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巴塔耶：禁忌和越界

在进化过程中，人类的自身意识逐渐发展得更为稳固；如果用原始的二分法对其进行审视，我们就能更为坚定地确信这一观点：人类所进行的游戏之丰富与真实，是他们逾越了禁忌的结果。

我将注意力放在禁忌与劳动的关系上：禁忌维护着这个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世界；从时间层面到空间层面，禁忌极尽所能地维持这这个世界完好无损。禁忌也庇护着这个世界，使其免除由死亡和性所引发的反复干扰：我们体内那持久不灭的动物性将原始的生机与本性引入人类的群体之中——禁忌的存在制约着这些扰动，也冷却着这片充溢着叛乱的、动物性的激情与野性的海洋。在驯鹿时代，游戏以艺术活动的形式首次超越了劳动；艺术也可解释为某种全然一新的劳动形式，它的出现引发了令人着迷的游戏。这个过程如同冰雪消融一般地持续着，由劳动所带来的禁忌本身也受到了影响。禁忌——是思维的抵触，是麻木与昏昧——它不能在瞬间简单地消失。抵触与麻木感缓慢行进着，然而人类的活力终将超越它们，就像游戏远超了劳动一样。我们不曾拥有描述这场斗争的史前资料，但是通过历史和人种学的学习，从我们所熟悉的人类历史中，我们能得到大量证据；这些证据直截了当地表明：这违反禁忌的冲动与面对禁忌时的退避恰好是相互对应的。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节日都象征着某个特殊时刻——在此时，平日里通常会起到作用的规则被忽的搁置在一旁：节日，是秘密被揭露的时刻。并不是所有的禁忌在节日期间都会被完全搁置，但是至少，某些关于禁忌的原则与禁忌所产生的某些作用得到了暂时性的终止。节日，正是一种使得禁忌合理化的许可。我们也许应当把这插曲的出现归溯至驯鹿时代——我们应当像古生物学家对待化石一样，重建这些碎片化信息。

我们也无法证明，在驯鹿时代以前人类是否从未发生过违反禁忌的行为。但我要阐明一点：当我谈及越界（transgression），我并不是指那些因为禁忌规则自身的逐渐减弱而最终停止作用的情形。规则并不能常常起作用，它们有时是不被尊重的。存在有这样的个体，他们不为痛苦所动，对于此类情绪他们像动物一般冷漠。那些以冷漠为原因的越界——这不仅是越界，更是对规则的真正的完全无视——在禁忌不必清晰地自我维护即能被逐渐被感知的时代里，一定已经变得平常。越界，在我看来，只适用于一种得到承诺的行为，这并不是出于情绪化的需要，相反的，这是明确知道需要为之付出代价之后的故意举动。真正的越界行为会导致巨大的痛苦，但节日所带来的强烈的兴奋感缓和了这个结果。我所指的越界，是宗教意义上的违反，它与情感的沉迷相关，是宗教的核心与迷狂的来源。越界与节日是相关的，节日中的献祭即是一个爆发的瞬间。古人在献祭过程中目睹了献祭者的罪：在旁观者一片令人畏惧的沉默中，他杀死了祭祀的牺牲品，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良心震颤中，他违反了禁止杀人的禁忌。我想表达的是：从本质上、从实际上说，只有艺术这种形式能够恰当地表达禁忌的重要性，只有艺术能够解决这个困境。违反禁忌的状态揭示了某种渴望，这是一种需求——我们追求一个意义更为深远、更丰富、更奇妙的世界，简言之，是对神圣的世界的需求。越界通常以新奇的形式表达：诗歌、音乐、舞蹈、悲剧或是绘画。在历史的各个时代，艺术的各类形式都一致地源自于节日的庆祝方式；宗教节日的各类需求成为了艺术的起源。一旦脱离了这种与节日相关的冲动，艺术就会变得不可想象。一方面，游戏是对劳动所建立起的规则的违反：艺术、游戏与越界并不是各自单独出现的，它们总是同时反抗着主导劳动规律的原则。显而易见，在原始时期最受关注的一点——同时也是古代社会所关注的——是如何使得劳动与游戏、禁忌与越界、渎神的时期与节日的骚乱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其中混合着各类对立面：游戏是劳动所扮演的伪装形式，而越界则促使我们证实了禁忌。我们可以有相当把握地说，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越界只有在艺术本身得到明确之时才开始出现。在驯鹿时代，艺术的诞生、游戏的骤然出现，以及洞穴里的画像对于节日的告知，这些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一致性。画像中的人物你争我夺，在石壁上演绎着诞生与死亡的游戏，充分展现出他们的活力与生气。

人类将自身所拥有的才智投入到实践行动，在此过程中才智以艺术的形式得到表现，所以，从原则上来说，节日应当留下了某些来自于自身的踪迹。事实上，我们可以在驯鹿时代中寻得其踪迹，但在比驯鹿时代更早的时期中，我们却毫无所获。正如我所描述的，这些踪迹是碎片化的，但是根据史前史学家们的解释（他们承认了壁画时代中节日的存在），这些踪迹的确加固了我们所正在发展的、并认为其合理的假说之可能性。如果事实与我们所尝试重建的内容不一致，我猜其出入不会很大。甚至如果有新的证据被发现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在一段时间内证据会出现），我敢说，新发现的事实本身也不会与我现在所陈述的内容产生本质上的矛盾。

如果我们承诺要给每一项特定的劳动以具体的解释，我们很有可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这样的看法：洞穴之中被刻画上野兽是出于驱逐邪恶的意图。更确切地说，在对从动物到人、从发现禁忌到违反禁忌这一过程的讨论中，每一项劳动都揭示了一种确切的实际意图，它们也汇聚成为某种我所希望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意图。我们仍然坚定地支持这些条件，并以此定义人类生命；没有了它们，人类生活将陷入不可想象的境地。它们必然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但禁忌一定先于越界出现。不能确定的是，从禁忌走向越界的这最初的一步，应当如何定位：也就是说，因为节日的出现而获得了自由的越界，究竟是在哪个时刻首次对人类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原则并不与每一项劳动所单独产生的特定解释相矛盾。一件艺术品或一种献祭行为中，都包含了不可压抑的、属于节日的丰富，它们是这个劳动的世界的溢出（overflows），同时也似乎同保卫这个世界所不可或缺的禁忌精神发生着冲突。每一件艺术品都拥有其各自的、与渴望浪费（prodigal）所无关的意义；这些渴望都有相似之处。事先说明，如果艺术品仅展现出渴望是微弱的、聊胜于无的，而不能使我们充分感知得到，那它就是一件普通的艺术品。同样的，每一次献祭背后都有其特定动机：为粮食丰收、为赎罪或是其他任何合乎逻辑的目的。尽管如此，献祭总在某些时刻呈现出探寻宗教的动机，在那些瞬间，属于世俗的动机被打败，禁忌的存在让生命得以延续。

作者：蔡舒晓，同济中文系16级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