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时代的双生恶魔：小说和租借式图书馆
一六六四年去世的伊丽莎白·兰厄姆夫人曾因罕有的智慧，以及对拉丁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精通而闻名。可是，为她立传的男作者却急于指出，她避免了“人们可以想象出来的、必然伴随着一位博学人妻的种种不便，为此，她一向都会在他［她丈夫］面前低眉垂首，一如面对着主人和首领”。
乔治时代的双生恶魔：小说和租借式图书馆
摘自《小闲书？乔治时代的事实与虚构》一节
在理查德· 布林斯利· 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Sheridan）一七七五年的剧作《情敌》（The Rivals）中，安东尼· 阿不所鲁特爵士（SirAnthony Absolute）对马拉普洛太太（Mrs Malaprop）谈到了“一棵常青树，有着邪恶的知识！”伦敦科文特加登剧院里的观众想必不用费力，便能明白此话所指。我们今天会就行为不良的青少年，或欧盟的就业政策展开辩论，而乔治时代晚期的社会曾严词谴责一对双生的恶魔：小说阅读和租借式图书馆。激起这些攻击的是妇女。
对阅读传奇和小说的行为加以责难，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并有两条主要的支脉。第一条认为，虚构类作品会刺激想象力，可能引致各种各样的危险。第二条则坚信，妇女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保持从属地位。一六六四年去世的伊丽莎白· 兰厄姆夫人（Lady ElizabethLangham）曾因罕有的智慧，以及对拉丁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精通而闻名。可是，为她立传的男作者却急于指出，她避免了“人们可以想象出来的、必然伴随着一位博学人妻的种种不便，为此，她一向都会在他［她丈夫］面前低眉垂首，一如面对着主人和首领”。
十六世纪时，虚构类作品通常叫作“传奇”，将一位具有骑士精神的英雄作为主人公，描写其生平和业绩。它们的原著往往是意大利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但英文译本日益增多。巴尔达萨雷· 卡斯蒂利奥内以对话体写成的《侍臣论》（Il libra del cortegiano），由托马斯· 霍比于一五六一译为《侍臣》（The Courtyer），还向宫廷中的淑女贵妇介绍如何举止得当。本土自产的此类作品有菲利普· 西德尼爵士的《阿卡迪亚》，此书本来是他写给妹妹，供其私下消遣的，他早逝之后，经妹妹允许而付梓。在安妮· 克利福德夫人的《大像》（见插页一）中，便画有一部《阿卡迪亚》，与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杰弗里· 乔叟和埃德蒙· 斯宾塞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些作品有时称为“消闲文学”，让那些有地位、有文化的夫人小姐们读一读，并无不妥，而低阶层的妇女是不该接触虚构作品的，她们应专注于圣经和其他虔信读物，实用性的工具书亦可。
按照《牛津英语字典》，“小说”（novel）一词在英语里最早出现于十六世纪中叶，用以描述短故事集中的一篇，如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伊丽莎白· 皮普斯当年所读的，是以其母语法语写成的小说，它们可绝不是什么短篇。一六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塞缪尔· 皮普斯在日记中写道：“回家，上床，丢下我妻子，接着读她的《波历山大》。”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住在僻远海岛上的女王，差遣手下骑士，去惩罚孜孜不倦的求婚者，学者马兰· 勒鲁瓦· 德· 贡贝维尔一写就是五卷。皮普斯的传记作者克莱尔· 托马林不禁感叹，如今它实在难以卒读。
针对传奇和小说阅读的非难之辞绵延不绝，持续了数百年，而且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就外界看法而言，剧本似乎占得了中间地带，没有斯宾塞和西德尼的典雅之作那样博学，却又不像乔叟那样难以理解，比起早期的报纸快览特、歌谣纸和传奇廉本书，它们内容更多，名声也更好。一六二三年出版的威廉· 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开本大获成功，第二对开本不到十年便继之而生。在等待死刑执行时，查理一世读了莎士比亚和本· 琼生，而不管从严格的宗教信仰上来看，莎士比亚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埃德蒙· 戈斯（Edmund Gosse）在十九世纪写到父母时，曾提及他母亲在家中既不备小说，也没有莎士比亚，就连他做牧师的父亲也觉得这种做法矫枉过正。
对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穷人而言，虚构作品是以廉本书的形式，从货郎手中花几个便士买来的。其题材既有虔信的传说，也有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皮普斯将它们分别称作“便士信经”和“粗俗演义”，诗人约翰· 弥尔顿则以“乡民的桃源”唤之。然而，它们不只是穷人的读物，学童们也从中发现了通往小说世界的美妙入口。
一七四〇年进入这一方天地的，是塞缪尔· 理查森发表的《帕梅拉》，有些人认为，这是第一部现代英语小说。理查森生于一六八九年，乃细木工之子，如同威廉· 贺加斯一七四七年系列版画中的汤姆，一副不断往上爬的“勤劳学徒”模样，从印刷业的小工起步，娶了师傅的女儿，最后成了文具商公会的主事人。理查森早年确曾出版过一部名叫《学徒手册》（The Apprentices’ Vade Mecum）的书，提供道德和行为上的忠告。他在十三岁时还有另一门营生：替年轻的恋人们写信，因此，当他受到印刷厂的同行们怂恿，基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信发展成了《帕梅拉》，第一部在一七四〇年付梓，次年又出版了《写给好朋友的信和替好朋友写的信》（Letters to and for ParticularFriends）。
理查森扮作六位通信者的“编辑”，借以讲述帕梅拉· 安德鲁斯的故事，她是个十五岁的女仆，颇不寻常地能读能写，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幸，险遭强奸，还遇上了假结婚，但终于凭着善良降服了引诱者，接受了他给予的真正婚姻。一七四一年，理查森写出了小说的第二部，在浓烈的教化色彩下，将帕梅拉写成了完美的人妻。《帕梅拉》大受欢迎，理查森则被奉为“所多玛的良益天使”，牧师们在布道时，也对书名页上阐明的主题大加褒扬，即该书旨在“培养男女青年的信仰准则与内心的美德”。理查森的听众一如现代肥皂剧的观众，常常将虚构与现实混同，所以村里的铁匠当众朗读此书，读到帕梅拉的婚礼时，斯劳（Slough）的教堂竟然敲响了大钟，以示庆祝。但此书也招来了嘲讽，甚至在第二部刚刚问世的时候，便出现了一部讽刺性的戏仿之作，题为《滥竽充数的傻梅拉· 安德鲁斯夫人生平》（An Apology for the Lifeof MrsShamela Andrews），作者署名“康尼· 基伯”（Conny Keyber）。几乎可以肯定，此人就是亨利· 菲尔丁，他后来又在所著小说《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故事》（The History of Joseph Andrews）中，公然嘲笑了《帕梅拉》，此著描写帕梅拉的兄弟做男仆，和她一样守身如玉，抵抗住了女管家、甚至女主人的勾引。理查森天性自负，深为菲尔丁的举动所苦，至死没有原谅他。
与《帕梅拉》的出版几乎同时，租借式图书馆出现了。公认塞缪尔· 范考特牧师（Revd SamuelFancourt）创办了第一家租借式图书馆，时为一七四〇年，馆址位于伦敦的舰队街。他主要提供神学和技术类书籍，但不久便陷入财务困境，于是将该馆转为了会员制的收费图书馆。图书馆的历史颇为复杂，因为它们规模不一，形态各异，既有大教堂的图书馆，也有教区教堂小小的藏书室，既有国立机构，也有非正式的读书社团，体制和规则上更是千差万别。本章专注于所谓的“非公共机构”图书馆，即会员制和租借式的图书馆。
会员制或业主所有制的图书馆兴起于十八世纪早期，由个人组成团体，集体购买图书，资金来自入会费，另加会员费，通常以年费或季费的形式缴付。有些团体自称图书馆，也有的叫读书小组（readinggroup）、读书协会（society of reading），或者书友会（book club）。有些以合股为基础组成，让会员购买股份。有些长期保留藏书，另一些每到年底便卖净所藏。此类机构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的咖啡馆俱乐部。一六六八年，安东尼· 伍德（Anthony Wood）写到牛津大学时，曾记载如下：“圣诞节前不久，基督教会（Christchurch）那帮人，年轻人，在肖特（Short’s）咖啡馆内书房设一图书馆，有拉伯雷（Rabelais），诗集，戏剧等。有位学者送来一本书，值一先令十便士。”一个世纪之后，爱尔兰旅行家托马斯· 坎贝尔博士（Dr ThomasCampbell）描写了伦敦吾等天父道上的牧师会咖啡馆，说此地“非同寻常，有大笔藏书和一个读书会”。缴纳会费一先令，即可获得一年的读书权。他“发现了我想要的所有的新出版物，而且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所有新书都会入藏”。
其他会员制图书馆在酒馆聚会。例如，伯明翰书友会（Birmingham Book Club）创办于一七七五年，常在莱斯特徽（Leicester Arms）晤面，此酒馆属约翰·弗里思（John Freeth）所有，位于利思巷（Lease Lane）和贝尔街（Bell Street）的街角。其会员倾向激进，故而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被政敌冠以雅各宾党俱乐部之名。约翰尼斯·埃克斯坦（Johannes Eckstein）在一七九二年作有一画，现藏伯明翰美术馆，画中可见该会会员，有些人面前是大杯的啤酒，其他人则守着葡萄酒杯和陶制长柄烟斗，很显然，这不但是图书馆，也是社交俱乐部。约翰· 弗里思既是主人，也是会员，曾赋诗如下：
看槌子，槌槌出钱
摇杯子，杯杯承欢；
如果我们的心微醺甘甜
书也会卖价不凡
这里写的是一年一度的旧书拍卖。
▲ 伯明翰书友会在莱斯特徽的一次聚会，约翰尼斯· 埃克斯坦绘于一七九二年。画面中一本书也没有，很有可能是会员们在一年一度的旧书拍卖会上把书卖掉了，此时正在抽烟喝酒。
这些图书馆和读书团体遍布全英。埃塞克斯的克拉弗林村（Clavering）也在一七八六年成立了读书协会，每月聚会一次，会员在家中轮流坐庄，年度晚餐会则在克拉弗林旅店（Clavering Inn）举行。四年后，一个打破常规的大胆举动出现了，协会决定以半价接受妇女入会。他们多次举办辩论会，其中一次主题如下：“通常施加于老处女和老光棍的谴责是否存在着合理的基础？”会议记录显示：“从老处女身上普遍存在的各种坏脾气来看，对她们加以谴责显然是有正当理由的，至于老光棍们，鉴于同样的和其他不曾广为人知的原因，活该受到比起他们通常所受的更严厉的谴责！”在一个夜间出门相当冒险，而人工照明又过于奢侈的时代，亨廷登书友会协会（Huntingdon Book Club Society）曾于一七四二年申明，在乔治旅店（George Inn）举行的晚餐会兼月度会议，无论寒暑，均应在满月前的星期二下午三点钟进行。
村庄和小城镇纷纷有了自己的会员制图书馆和书友会，伦敦的类似服务却少得可怜，这也许是因为有太多可供选择的机构和书店吧。伦敦图书馆（The London Library）创办于一七八五年，几度搬迁，后来与威斯敏斯特图书馆（Westminster Library）合并。它提供范围广阔的图书，入会费一几尼，外加一几尼的年费，共有一百二十一位会员，其中妇女十人。虽然该馆不到二十年便告关闭，但一八四〇年，新的伦敦图书馆又在圣詹姆斯广场复生，它也许是最著名的会员制图书馆，如今仍然健在。其创办应归功于托马斯· 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决心，他更喜欢把书带回家，而不是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这样的图书馆内枯坐，其他一些文坛名流，如查尔斯·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威廉· 尤尔特·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2] 也是该馆强有力的支持者。
各图书馆的年费通常为一几尼，由此使相对贫穷的社会成员在财力上难以企及。亨廷登书友会协会一七四二年的名录显示，该会会员有教士八人，律师七人，内外科医生各一人，有位查尔斯· 希利托（Charles Shillito）曾于一七八八年赋诗，题为《乡村书友会》（TheCountry Book Club），诗中描写了一家农村协会形形色色的会员，包括一位教区牧师，一位布商，一位外科医生，至于会长，自然由大地主出任。在妇女获准入会的地区，她们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一百人中不过四五。这些女人必定虎胆英魂——很有可能是凛然不可犯的寡妇，其亡夫或为镇上有头有脸的商人，或为牧师，乃至本村的大地主。当然，有许多妇女通过其父亲、丈夫和兄弟的会员身份，而得到了读书的便利，她们一向是隐匿的读者。
妇女虽然受到会员制图书馆的排斥，到了租借式图书馆，她们却不会受到如此恶待。书总是有的借，有时要花钱，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便可从书店和咖啡馆借书。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诗人阿兰· 拉姆齐（Allan Ramsay）——他同名的儿子后来做了肖像画家——便在爱丁堡的自家书店里开办了这样的服务，惹得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前馆长罗伯特· 伍德罗牧师（Revd Robert Wodrow）大发雷霆：“一切邪恶的、渎神的、淫秽的图书和戏剧，在伦敦由柯尔［指曾经引发争议的书商埃德蒙· 柯尔（Edmund Curle）］和其他人等印刷好了，再由阿兰· 拉姆齐从伦敦弄过来，又以极低的价钱借出去，借给年幼的男孩子，伺候上等人的小男仆，还有绅士们，就此可怕地传播着恶习和淫乱。”
伍德罗立场鲜明的责骂，是对租借式图书馆大加诋毁的早期例证。一七六五年，《乡村回忆》（Village Memoirs）的作者宣称：“收税道路和租借式图书馆是恶行与淫亵的最大入口，”突然之间，生活在农村社会的人们便迎来了对身体和精神消遣模式所发动的谴责。十八世纪下半叶，租借式图书馆蔚然成风，实在是一桩引人注目的事。根据保罗· 考夫曼（Paul Kaufman）的统计，到一八〇〇年，此类机构在伦敦的数量超过一百家，另有二百六十八家分布在全国其他区域的一百一十九个地点。不仅如此，他还相信《月报杂志》（Monthly Magazine）在一八〇一年四月份的说法可能是准确的：此类图书馆至少有一千家。
诺布尔兄弟经营的租借式图书馆，是伦敦首批同类大型机构之一。弗朗西斯· 诺布尔（Francis Noble）在莱斯特广场的圣马丁巷（StMartin’s Court）创建了自己的出版业务，兄弟约翰一七四四年来此加入。他们是自我营销的好手，将图书馆优雅的内室刻成版画印行。詹姆斯· 雷文（James Raven）曾形容他们经营着文学界的拉内拉赫园林（Ranelagh Gardens），又像司仪，在上流社会的温泉浴场会堂里，主持着一场又一场的庆典。到一七八〇年，诺布尔兄弟已在卡纳比街（Carnaby Street）教皇头处营业，比邻金色广场（Golden Square）。他们印行的目录册标价六便士，装订好的要一先令，可供数千册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图书出借，年费十二先令，或季费四先令。营业时间也极为充裕，平日早八点开馆，晚八点闭馆（但目录册警告说，不能再延长了）。每次可借书两部，逾期未还者，损坏图书者，凡此种种，均须缴付罚金。他们的劲敌是在舰队街开办租借式图书馆的托马斯· 朗兹（Thomas Lowndes）。在范妮· 伯尼（Fanny Burney）一七八六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塞西莉亚》（Cecilia）中，那个吝啬贪婪又言谈粗鄙的布里格斯，据信就是根据朗兹的形象写成的。
后来，在租借式图书馆的生意场上，诺布尔兄弟和朗兹双双受到了托马斯· 胡卡姆（Thomas Hookham）的挑战，此人的买卖遍及新老邦德街（Bond Street）和汉诺威广场（Hanover Square）一带的各种便利地点。但是名头最响，或者说最为人所不齿的图书馆经营者，大概非密涅瓦出版社（Minerva Press）的威廉· 莱恩（William Lane）莫属了。他是伦敦鸡贩之子，在父亲的店里就开始卖书。这个很没前途的起步后来成了许多讽刺文章的主题，他被写成“杀鸡的”和“涂鸦的鸡贩子”，坐在鲜亮的大马车里招摇过市，挥舞着金手杖。买马车和手杖的钱来自他获利甚丰的买卖；到一七八四年，他已守着伦敦市中心，在利登霍尔街（Leadenhall Street）的自家店内办起了印务所，经营一份下午报，并不断扩大，最后创建了密涅瓦出版社，雇了很多人手，有至少四台印刷机，外加一个远近闻名的租借式图书馆。他不按常理出牌，因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而声名大噪，以至于人们更津津乐道于密涅瓦出版社的社牌，而非他出版的那些作品。莱恩把读者分为四个等级：夸夸其谈的，嘻嘻哈哈的和反复无常的，不动声色的，以及夸张做作的外行——堪称市场分类学的一个早期实例。
节选自《读书为上：五百年图书发现史》
读书为上：五百年图书发现史
[英]玛格丽特·威尔斯
慷慨 译
本书重点写了大收藏家佩皮斯、杰弗逊、约翰·索恩爵士、托马斯·比维克，还有邓尼斯·希利和埃德娜·希利夫妇的图书收藏和阅读的历史，有力地展现了这五百年丰富多彩的图书收藏历史。同时，也提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咖啡屋广布的重要性，法兰克福书展的十六世纪起源到二十世纪纸皮本和书店连锁的革命等问题。另配有94幅插图。
玛格丽特·威尔斯（Margaret Willes），曾在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院读现代史和建筑史，前英国国民托管组织出版商，2005年退休，现居伦敦，写作并绘有多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