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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献的,可我总觉得国家对不起他




他行过的姿态,优雅而恬淡,他的格局之大,后人更难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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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名门,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家财万贯,所居宅邸堪称京城一绝。

却一生散尽家财,只为留住国宝;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说:他的名字,要么不知道,知道了,就再也不会忘记。

他,就是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侄——张伯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7岁那年,他被其生父张锦芳,过继给做总督的伯父张镇芳。

从此,张伯驹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位高权重,家财万贯。

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自然是锦衣玉食,吃穿用度,一应俱全。

他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身处官宦之家,又生逢乱世,家里人自然想让张伯驹做军官。

民国元年,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
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赋闲在家,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过得好不自在。
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张伯驹虽家境殷实,常与阔公子为友,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

他生活素淡,也不故作清高刻薄,喜同名士交涉,正因如此,他对书画名品也有一定见识,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父亲让他打理银行事务,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只要看中,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
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每年,张伯驹都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而闲散之际,他就经常会去一些风月场所走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张伯驹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奇女子--潘素。
潘素生于姑苏,祖上曾经做过宰相,可无奈到她父亲这一辈时,祖产已被挥霍一空。

幼年时,其母遍请各地名师,教潘素研习音律、书画。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便将她送去了青楼。

因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潘素很快就红透整个上海滩,还获得了“潘妃”的美誉。

有一天,张伯驹查完账目,就约着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曲声和缓,余音绕梁。

张伯驹看她出落秀气,颦蹙之间更显不凡,断定此女子不俗。当得知台上的,就是有“潘妃”之称的潘素之后,张伯驹便暗下决心,发誓要娶潘素。
而风流倜傥的张伯驹,也很快就获得了潘素的芳心。

但当时的潘素,已经被一名很有权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得知张伯驹有意潘素之后,命人将潘素软禁了起来。
张伯驹强抢不能,只得买通看守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回北京,迅速成婚。

成婚之后,两人琴瑟和鸣,潘素知书达理,再兼二人兴致相投,对于张伯驹收藏字画的爱好,她一贯选择支持。

正因如此,张伯驹更加醉心于名品字画,整日里四处寻访名家,收集奇珍异宝。

有一年,与张大千有着“南张北溥”之称的溥儒,想要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转卖给洋人。

《平复帖》是陆机真迹,乃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手迹,上面盖满了各朝各代名士的印章,素有“中华第一帖”的美誉。

而溥儒曾将国宝级画作,唐代著名画马高手韩干的代表作《照夜白图》,卖给英国人。
张伯驹听到消息后气得跺脚,如此无价之宝,一旦流失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于是他立刻找到溥儒,溥儒张口便要20万,一毛钱都便宜不得,奈何实在有心无力,张伯驹也就只能作罢。
直到1937年,当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借出一万大洋,这令溥儒愧叹不已。

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溥儒才终于答应4万大洋卖给张伯驹,为中国保住了这一无价国宝。

此后,张伯驹又陆续买下,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而其代价,是变卖了家中,在京津两地的几乎所有房产。


1941年的一天早上,寄居上海的张伯驹被三个大汉绑架。不久之后,绑匪打电话勒索200万,这可急坏了潘素。
家中根本没有这么大笔巨款,情急之中,潘素想到家中收藏的字画。
正当潘素准备变卖字画赎人的时候,经过多方斡旋,潘素终于见到了张伯驹,此时的张伯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见到潘素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没过多久,绑匪害怕事情闹大,就把张伯驹交给了上海当地的的一个伪军头目,等潘素去要人时,头目一张口便是20根金条,无奈之下,潘素也只好四处借债,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曾对潘素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一直都细心保管,不敢有半点懈怠。

北平沦陷的时候,为了保护国宝,潘素将这些名品字画,都缝进了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最终才把它们带出了北京。
1946年,古董商人马霁川,在北平拍卖一幅,素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的珍品《游春图》。这幅画布局得当,运笔细腻,乃隋代著名画师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
当时抗战已经结束,故宫正广泛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闻言之后,便请求故宫买下这幅传世名作,以免流失海外。

马霁川却张口要价800两黄金,故宫方面也只能望洋兴叹。
而就在此时,有洋人称有意购得此画,张伯驹气得捶胸顿足,连忙放话给马霁川:
“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马霁川也有些怕了,就松了松口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尽管价钱已经减少了很多,可对于家财散尽的张伯驹来说,这笔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为了凑够买画的钱,张伯驹只好变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而这个宅子在京城之中,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而建,构建之宏伟,实为罕见。
连马未都曾感叹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等凑够了钱,张伯驹便立刻前往马霁川处买画,可没过多久,就愁眉不展地回来了,一问才知,这马霁川托辞黄金成色不好,竟要追加20两,此时已经是家徒四壁的张伯驹,哪能凑出这么多钱。
无奈之下,潘素只得回到房里,将多年来珍爱的首饰金银,一应拿到当铺当了,才凑够了钱,终于买下了这幅《游春图》。


后来,南京总统府遣人来买,并称愿意出50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而张伯驹却一口拒绝,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而正是这些张伯驹用了半生守护,不惜倾家荡产,宁死不卖的国宝,在1956年时,被尽数捐献给了国家

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
而这8幅作品,任拿出一件来,都是价值连城,不可估量的。

时至今日,这些珍品还都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当政府意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时,张伯驹一口回绝,只答应收下了一张文化部颁发的奖状。
当有人问起,为什么会无偿捐献这些绝品时,他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国。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然而,一年之后,张伯驹却被打成了“右派”。1961年,吉林博物馆候补有缺,陈毅便安排张伯驹夫妇,去长春做文物鉴定工作。 
到了长春之后,张伯驹将毕生所学,悉数传授给了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们,还将30多件藏品,一并捐献给了吉林博物馆。
其中包括张伯驹最为珍爱的一幅,南宋时期的《百花图》


此画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对于张伯驹来说,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而就是这样一幅重要的画作,张伯驹依旧选择了捐献。
1966年,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之后,被下放到吉林舒兰县插队。
此时的张伯驹已经年近70,舒兰县拒绝接收张伯驹夫妇。老两口儿,也只得冒着大雪赶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没有户口,也分不到粮票,原先的宅子已经成了大杂院。无奈之下,两人只得找了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来。依靠朋友接济聊以度日。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民国公子,迟暮之年竟却落魄至此。
但生活的清贫并没有让张伯驹自哀自叹,相反,夫妇二人依旧在家赋诗作画,好似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也感叹道:“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张家鼎盛之时,曾有10位管家,有4位负责中西餐的大厨,每逢会客,席间皆珍品无数,令人叹为观止。
而多年之后,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时,只见他独坐在一个角落小桌前:

“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
黄永玉事后不禁感叹道:“能喝此蹩脚红菜汤,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除了宠辱不惊、生性豁达之外,张伯驹待人接物也从未有过派头,在后辈面前,更从来没有端过架子。
红学大家周汝昌和张伯驹熟识之后,每每到张伯驹家中拜访,自行翻阅藏书字画,想来便来,想走就走,一点也不必拘礼。
收藏大家王世襄,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但又不好开口,苦思许久之后,才提出请求,谁知张伯驹听完之后说, “你每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吧。”王世襄大喜过望,连忙捧着《平复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生怕有丝毫闪失。
1982 年阴历正月十五,张伯驹因为感冒,住进了北大医院。张伯驹1982年的2月26日,张伯驹停止了呼吸。

追悼会上, 挽联如雪。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他的一生,如同一叶扁舟,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而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的境界,更是常人所达不到的。

他行过的姿态,优雅而恬淡,他的格局之大,后人更难望其项背。

而如今,却鲜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当人们为一个个名士大师歌功颂德时,张伯驹就像一页旧报纸,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再无人记起。
请记住他的名字,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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