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四张图读懂“雷洋事件”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

12月23日，北京检方发布了雷洋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民警邢永瑞等人涉嫌玩忽职守罪，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

对于吃瓜群众来说，以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

第一，为什么是玩忽职守，而不是其他罪名？

第二，既已涉嫌玩忽职守，为何又认定“情节轻微”，做出不起诉决定？

这两个问题，解答起来有些难度。奉劝诸神做好准备。就像把秋裤扎进袜子里是对冬天的起码尊重，烧脑，是对这起疑难复杂案件的起码尊重。

首先，罪名问题。

根据此前舆论的猜测，涉案民警可能涉嫌4种罪名：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过失致人死亡、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

最先排除，故意伤害和过失致人死亡。涉事民警自始至终都在执行公务，此间的目的与动机，行为与结果，都围绕执法展开，皆因履职而起，所以，不存在故意伤害和过失致人死亡的犯意。“无犯意则无犯人。”

既然罪名与履职捆绑一体，那么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便呼之欲出了。

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有点像孪生兄弟，关系十分亲密，亲密到在刑法中“穿同一条裤子”：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都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履职过程中，且均要求出现“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

二者如何区分？形象理解，滥用职权是“越界滥用，做了不该做的”，玩忽职守是“玩忽懈怠，该做的没有做”。（“形象理解”只是帮助大致理解，与准确法律概念可能有所出入）

图示是理想区分模式。在很多现实案例中，国家工作人员既有滥用职权行为，又有玩忽职守行为，两者掺杂一起。此时，必须严格区分，到底是哪种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确定相应的罪名。

有观点说，涉案民警有超出合法执法范围的强制约束行为，属粗暴执法，所以涉嫌滥用职权。

笨熊不同意这一观点：

第一，此处的“粗暴执法”，如何区分是故意而为的暴力执法，还是因雷洋的反抗加剧而不得不升级的合法反制？根据现有证据，更像是合法反制。

第二，“粗暴执法”，即使是故意而为，根据司法鉴定意见，其所造成的损伤也远不足以致命。换句话说，即使存在滥用职权行为，但该行为与“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雷洋死亡）这一结果之间缺乏因果关系。

雷洋死亡原因可概括为：“胃内容物吸入肺部”+“延误救治”。而后者，恰恰是涉案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的重大过失。

综上，涉案民警涉嫌玩忽职守，而非滥用职权。

其次，是否属于情节轻微？

不知诸神是否还能扛得住，以下问题，对于法律专业人士来说，都有些挠头。甚至，有人直接提出，玩忽职守罪就是“重大过失导致了重大损失”，如果认定玩忽职守罪，就等于认定了“重大过失+重大损失”。既然是“重大损失”，也就不存在“情节轻微”的问题。

具体到雷洋案，就是本文题目中提出的质疑：“人都死了，还情节轻微吗？”

上述观点乍听有道理，但实则是错误地用“犯罪的客观方面”代替了“（整个）犯罪”，以“犯罪的客观方面”评价了“（整个）犯罪”。

“雷洋死亡”，后果确实很严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损失情形，但这只是构成玩忽职守犯罪的基本条件，不能以此作为评价整个犯罪行为的标准。如果民警正常执法，同样是1人死亡的结果，那就是一桩意外事件，民警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犯罪情节轻微还是严重，要综合评价。既要评价客观损失，更要评价，涉事民警的玩忽职守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雷洋死亡的结果，这其中的因果关联程度是强，还是弱。

极端例证就是：“无犯意则无犯人”，如果没有犯意，再严重的后果也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意外。

具体本案，直接上图解释：

在目前刑事法律领域通行适用“先主观后客观”的犯罪解析思路的大前提下，涉案民警虽涉嫌玩忽职守，但因主观恶性小，所以整体评价其犯罪，亦属情节轻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