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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用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了哪些问题

北京商报 20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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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1月1日,中宣部举行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晖在会上解读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全会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决定》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


王晓晖表示,这次全会是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现在,我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从国际看,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收官阶段。今年又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需要更好地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加凸显了会议的特殊性和战略性。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


王晓晖指出,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决定》。《决定》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决定》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刻阐述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三中全会围绕这个总目标当时提出336项重点改革任务。据王晓晖介绍,经过5年多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336项任务都已经得到了落实或者进一步落实当中。“应该说,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我们觉得这些改革成效的取得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对于这次全会的《决定》,王晓晖表示,是对上述总目标的深化和展开,又作出了许多新的部署和新的安排,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关于新的部署和新的安排,最突出的有几点:


一是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决定》把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放在首要位置,突出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统摄性地位,从指导思想到重大观点、具体举措等,都体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


二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决定》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决定》凝练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所在,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所在,也是坚持“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所在。


三是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决定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我们相信,随着《决定》的贯彻落实,必将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我们相信,随着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晓晖说。


2.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金权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它由13个部分组成,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它统领和贯穿其它12个方面的制度。


江金权表示,这次全会着眼于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和前提。建立这方面的制度,就是要推动全党恪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


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完善这方面的制度,就是要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


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地位的准确界定。健全这方面的制度,就是要把各方面力量协调起来,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增强合力,高效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是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式。健全这方面的制度,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决定治国理政成效。健全这方面的制度,就是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根本保证。完善这方面的制度,就是要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江金权说:“这六个方面的制度是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必须全面建设好、始终坚持好、不断完善和发展好。”


3.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大创新,就是在此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三项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这一重大创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对于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据韩文秀介绍,这次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了重要部署。


第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竞争中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地壮大,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而且还在上升,全会提出要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第二,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我们既要不断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要鼓励勤劳致富,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第三,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4.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明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对下一步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这次全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实施更大范围的开放,就是要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先导地位,完善内陆开放布局,加快自贸试验区、自由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形成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要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


实施更宽领域的开放,就是要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全产业扩大开放,要加快金融、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这将为各国的投资者提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


实施更深层次的开放,就是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将认真实施《外商投资法》,更好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加强知识产权和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质营商环境。


韩文秀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同各国互利共赢的广度和深度会不断拓展。


5.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


对于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关于“一国两制”的部分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表示,按照“一国两制”原则治理好香港、澳门,是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四中全会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决定》专门有一部分围绕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特别强调,按照“一国两制”治理好香港、澳门,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要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决定》围绕按照“一国两制”原则治理好香港、澳门提出了一系列工作任务和要求。一是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水平。二是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三是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四是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五是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总之,我们将进一步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沈春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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