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隐忍和匍匐的力量【新海外作家】
张翎小说《阵痛》
今晚向您介绍新海外作家张翎的作品。本刊曾先后推介过她的小说《雁过藻溪》《尘世》《空巢》《向北方》《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夏天》等，其中《向北方》收入《小说月报：新海外小说》。
++++++++++新海外作家++++++++++
隐忍和匍匐的力量
——《阵痛》创作手记
文∣张翎
我外婆一生有过11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10人——这在那个儿童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几乎可以视为奇迹。作为老大的母亲和作为老幺的小姨之间年龄相差将近20岁。也就是说，在外婆作为女人的整个生育期里，她的子宫和乳房几乎没有过闲置的时候。外婆的身体在过度的使用中迅速折旧，从我记事起，她就已经是一个常年卧床极少出门的病人了，尽管那时她才五十出头。易于消化的米糊，从不离身的胃托(一种抵抗胃下垂的布带式装置)和劣质香烟(通常是小姨一支两支地从街头小店买的)，成为了外婆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家，也大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家事几乎全然落在了外婆和一位长住家中的表姑婆身上。作为她的外孙女和一名小说家，我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路。
也许这几年甚为时髦的“基因记忆”一说的确有一些依据，我外婆的6个女儿似乎多多少少秉承了她们母亲身上的坚忍。她们生于乱世，也长于乱世——当然，她们出生和成长的乱世是不同的乱世。她们被命运之手霸道地从故土推搡到他乡，在难以想象的困境里孕育她们的儿女。其中最惊险的一个生育故事，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那一年北方的政治风云已经遍及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连向来对风势缺乏敏锐嗅觉的温州小城，也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几乎持续了一整个夏天，小城每天都弥漫在战火的硝烟之中。就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我的一位姨妈大腹便便地从外地来到了娘家待产。她的阵痛发作在一个枪战格外激烈的日子里，医院关门，也没有助产士肯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上门接生。于是，这位在当时已算是高龄的产妇，只好把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的性命，交给了母亲、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难暂避在家中的亲戚。她肚腹里的那个孩子，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性命牵于一线之间，竟然很是乖巧毫无反抗地配合了大人的一举一动，有惊无险地爬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
母亲家族的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们，充盈着我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流。在我那些江南题材的小说里，她们如一颗颗生命力无比旺盛的种子，在一些土壤不那么厚实的地方，不可抑制地冒出星星点点的芽叶。她们无所不在，然而她们却从未在我的小说里占据过一整个人物。我把她们的精神气血，东一鳞西一爪地捏合在我的虚构人物里。《阵痛》里当然也有她们的影子，然而那些发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并未真正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是催促我出发的最初感动，然而我一旦上了路，脚就自行选择了适宜自己的节奏和方向。走到目的地回首一望，我才知道我已经走了一条并不是她们送我时走的路，因为我的视野在沿途已经承受了许多别的女人的引领。上官吟春、孙小桃、月桂婶、赵梦痕，她们是我认识的和见闻过的女人们的综合体，她们都是真实的，而她们也都是虚构的。这些女人生活在各样的乱世里，乱世的天很矮，把她们的生存空间压得很低很窄，她们只能用一种姿势来维持她们赖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们惟一熟稔的一种反抗形式是隐忍。在乱世中死了很容易，活着却很艰难。乱世里的男人是铁，女人却是水。男人绕不过乱世的沟沟坎坎，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所以男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是女人。
在《阵痛》里，前两代的女人身上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生来就是母亲。她们只会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她们对男人的爱，那就是哺乳。上官吟春只懂得用裸露的胸脯抚慰被爱和恨撕扯成碎片的大先生，孙小桃只知道用牙缝里省下的钱来喂养被理想烧成了灰烬的黄文灿。然而故事延续到第三代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转折。在我的最初构思里，宋武生应该是与外婆母亲同类的女人，她依旧会沿袭基因记忆，掏空自己的青春热情来供养她的艺术家男友。可是笔写到了这一程，却死活不肯听从我的指点，它自行其是地将武生引领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武生摒弃了那条已经被她的外婆和母亲踩得熟实的路，拒绝成为任何人的母亲——那个任何人里也包括她自己的孩子。这个颠覆多少有点私心的嫌疑，因为我已经被上官吟春和孙小桃的沉重命运钳制得几近窒息，而宋武生终于在压得低低的天空上划开了一条缝，于是才有了一丝风。当然，宋武生没能走得很远，最终把她拉扯回我的叙事框架的，依旧还是母性——只是她和我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已。
动笔写《阵痛》的时候，我当然最先想到的是女人。但我不仅仅只想到了女人。女人的痛不见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却一定是女人的痛。世道是手，女人是手里的线。女人掌控不了世道，而世道却掌控得了女人。我无法仅仅去描述线的走向而不涉及那只捏着线的手，于是就有了那些天塌地陷的事件。女人在灾难的废墟上，从昨日走到今日，从故土走到他乡，却始终没能走出世道这只手的掌控。
书写《阵痛》时最大的难题是男人——这是一个让我忐忑不安缺乏自信的领域。他们给我的最初灵感是模糊而缺乏形状的，我想把他们写成一团团颜色不清边缘模糊的浮云，环绕着女人的身体穿行，却极少能穿入女人的灵魂。从动笔到完工他们始终保持着这个状态，而我的女主人公在从孕育到诞生的过程中，形象和姿势已经有过了多次反复。在《阵痛》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心怀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正义感，期待着介入世界并影响世界，有的是用他们的社会理想，比如大先生宋志成和黄文灿；有的是用他的专业知识，比如杜克。他们看女人的同时也在看着世界，结果他们看哪样都心不在焉。女人在危急之中伸手去抓男人，却发觉男人只有一只手——男人的另外一只手正陷在世界的泥淖中。一只手的力量远远不够，女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经验中体会到了她们靠不上男人，她们只能依靠自己，于是男人的缺席就成了危难时刻的常态。惟一的例外是那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供销员仇阿宝。这个离我的认知经验很遥远的男人，不知为何却离我的灵感很近，我一伸手就抓住了，形象清晰至胡须和毛孔的细节。他也介入世界，可是他介入世界的动机是渺小的，搬不上台面的——他仅仅只是为了泄私愤。他本该是个无知自私猥琐的市井之辈，可是他的真实却成就了他的救赎。这样一个浑身都是毛病的男人却在女人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毫不犹豫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与他相比，那些饱读诗书的男人们突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在《阵痛》里出现过的所有男人中，仇阿宝是惟一一个让我产生痛快淋漓感觉的人。对于不太擅长描述男性的我来说，这种感觉从前不太多，将来也不一定还会重复。
《阵痛》里的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男人想管，却管不了；世道想管，也管不了。不是男人和世道无情，只是他们都有各自的痛。女人不仅独自孕育孩子，女人也独自孕育着希望，她们总是希冀她们的孩子会生活在太平盛世，又在太平盛世里生下她们自己的孩子。可是女人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了空，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乱世，每一个乱世里总有不顾一切要出生的孩子，正应了英国18世纪著名的英雄体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的名言：“希望在心头永恒悸动：人类从来不曾，却始终希冀蒙福。”
《阵痛》是一本写得很艰难的书，不是因为灵感，而是因为时间和地点上的散碎。这是一本在三大洲的四个城市里零零碎碎地完成的书稿，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辗转的写作过程兴许是上帝赐予我的一段特殊生命历程，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平素也许视而不见的朋友。他们凭着单纯的对文学的尊重和热爱，在安排住宿和考察地点以及许多生活琐碎上给予了我具体而温馨的关照。在此感谢我的朋友季卫娟，你的友情使我坚信阳光的真正颜色，即使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感谢温州的白衣天使全小珍，由于你，我才得以有机会观察婴孩诞生的复杂而奇妙的过程，你丰富的接生经验使我的叙述有了筋骨。感谢居住在多伦多的艺术家赵大鵩，你对上世纪60年代艺术院校生活的详细描述，极大地充实了我认知经验里的空白区。感谢我的表妹洪愷，这些年里无论是在阴霾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一直用那两只片刻不停地操劳的手和那双带着永恒的月牙状微笑的眼睛，照拂着我的身体和心灵的种种需要，在遥远的地方为我点亮一盏亲情的灯。尤其感谢我的家人——你永不疲倦地做着我的肩膀、我的手帕，尽管我可以给你的总是那样的少。你从未在我的书里出现过，可是每个字里却似乎都留有你的指纹。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我指的是在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尚未盖过青石板路面时的那个温州，你们是我灵感的源头和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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