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兴起前夕的“佛”“道”争锋
嘉定五年，朱熹最重要的著作《四书集注》被列入学宫，标志着朱熹理学在南宋完成了由“伪学”到“正学”的转变……在这之前，佛教的兴盛已经使那些追求长生不死的道师的知识逐渐失去了优势。
理学兴起前夕的“佛”“道”争锋
佛教大约在唐末五代时期传入歙州，到北宋开始产生全面的影响。《新安志》中记载了137座佛寺及5座道观。这些佛寺绝大多数兴建于唐末五代，其中有60座集中修建于唐末乾符元年（874）到南唐末（960）之间的八十余年。在北宋前期，相当多的佛寺又经过了官府的重新赐额。佛教的兴盛使那些追求长生不死的道师的知识逐渐失去了优势。
苏辙在元丰中（1078—1085）曾任绩溪县令，与当地通灵的郑仙姑有所交往，其中颇可以看出佛道之间的消长。苏辙《龙川略志》载：
歙州郑仙姑之父曰郑八郎，学道者也，家于歙之东岳庙前。家有一小阁，姑幼与父居阁上，客至，父见客阁下，姑自上捧茶汤下，率以为常，然人未尝见阁上有烟火。父死，敛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数十年，未尝出城门，人或见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灾福，以此歙人大敬之。
郑八郎、郑仙姑父女应是当地所习见的又一道师。
苏辙以县令的身份与郑仙姑有一通问答，其中涉及双方对于佛和道的不同态度和理解。
予（引者按：指苏辙）偶复谓曰：“姑家在岳庙前，庙中望水西，山林极佳，姑亦尝至庙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尝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与道何异？佛说《般若心经》与道家《清静经》文意皆同。”姑诵《清静经》。予觉其不习佛法，因问之曰：“经所谓‘五蕴’，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尝学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蕴’，则所谓色、受、想、行、识是也。”姑默默而已。
郑仙姑的修炼方法是通过诵读《度人经》保持童贞，并企求最终达到“婴儿”的状态而长生久视。而且她“不拜神佛”，对佛教有着明显的排斥。但面对苏辙所言的佛法，却只能“默默而已”。
佛教在歙州日渐强盛的影响力，改变了不少原有的地方信仰的方式。比如婺源著名的五显崇拜即是一例。五显原称五通，神主为萧氏。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五通庙，在婺源县，乃祖庙。兄弟凡五人，本姓萧。每岁四月八日，来朝者四方云集。”该庙因在后代影响日著，被不断加封：“大观三年三月赐庙额，宣和五年正月封通贶、通祐、通泽、通惠、通济侯，……淳熙元年进封显应、显济、显祐、显灵、显宁公。”五通于是就成了五显神。婺源王炎（乾道五年［1169］进士）形容五显神的显赫，“阖境之人，旦夕必祝之，岁时必爼豆之惟谨。神之灵应，不可殚纪。”朱熹淳熙三年（1176）回婺源扫墓，也称“某一番归乡里，有所谓五通庙，最灵怪。众人捧拥，谓祸福立见”。但王炎的《上五显华严经疏》也显示，当时的五显崇拜已经有了与佛教融合的样式。一方面，“佛菩萨，凡有敷陈，虽天帝释，悉皆谛听。”另一方面，“五显爵列真王，庇此一方，恩如慈父。内行秘密，外示威权，岁有祈禳，人俱敬信”。所以“即梵宇修伊蒲之供，集缁徒译贝叶之诠，仗此良因，达于聪听。”开始在佛寺中供奉五显。
又如歙县岩镇的灵山院，原本为灵王庙，“兹山有神，庙食其间，曰灵王。”但随着佛寺的兴盛“又有佛庐，居其麓甚古，而以灵山之名扁其颜”，于是灵王庙变成了灵山院。
休宁县南部颜公山上的全真庵也有类似情形。罗颂《颜公山记》称：
颜公山在休宁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颜公尝隐于此，后乘风而去。”因是得名。……山旧有公像。建炎庚戌岁（四年），浮屠人慧圆来结庵，则曰：“‘颜公’云者，犹言‘远公’。志公尔，非必指其姓。”于是塑其像如泗洲僧伽之像，而其称谓，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为以全真名其庵。
在这里早期类似道师的人物颜公被塑造成了“僧伽之像”。
歙县城北的任公寺的情形也相同。罗愿《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记》载，“城北四十里有溪，旧号昉溪，其旁有村，号昉村。”因南朝太守任昉曾在此流连而得名。“唐大中九年，刺史卢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村曰任公村。”村附近又有专门祭拜任昉的庙宇。“介其间有精舍，尚号昉寺，寺之建莫详其始，中废日久。”到北宋大中祥符初年，
僧如泰请于州，即旧址起废，以承旧额。元丰元年县移文命易之，揭号任公，遵大中之教也。其后相继增葺，寺浸以兴，为屋数百楹，其前为飞阁，尤雄。凡所以隆其师、安其徒者，种种悉备。顾独未知为公祠。
重建后的任公寺虽然还是以“任公”为名，但是任公祭拜已被除去。佛教在歙州的兴盛还产生了科举士大夫与佛教之间颇有意味的关联。一方面，常常有士人在获得科举成功之前，依靠佛寺得到读书的环境。而同时，不少士大夫对礼佛也热情甚高，很少怀疑礼佛与“吾儒”之道之间有什么矛盾。不仅北宋如此，这种情况还一直延续到了南宋中期。
宝元元年（1038）进士黟县孙抗（见本章第一节）得到功名之前，即“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书数百里，升楼诵之”，“盖数年，而具众经。后遂博极天下之书。”乾道五年（1169）进士休宁县吴师礼，就读于颜公山全真庵，“尝寓其庵，以肄业而登第。”休宁首村朱权也就读于此，在其上“手编诸家易说，凡百余万言，作为文辞，自成机轴。淳熙庚子（七年［1180］）秋试，遂魁乡荐。十四年，登进士第”。朱权之侄朱申和从侄朱况也同样“效其叔之为者”，分别于绍熙元年（1190）和庆元二年（1196）得到进士。祁门县方岳之岳父汪清英，乾道七年乡贡进士，虽然未得高级功名，但也曾在佛庐中苦读。“霜晨雪夕，拥黄被披吟，益悲苦。僧或为束缊火蓺松钗，輙摇手却之。”
科举士人对于佛教的态度常常也比较亲近。皇祐五年（1053）进士汪榖即“常诵佛书，愿脱疾苦”。乾道九年（1173）徽州郡城城阳院的五轮藏落成，淳熙二年（1175）罗愿写《徽州城阳院五轮藏记》加以表彰。“佛氏之书载以五轮，此役之巨丽者也。以吾州人之勤于力，今歙县南所谓城阳院者，迺亦有之。”不仅赞美佛书的广博与经藏的精美，“今是书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此，独不为伟乎”，而且赞美经营此事者的美德，“宗仁御众以律，能使其徒皆乐事劝功，而智海尤坚忍，至以医道走四方用佐费，所以能鼓舞斯人而与之为其难者。”罗愿之弟罗颂为歙县江祈院写记，认为“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谓一以贯之者”。又认为“今之士大夫”应该取法寺僧，“内信所挟，不以法俗分别为轻重，卓然有所立于世。”绍熙四年（1193）进士程珌b为歙县黄坑院写记称：“我闻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刚，拓跋自立，欲驱六合内外，皆一信善。其说茫洋阔大，而卒不可泯绝者，吾儒之道实行乎其中也。”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到歙州士人对于佛教的理解和所受到的影响。
（选自《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增订版）》）
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增订版）
章毅 著
本书在南宋至明代中期的长时段内，以徽州为代表区域，深入研究了理学在地方社会的传播、士商群体的形成以及宗族组织的出现，三者之间相生相成的历史。本书认为，明代徽州宗族社会的出现，根植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宋明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受王朝政治和地缘环境的影响，是理学价值观深入传播之下，士绅和商人等主导人群共同塑造的结果。本书采用了整体史的新视角，致力于重新梳理地方历史的发展脉络，探析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强调对方志、文集、谱牒等官私文献的综合利用，尤其注重在旧史料中开掘新内容，对人物传记和微观史实多有细致的考辨，兼具汉学研究的特色。
章毅，1974年生于安徽，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史、明清史和社会文化史。有多篇学术论文，见于《文史》、《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等期刊。曾获2006年度香港中文大学青年学者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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