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简史 | 黄春兴
任何的政经体制都必须明确它想实现的目标（或政治理想）以及实施的手段。政治经济学（者）的任务就是分析各种政经体系所提出的手段与目标的因果关系。理想主义者常吹嘘目标的伟大，怂恿人们选择他偏爱的政体。政客经常避谈目标，以方便在手段上表现出他的爱民与慷慨。学者必须放下个人对目的与手段的主观偏爱，然后展开严谨的逻辑推演，为一般百姓筛选因果关系的成立配对。学者没有责任与义务去推荐特定的政经体制，因为理想主义者会吹嘘那些目标，而政客也会渲染政治手段的好处。真正的学者有义务无偏私地告诉人们哪些手段和目的只是美丽的谎言。
——黄春兴《当代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简史
黄春兴
18世纪时还没有“经济学”的名称，当时对经济活动与经济事务的研究都称为“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关心自身的就业和消费，以及生活上的物价和经济增长，因为这四项经济变量决定了个人的经济福祉。当时苏格兰启蒙学者斯密便主张这四项经济变量应由个人和市场去决定。他提倡自由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视市场为个人交换商品、生产要素、技术与知识的平台，让个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就业与消费，并通过市场的供需机制去决定商品的价格与薪酬，也让企业家经由创新去推动经济增长。
在自由经济下，个人凭其天赋、机会、运气与努力从市场中获取应得的报酬。经由市场的交易机制，个人天生和后天的种种差异表现成货币形式的收入差异。在私有财产权制度下，收入差异经由长时间和几代人的累积而扩大成财富的贫富差距。不可讳言，自由经济有利于天资聪颖者和后天接受良好教育者的竞争优势。贫富差距也意味着穷人享有的经济福利低于富人。自由经济视富人救济穷人为美德，但慷慨与利他却不是市场规则。经济福利不是个人生命的全部，此外还有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满足。古典政治经济学者理解市场机制无法改善贫富差距，但坚信蓬勃发展的利他性民间社群会提供足够的社会救助。这是第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到了19世纪后期，政治经济学开始仿效自然科学，以严谨逻辑去探讨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并精确分析从经济手段到经济目的之关系。政治经济学探索各项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然后用这套逻辑体系去分析经济手段的适用范围。他们发现就业、消费、物价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但这些新知识依旧无法缓和贫富差距。在这阶段，自由经济学者区分了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不让政治手段介入经济活动。这理念继承“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的基督教教义，并延伸到宪政发展，如强调行政、立法与司法必须独立与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和“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私有财产权制度。
社会若无法有效缓和贫富差距，久之一定会陷入动乱。自由经济既已严拒以政治手段介入经济活动，若社会的慷慨又不如预期时，那么，贫富差距的死结该如何解开？一个曾被相信的答案是：废除私有财产权，然后以政治权力复制计算机虚拟市场机制而计算的结果去分配资源。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兴起的计划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主张收归私有财产，以中央集权的计划替代自由市场的运作，设置国有生产机构，按生产计划配置生产资源和人力，再均等分配产出给个人。负责计划经济的中央计划局认为，他们理解市场的运作逻辑，有能力利用计算机去模拟市场并估算每个人和每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与消费数量。他们认为，新体制不仅尊重市场的运作逻辑，也能让人们的经济福利趋于均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学者期盼计划经济能带来“美丽新世界”。计划经济对私有财产权的公开否定，掀开政治经济学对体制的争议。这是第二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模拟的市场只能将个人视为因应任务的被动者，无法期待个人主动发挥个人知识、创业家精神、魄力、信仰等潜能，其施展结果终必导致整个社会在各方面的迟缓发展。在政治上，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结果发展成专制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虽然反对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却也拥有庞大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并限制个人的私有财产权。
在中国古代，市场经济曾开创了西汉文景之治，也衍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不均社会。当时大臣给皇帝的建议就多是废除土地的自由买卖。不同于西方有着王权不得侵犯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中国专制皇权早就崇高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围绕在专制皇权下，中国逐渐发展出独特的民本思想和仁治理论，称之为中国的民本政经体制。个人在民本体制下享有的自由与民主都极为有限，无法追求自己主观期待的幸福。在今日中国大陆，由于土地的财产权依旧公有而国有企业也垄断主要产业，不少学者以“中国模式”称之。由于崛起的中国蓄意要走一条和西方不同的政经体制，民本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差异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新争议。
苏联计划经济的初期亮丽成就，吸引法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仿效。由于西方国家有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便被修正为指导性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负责的经济设计委员会无权支配或控制个人的资源与行为，只能规划选定的产业或特定部门的发展方案。他们利用政府拥有的国有资源和预算，设计一些诱因相容机制，引导个人自愿选择委员会所规划的产业与行动。英国并没采用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的法国式经济计划，而是采用凯恩斯理论的需求理论管理。在经济管理下，政府只利用政治权力操控宏观经济变量。
这两种体制都不强迫个人的选择，而是利用它所控制的资源或权力去改变个人选择时面对的相对价格，故称之为政治干预体制。法国式的经济干预改变的是不同产业或不同部门的相对价格，而英国式的经济干预改变的是整个经济之各部门在规划今天和明天之经济行动的相对价格。由于这两种干预类型相互独立，许多新兴国家的政府都乐得同时接纳。这是第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干预和计划经济存在两点差异。第一是否定市场效率的方式。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央计划局基本上还尊重市场机制和其效率，只是更信任自己的计划；但英法的经济干预，经济设计委员会接受市场失灵的说法，赋予政府权力以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第二是侵犯私有产权的方式。由于马克思公开否定私有财产权制度，因此计划经济可随意废除或删减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权。相对地，英法的经济干预受到传统约束，不敢公然侵犯个人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权，却利用政治手段和政治安排侵蚀私有财产权的价值。
英国和法国在走向经济干预时，都已推行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政策。因此，他们不把经济干预作为改善贫富差距的手段：法国以经济计划推动经济发展，英国以经济管理维持就业和物价的稳定。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私有财产权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共识，但经济干预却依旧存在，也引起新的政治经济学的争议。在这争议中，干预主义者要以政治权力去促进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而自由经济学者则捍卫市场机制，避免遭受政治手段的任意干涉。
马克思曾宣称共产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其意思是社会主义必须尊重市场机制的科学逻辑。科学是因果关系连结成的知识体系，其中包含许多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推演逻辑。如果手段在逻辑上无法推演出目的，该手段就不科学。逻辑上能够实现目的之手段才算科学。计划经济强调它是以确定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因此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因为反科学，也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他认为19世纪的欧洲存在不科学的社会主义，其企图直接提供人们经济福利，而不以计划经济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些反科学的社会主义包括德国和北欧国家采用的福利国家体制。严格地说，福利国家纯粹以社会目的和政治权力直接提供个人所需要的消费，并不过问市场运作逻辑，也不采取如最低薪酬率或限制日常消费商品的价格等经济干预手段。他们认为，个人需要的不仅是就业、消费、物价、经济增长等经济福利，也需要群体生活的道德、正义与秩序等社会福祉。
由于只关心需要而不过问福祉的生产过程，福利国家的人们胃口会愈养愈大，直到超过社会的生产能力。德国与北欧国家都有着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传统，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提供能力也就受限于个人的经济生产力和愿意接受的最高税率。这并不是纯粹理念的福利国家，也不是计算机里模拟的市场机制。他们坚持自由和有效率的市场，以及清廉政府。从尊重市场的科学态度而言，北欧的福利国家远胜过计划经济的国家。
北欧福利国家的成功带来第四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社会如何善用个人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缴纳的税收，去提供人们最多的经济福利。
在讨论了几种政经体制和政治经济学在四个阶段的发展后，最后的问题是“谁”来为一个国家决定政经体制？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经济学家？是拥有政治权力者，还是一般百姓？当然，形式上是拥有政治权力者决定一个国家的政经体制，但实质上他仍然受制于许多的约束或潜在威胁。即使中国模式，仍需要获得百姓的基本支持。在民主国家，政经体制的选择需要更多人们的支持。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探讨这些政经体制的竞争及人民的选择。
一旦需要人们的支持，政治权力者就需要一些说辞。在一些地区，政治权力者还继续以欺骗、掩饰、诱惑、威胁等方式获取人们的支持，但随着信息的开放，有说服力的说辞最终是要建立在严谨的理论上。严谨的理论就是关于手段和目标的因果关系。
任何的政经体制都必须明确它想实现的目标（或政治理想）以及实施的手段。政治经济学（者）的任务就是分析各种政经体系所提出的手段与目标的因果关系。理想主义者常吹嘘目标的伟大，怂恿人们选择他偏爱的政体。政客经常避谈目标，以方便在手段上表现出他的爱民与慷慨。学者必须放下个人对目的与手段的主观偏爱，然后展开严谨的逻辑推演，为一般百姓筛选因果关系的成立配对。学者没有责任与义务去推荐特定的政经体制，因为理想主义者会吹嘘那些目标，而政客也会渲染政治手段的好处。真正的学者有义务无偏私地告诉人们哪些手段和目的只是美丽的谎言。
手段除了能实现因果关系确认的目标外，也可能带来许多被掩饰的后果。学者对这些后果带来的伤害和避免它们所需投入的成本，都必须清楚地让人们知道。学者必须提醒人们，他们的选择不会只有琼浆玉液，也同时存在着必须牺牲的代价。
一个政经体制的成功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手段和目标是否满足可接受性、具因果关系、低交易成本等三项条件。可接受性的权利和表达是个人的责任，而探索因果关系和低交易成本则是政治经济学（者）的职责。
摘自黄春兴《当代政治经济学》，标题为编者所加
当代政治经济学
黄春兴 著
本书是一本具有开拓性质的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共分5篇，第一篇为序论，回顾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演进。第二篇分别探讨主观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析核心：行动与知识、交易和合作、知识与资本累积，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成长。后几篇接着检讨以凯恩斯理论作为经济成长政策的问题，并论述米塞斯—哈耶克的景气循环理论等等。
黄春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新竹）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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