对文化传播与转化的兴趣。那篇考察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到莎士比亚的“猿喻”附录，便间接承认一成不变的文化传播，可能成为简单的重复与模仿，因为它论述的作家正是“像猿一样模仿”他人，食古不化地简单复制自然或自己读到的东西。另外，库尔提乌斯在最后探讨文学模仿的观念，如何转化为朗吉努斯的灵感论，这无疑承认，仅仅把中世纪拉丁文化储存在思想的银行里，是远远不够的，世人必须积极复兴中世纪拉丁文化，才能使其永世长存。不过，作家该如何修改或转化自己读到的东西，库尔提乌斯并没有阐明。有时，主题似乎确实能成为超人的普世智慧宝库。
《欧拉》出色地反驳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神话——经过黑暗时代后，拉丁文学文化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在15世纪恢复了。这里所描述的中世纪，并非彻彻底底的黑暗。事实上，这段时期十分漫长，一直延续至18世纪，其中不断出现复兴与启蒙；而那之后，真正的黑暗时代才开始。
那么，我们能从《欧拉》中汲取什么？为何说它不单单是一件历史珍品？这些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欧拉》作者的历史地位让此书变得引人入胜。《欧拉》不仅是有关中世纪的伟大著作，而且它还以巨大篇幅揭示了20世纪文学。它反映了一位前魏玛现代主义者，怎样尝试构建战后的欧洲文学图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不仅是有关拉丁中世纪时欧洲文学的著作，更是有关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著作，因为它同时涉及了库尔提乌斯的现在与过去。除了引导读者多角度思考但丁如何脱胎于维吉尔，或者思考里尔的阿兰或西尔维斯特里斯的重要地位，《欧拉》还反映出这位伟大的批评家面对文化浩劫，而展开的对文学史的重
56 36384 56 20505 0 0 8062 0 0:00:04 0:00:02 0:00:02 8060思索。它强调在整个中世纪，古典学术与修辞知识都保持了连续性，这一点也赋予该书长久的价值。《欧拉》出色地反驳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神话——经过黑暗时代后，拉丁文学文化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在15世纪恢复了。这里所描述的中世纪，并非彻彻底底的黑暗。事实上，这段时期十分漫长，一直延续至18世纪，其中不断出现复兴与启蒙；而那之后，真正的黑暗时代才开始。
不过，让《欧拉》出类拔萃的主要优势是它宽广的视野。如今的批评家往往陷入时间与空间的一隅，不能自拔。很少有读者愿意俯瞰几个世纪，或者跨越民族与语言的界限。对于库尔提乌斯来说，没有不该了解或不该阅读的作品，也没有什么理由，放弃尝试如何把每个文学文本纳入更大的欧洲图景之中。即便最后他发现，自己设法创勾画的更大图景，破碎成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学术附录（历史或许会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切渴望泛欧洲统一性的人，都会一再出现的倾向），他仍会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若没有俯瞰整个欧洲文学的雄心，他就不可能如此细察入微。
(选自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节后上市)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德】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 著
林振华 译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著作，全景式地研究了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地发掘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库尔提乌斯凭借此书一举成名。该书旨在研究中世纪拉丁文学及其对后续近代欧洲语言文学作品的影响。库尔提乌斯认为，以往标准的“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的文学划分方法，反而割裂了这几个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再者，对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来的欧洲文学，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惯用语、隐喻、表达方式，或者说主题，阐释它们同中世纪拉丁修辞的关系，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文学主题”（literary topos）的概念能成为文学批评惯用语、术语，该书功不可没。
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德国文献学家、罗曼语言与文学批评家。生于德国坦恩（Thann），曾游历德国、瑞士、英格兰等地，1904 年起在波恩学习梵文和比较文献学。1913 年，他提交了大学教师资格论文——论述十九世纪法国批评家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的文章，并因此成了编外教师（Privatdozent），不久在波恩又荣升副教授。1920 年，他在马尔堡出任大学教授，1924 年，前往海德堡任职。五年后，他返回波恩，接替著名的语言史专家吕布克（Meyer-Lübke），担任罗曼文献学教授，直至退休。1956 年，库氏于罗马逝世。著有《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新法兰西的文学先锋》（Die literarischen Wegbereiter des neuen Frankreich）、《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