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福音教会的“轻信主义”（吕居）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7.09.14
当代福音主义代表人物葛培理（Billy Graham）一生都从事奋兴布道，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福音主义领袖人物。葛培理晚年反思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使用的方法，坦率承认今日的福音派教会充斥着“轻信主义”文化（the culture of easy-believism）。2013年10月，葛培理在接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采访时，说：
在我临近95周岁生日之际，我心里有个负担，就是要写一本书，专门谈论肆虐犯滥的“轻信主义”（easy believism）。这种盛行于今日的思潮，认为只要相信上帝，并积极行善，就一定能进天国……撒但狡猾地误导人，在人的耳边低声诱惑，让人以为相信耶稣基督并不需要生命的更新转变……你不作任何牺牲，就可以拥有基督。这是撒但的欺骗（注1）。
葛培理的这一担忧，印证了旧约学者华德•凯瑟（Walter Kaiser）在12年前就注意到的现象：
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现今）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都很不健康。她被折磨得憔悴，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是因为她被喂了“垃圾食品”（junk food）……与此同时，因着缺乏上帝纯正话语的公开供应，我们正经历着全世界范围的属灵饥荒（参《摩》8：11），在世界各处的教会里面失控、肆虐（注2）。
无论是葛培理所谓的“轻信主义”，还是凯瑟所指出的教会被“垃圾文化”催肥的现象，都点出西方福音教会所面临的可持续性危机（crisis of sustainability）。现今西方的福音派教会，明显后继乏力，在福音拓展方面乏善可陈，在世俗文化面前节节败退，很难承载基督信仰的持续复兴。
后基督教地区（post-Christendom）缺乏持久复兴及文化再造能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如果这一难题找不着解决之道，那么人类文明前景堪忧。而北美的华人教会，也处在这样一种潮流之中，无力成为中流砥柱。西方福音主义信仰的这些先天缺陷，也正在向东方和南方“主体世界”（The Majority World）的福音教会蔓延。
具体而言，西方福音教会的偏差，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第一方面，正如凯瑟所指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会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呈现速食主义特点。这种属灵的速食文化，迅速催肥了西方福音派基督徒的属灵体型，让他们觉得形象高大，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他们其实缺乏系统的教导、扎实的操练，不过是一种病态的属灵肥胖。就像老底迦教会一样，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参《启》3：17）。
2，第二方面，是信仰中弥漫的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此类信仰所关注的重心，并不是真正的圣经教导，或耶稣的历史真实性，而是主观的信仰体验，诸如方言、颤抖、发热、平安的感觉等等。信仰确实能够产生这类心理体验，但这类主观心理体验无法支撑起持久而彻底的生命更新。
这种取向，导致西方福音派信仰根基浅薄，后继乏力。而且，此类体验往往具有个体色彩，并非全体信徒的普遍经历。注重此类信仰经历，往往削弱教会的释经权威，从而把群体性的信仰，局囿在个体直觉体验的范围之内。
3，第三方面，是对荣耀神学、成功神学的热衷。上述第一、第二方面的偏差，导致信徒忽略圣经里十字架的核心信息，追求功利主义的成功神学。信徒把信仰当作阿拉丁的神灯，被世俗现实一叶障目，看不见神的伟大救赎计划，也看不见自己及教会在上帝救赎计划中的使命。
4，第四方面，乃是对恩典的误解与误用。新教的核心教义乃是因信称义，更具体地表述乃是“因信藉着恩典称义”（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称义是基督里白白的恩典，不是因行为而得的义，乃是因信耶稣而有的义。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等改教者的伟大发现与一贯坚持。
不平衡的唯恩典论，会导致信徒忽略人的主动性及能动性，产生错觉，认为可以躺在恩典的保险单上无所事事，可以殆于履行日常责任，成为靠恩典、吃福利的属灵懒汉。
“因信藉恩典称义”是谈救恩的根本问题——人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解决这一生命的根本问题，唯有道成肉身的上帝经过十字架的痛苦、羞辱、死亡与复活，才能成为我们得蒙救赎的切实保障。
基督的救恩为得救的人提供了救赎的坚实保障，并不意味着得救后的信徒可以在这张保单上睡懒觉。真正得救的人，乃是领受使命的人，乃是无所不用其极、尽心事奉主的人，乃是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的人，而非躺在救恩上无所事事、浪费生命的人。
当然，因为基督的恩典与救赎，得救的人可以真正地安歇与休息，因为确知上帝在用祂的全能托住万有，不需要我们背负自我与他人的救赎重担。因信藉恩典称义之后的勤奋劳作，是回报主恩的劳作，是喜乐的劳作，是没有负担的轻省劳作，是忘我、无忧的劳作，是归荣耀给上帝的劳作，是没有自我矜夸的劳作。
福音教会的这种“轻信主义”，其历史根源大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奋兴家查理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芬尼被称为福音奋兴主义之父（注3）。他发明了福音布道的许多技巧，诸如“悔改座位”（anxious bench）、“呼召到台前”（altar call），以及对情绪的激发、当场做决志祷告等等。其中许多技巧，至今仍沿用。
芬尼相信，一个罪人悔改，通常需要通过举手、站立、到台前、跪下等各种代表意志决定的行动，才可以完成。因为他相信，当罪人行动时，圣灵也在这人的里面行动。“一个公开的意志决定，可以等同于内在生命瞬间悔改的奇妙神迹”（注4）。
芬尼“决志主义”（decisionalism）模式的实现，常常需要通过一些人为的设计、引导，比如诗歌、乐器的选择，传道者的语辞、音高等等，都经过精心的设计，目的是引导听众的情绪，催化至高潮的那一刻进行呼召，引导听众做决志祷告。而其讲道信息，未必注重圣经教导的准确性和整全性，也往往不是诉诸听众的悟性与理解力，而是侧重催化听众的情绪，激发听众的意志，从而达到让听众当场决志的目的。
其实，芬尼并非发明奋兴布道方式的人。在他之前，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怀特菲（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都使用过这种方法。只是芬尼对奋兴布道作了有意识的设计和改进，使之成为近代福音扩展的重要方式。
当代许多福音布道者沿用了这种布道方式，例如穆迪（D. L. Moody 1837-1899），孙迪（Billy Sunday 1862-1935），以及如葛培理（Billy Graham），及其儿子葛福临（Franklin Graham）等等。在华人教会界最著名的奋兴布道家，当属宋尚节博士。当今北美的华人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这种奋兴布道传统。
无论是普通基督徒，或是牧者，对奋兴布道会的有效性大概都深有体会。笔者就是在1987年，听了一段时间的福音广播，而后在葛培理带领的“抉择时间”（Hour of Decision）节目中决志信主的。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牧会的15年中，教会基本每年举办两次布道会，请巡回北美的多位知名讲员带领布道会。这样的布道会，是教会福音拓展常用且有效的方式。
然而，如果没有地方教会的密切配合，单纯的奋兴布道会难以收到持久的效果。在1990年PBS（美国公共电视网，编注）的访谈中，葛培理坦率地承认，那些回应呼召、走到台前的人中，大约只有25%最终成为基督徒。
根据近年来学者的跟踪调查，发现在布道会中决志的人，其中大约只有6%，在随后的一年中，行为有所改变。有学者在葛培理布道团到访多伦多地区6个月后，对当地教会的会员变化情况作正式追踪调查，发现8161位走到台前“决志信主”的人中，有75%原本就经常参加教会聚会。这8千多位决志者中，最后真正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的，共有102位，占总人数的1.2%（注5）。由此可见，如果从教会增长的角度来看，奋兴布道会的长期效果并不理想。
毋庸讳言，奋兴布道会模式蕴含了“轻信主义”的许多特色。这种轻信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信仰特征，已经渗透到华人教会的方方面面。试举几例：
1，对慕道友特别感兴趣。教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向慕道友传福音，对他们非常友好，接他们来教会，请他们参加聚会及各种派对，邀请他们参加名讲员的布道会……如果慕道友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大家就会非常高兴，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就鼓励刚决志的慕道友受洗（有些教会在决志的现场，就会为慕道友施洗）。慕道友受洗、成为教会会员之后，教会对他的整个节目程式就算走完了。大家对他的兴趣与关心，通常会直线下降——新信徒受洗后从池子里出来，就好像海里的鱼被捞了上来，而大家继续关注的，是那些还在海里游弋、没有被捕捞上来的“鱼”。
然而，这是圣经的教导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20节（和合本）所颁布的大使命，“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传福音、施洗，只是开始，培训门徒的关键步骤，乃是“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申》23：13）。
福音派教会偏重于吸引人决志、受洗、入会，看重教会的增长，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福音派教会的优点。然而，如果不注重对新信徒的教导、栽培，那么，这种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属灵“政绩工程”很可能就会演变成质量欠佳的“豆腐渣工程”。
2，福音教会的“轻信主义”，还表现在相信“决志”或“受洗”等仪式的奇特力量。例如，认为信徒决志之后，或者受浸后从水里上来，就是一个完全不同、已经成圣的人。基督徒也常做这样的见证，就是信主之前是败坏不堪、无恶不作的坏人，一朝决志，罪行立刻消失，整个人成为天使，头上顶着圣人的光环。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未必是真实的。成长、成圣，需要漫长的时日。这种180度的即刻转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上帝特别施恩，是可能的，但大部分基督徒生命的转变，是一个起伏、漫长，进进退退，高高低低的艰苦过程。
“轻信主义”的后果，乃是教会里面出现虚伪、掩盖，法利赛人众多。而且这些“法利赛人”失去了真实面对问题的机会，因为许多福音派信徒认为，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不应该有问题，有问题就是羞辱主的名。这种掩盖与矫饰，使得福音派信徒的生命很难深入地生长。
3，“轻信主义”的后果，还表现在传福音时，会不知不觉地藉助浮夸、跃进、宣传等带有欺骗性的方式。有些信徒传福音心切，编造某某牧师是哪位元帅的儿子，某某弟兄是哪位总理的秘书，某某太空人也是基督徒，某某基督徒作家以前是中共高官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见证”。如果谎言能佐证真理，上帝早就把传福音的任务交给魔鬼、交给假先知了。
“轻信主义”认为，只要把情绪催化到决志，就能为天国赢得灵魂，所以把歌星、球星、影星请上讲台，在见证里加上耸人听闻的戏剧性元素……却不追求真理完整、系统的教导，以及生命从里到外彻底的更新。
“轻信主义”是侵蚀福音派教会五脏六腑的严重疾病，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教会很难健康。
注：
1. Q&A: Billy Graham's Warning Against an Epidemic of ‘Easy Believism’, Interview with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13.
2. Walter C. Kaiser Jr. Toward An Exegetical Theology (Baker Books,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81), p.7
3. Barry Hankin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Transcendentalist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4), p. 137
4. Ian Murray, 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sm, 1750-1858 (Carlisle, Pennsylvania: Banner of Truth, 1994), p.250
5. William G. McLoughlin, Modern Revivalism: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to Billy Graham (Wipf& Stock Publishers, Eugene: Oregon, 2004),p.516-17
作者来自江苏，毕业于美国西敏神学院。目前在哥伦比亚国际大学（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学。
比煽动性讲道更重要——回应《德国牧师因大胆传福音而受迫害》（王敏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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