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鼎─台湾经济奇迹的缔造者

本文原刊于《举目》66期

良相佐国

当李国鼎先生（1910-2001）过世时，不但海内外华人为之同感哀悼，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领袖们，也都为这位他们称之为K. T. Lee的伟人而同悲。高希均先生在他的追悼词中，这样说：

在今天这个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只想自家，不想国家的世代，李氏一生“创新”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从政者的典范：敢想、敢说、敢做、敢爱。

因为敢想，才能想得远、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断地提出新观念、新政策。

因为敢说，才能说真话、说实话。

因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说，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谈而已。李氏痴而不舍地积极推动开创性，以及有时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区及第六伦）。

因为敢爱，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爱心出发，爱国家、爱社会、爱众人。他在晚年时沉痛地说过：我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走向“贪”，越来越缺少“爱”。

在专业知识上，他是通才中的专才，专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实”。

综合来说，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还是他拥有高贵的灵魂─无法被腐化的操守、无时无刻不在的大爱、全心投入的专注、从不气馁的使命感。

与李国鼎共事多年，又是他担任财政部长时的左右手的李模，也说了两句很有深意的悼词。他说：

假如没有KT李，台湾不会是这个样子，

假如我们有多些KT李，台湾也不会仅是今天这个样子。

李模还说，他很遗憾过去几十年来，只看到少数几位能切实守法的高级公务人员。但是，他也庆幸曾亲自追随过像李国鼎先生这样有守有为的好官！他说当年财政部各单位卧虎藏龙，人才济济，除了KT之外，就没有一个人能把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也只有KT能逼着他们昼夜辛劳而无怨言。

他的这种无私地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很有感召力的，也因此吸引了很多一流的人才回台湾。今天被誉为“台湾半导体之父”的张忠谋先生，就是在1985年被李先生游说返台的。张忠谋曾在工业技术研究院担任院长（我当时也在工研院的化工所任职），后来才创立了台湾积体电路公司。所以张忠谋曾说：“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积电”。当时位于新竹的“科学工业园区”，对台湾走向高科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在李国鼎先生的规划及推动下成立的，更是李先生对台湾经济发展最后一项重大贡献。而他当时已经将近80高龄了。

李国鼎先生是南京人，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更名为南京大学）物理系。1934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系进修，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师。但因1937年抗战爆发，他决定提前辍学返国，仅得到硕士学位，自此展开他50多年的为国服务的职业生涯。到他晚年，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他一共获得国内外至少12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李氏一生对台湾，有许多阶段性的贡献，诸如：

1950年代，在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长任内推动“奖励投资条例”，使台湾逐渐不再依赖美援，而引入华侨及外商的投资；

1960年代，在经济部长任内设立“加工出口区”，使台湾由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经济。后来这成为30多个开发中国家（包括中国），竞相模仿的范例；

1970年代，在经济部及财政部部长任内规划及执行“十大建设”，使台湾由劳力密集工业，走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工业；

1980年推动科技发展计画，并于1985年规划并成立位于新竹的科学工业园区，作为高科技的生产及研发基地。并创立台湾积体电路公司，使台湾的电子、资讯工业，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之一。

因此，他得到许多的赞誉，如“财经重臣”、“科技教父”、“国之宝鼎”、“台湾现代化之父”、“台湾经济奇迹的缔造者”等，这都反映出他一生的丰功伟绩。

但是1966年，李国鼎先生却曾因“东亚纺织公司贷款案”被当时的监察院（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弹劾，并被申诫。李先生当时担任经济部长，曾两次请辞，但还是被蒋介石和行政院长陈诚挽留。他之被弹劾，可能是因为他不接受各种的人情关说。他一向不计较个人毁誉，只问是否对国家有贡献，来衡量他的决定。后来弹劾他的监察委员，也了解这是一个冤案，甚至变成他的好朋友。但自此事件之后，李先生开始信仰基督教。

其实李先生之信仰基督教，也与其夫人有密切关系。李夫人自幼受洗，是虔诚的基督徒。李国鼎先生受她的感召，加上他自己个人的体验，乃受洗信主。他们全家─连同子、媳和两位孙女，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在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聚会，聆听吴勇长老的证道多年。

李国鼎先生曾在他所著的《工作与信仰》书上说：“我希望传达两个观念：第一，是国家观念；第二，是信仰。这两个非常重要。信仰可以帮助我们产生智慧、增加信心。”因为他很热心公共事务，早期就有人说他有“基督精神”。但是到了他正式受洗（时年56岁）之后，更是明显地表现出来。

李国鼎先生历任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及政务委员的20多年期间，培育了许多财经人才，其中继任的财政部长中，有将近一半（包括张继正、白培英、王建煊、林振国等人），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些廉洁自守的高级官员，对台湾财经政策的规划与执行，有重大的影响。

退休后，1991年李国鼎先生曾应邀至美国加州史丹佛大学演讲。在发问时，有一位大陆来的女学生建议李先生访问大陆，因为政府官员他们不肯听青年人的意见。若他能对当权者提出建言，这样才能进行改革以求现代化，来挽救国家的命运，增进人民的福祉。说话时，她激动得落泪，全场听众也为之动容。

1993年，李先生回到离开47年的故乡与国土，在南京大学母校演讲。也在北京受到各级官员隆重的接待，并与朱镕基总理谈到台湾经验。那两小时的长谈，对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幅度与速度，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李国鼎先生所领导的台湾经济发展模式，成为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借鉴。

李先生过着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始终只用一个佣人。后来到了1970年代，甚至连佣人都没有了，都是李夫人自己动手。在台湾的部长级高官中，李先生可能是极少数的几位（另一位就是曾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先生）。名记者张作锦曾感叹地说：“这样一位为台湾创造财富的人，2001年辞世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股票，一生清廉自守。”

均富─台湾经济的奇迹

可能不太多的人真正明白，所谓的“台湾经济奇迹”是指什么？因为二次大战后，日本、韩国、巴西等国，都曾先后在经济上有非常显著的成长。如果单单看经济的成长指数，既然有这么多国家都有这种的成就，这还能算是“奇迹”吗？

其实所谓的“经济奇迹”，乃是指台湾经济发展轨迹，似乎违反了经济学的定律。因为依据经济学原理，经济的发展，只有两条路线。如果要强调“均平”，那么就必须走社会主义路线，其结果必然是变成一个“均而贫”的社会。这就是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后，经过90多年的实验，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的结果。相反地，如果国家想要快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减少管制，走市场经济的途径。然而，其结果也必然会造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学上，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这是为何邓小平在70年代末期，在看出中国经济的困境时，会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指示。他这个宣告，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大胆而睿智的。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也就走向经济学家所预测的结果，那就是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贫富悬殊现象也日趋明显。

通常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有三种。第一种是计算全国人口中，所得总额最高的20%家庭收入，与最低的20%家庭收入之比值。第二种是计算家庭所得总额最高的10%，与最低的10%之比值。第三种则是所谓的基尼系数，最平均的是0，最不平均的是1。

依据第一种统计法，台湾1950年时的富/贫比值高达15倍左右，1964年的比值降到5.33倍（基尼系数0.32），到了1980年更降到4.17倍（基尼系数0.277）。但是1963-1989年的26年间，台湾却能一直保持8.5-10%的高度成长。甚至在1973与1979两次石油危机而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时期，台湾都还能逆势成长。而这段时期，恰恰是李国鼎先生主持台湾经济与财政部门工作的时候。

因此台湾的经济奇迹，就是从1950-90的40年间，台湾的平均国民所得增加了10倍，但是贫富差距却也同时减少了！这是在其他国家所罕见的现象，所以才被称为“经济奇迹”。

台湾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那些年间，有许多像李国鼎先生那样的政府官员（包括孙运璿、王建煊等人）─特别在财经部门，不计毁誉、尽忠职守地为国效劳。他们有道德勇气与使命感，彻底执行公正的财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没有恶性膨胀，贫富悬殊的比值，也才能节节下降。

可惜的是，在李登辉当政的期间，房价暴涨、贫富悬殊情况也大为恶化。这使得台湾过去三、四十年好不容易达成的均富成果，被破坏无遗。难怪当李国鼎先生过世时，有那么多人悼念他！

中国古人曾提醒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逆耳忠言。因此，未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如何扭转这种贫富悬殊趋势，又还能持续保持经济的高度成长。

典型在夙昔─第六伦（群己关系）的推动

有鉴于在工业化与都市化日益加速的社会中，过去传统小农社会以家族与乡里为主的群体关系，已经不足以维系现代社会的和谐。在1991年的一次演讲中，李国鼎回顾台湾过去40年的经济成长时，曾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的社会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成长。我们的生活水准拉高了，但是生活品质没有提升；我们享有越来越大幅度的自由和开放，却见到越来越严重的犯罪、污染、脏乱、喧闹、仿冒、诈欺和绑票现象。我们的富裕感增加，但安全感却减少；物质富有，精神却是匮乏的。社会呈现出‘富裕中的贫穷’之现象。”

其实这个现象，放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也是完全符合的。因此，李国鼎先生乃在1981年提出，应该在中国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外，增加一个“第六伦”─群己关系。因为传统的五伦，只适用于认识的或有关系的特定对象。对于非确定的陌生大众，中国人却常常表现出冷漠无情，不讲求尊重、诚信和关怀。因此第六伦乃是在爱护公共环境、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公平等几个方面来实践。他说：

以五伦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所表现的优点是亲切、关怀，缺点是偏私、脏乱；以群己关系为特色的人际关系的优点是公正、秩序，缺点是冷淡、疏远。

五伦属于私德的范围，群己属于公德的范围。

五伦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简单的传统社会；第六伦的社会文化背景，则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

换句话说，李先生提出群己观念，是为了以第六伦作为现代社会人伦关系之准则。借此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社会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这个群己关系的主要内涵，包括：

常怀感恩他人之心

尊重他人生命

尊重他人的权益、自由与价值；视他人为主体性，不可妄加侵犯

乐于助人，担任义工

待人有情、有义，包容谦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博爱，施仁于他人

因此，李国鼎先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建言，可能还是他晚年孜孜不倦地推动的“伦理道德的重建”。而他自己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公忠体国、忧国忧民的典范。这典范，不仅来自于中国知识份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也来自于他效法基督“舍己为人”的精神。高希均说得对：

李氏一生最令人尊敬的，还是他拥有高贵的灵魂──无法被腐化的操守，无时无刻不在的大爱，全心投入的专注，及从不气馁的使命感。决策者高贵的灵魂，才是决策品质的最佳保证。

每当想到像李国鼎先生这样的人物时，心中的景仰油然而生。因此，虽然斯人已远矣，但是典型在夙昔，吾心向往之！

编注：读者可参考李国鼎网站 http://ktli.sinica.edu.tw/；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http://www.ktli.org.tw/；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国鼎分馆 http://www.lib.ncu.edu.tw/kuo/li-intro.php。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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