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荣程·百花文艺周”| 第十九届百花奖获奖作品创作谈：王开岭谈《南方，南方》
看见什么和怎样看见
——《南方，南方》创作谈
王开岭
处女座的弊病在我这儿应验得很，挑剔，纠结，完美主义，落在一个写作者身上的后果就是惰性和慵懒，哪怕像散文这样以清淡和随性著称的文体。我从不是一个密集性写作的人，量很少，我需要很强的动力和刺激，我必须等某桩灵魂事件悄然降临，让一次写作成为“原创”，成为“必须”和“非你莫属”才行。在我看来，每次写作都有唯一性，你必须认真给读者献上一个重要的东西，并为此找到进入的角度和语境，你不仅要贡献故事和话题，还要贡献语言、结构和文本，否则你就没必要动工，更没必要发表和出版，发个微博或朋友圈就算了。尤其在这个集体创造力和言说欲望爆棚的时代，真正属于一个人的表达，能委身于一个人的署名并有公共分享价值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在民间，在互联网上，偶尔码字却写得极好的人比比皆是，作家唯一的不同，或许在于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呓语者和语言上的技术优势，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不停地写作的理由，至少于我是这样。
虽然这样说，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对那些高产同行的羡慕。正如我不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但见别人的情形与我相反：快乐不需要理由，不快乐才需要理由。我很是羡慕。
每次写作我都要在起点上说服自己，去争取一个授权。从十年前开始，我就差不多每年只写一篇东西了。尤其近年来，常有无语之感，更懒得写了。
散文有很多种，我只说自己这种。
支持我写作的是思考力。或许天性，或许和多年做媒体有关，我是个社会感和公共参与感比较强烈的人，类似那种睡眠时极易被遥远的动静惊醒的人。
整体上，我属于那种“问题型”的写作，就像奥威尔，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你有什么事实要披露？你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发现？
想起了一个词，“选题”。这是一个我做新闻节目时每天挂在嘴边的词。
“选题”，最反映一个人的注意力，生活注意力和精神注意力。人和人之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生命注意力之不同。所以，当年给一档新闻节目取名字时，我说就叫“看见”吧，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你看见什么，关心什么，选择什么来表达，即说明你是什么。最考验一档新闻节目、一本新闻杂志的，正是选题。过去我常对同事说，选题，其实是第一价值观，你是怎样的人，决定了你的视线和视力。某种意义上，看见什么比怎样看见更重要。
我参与的所有节目几乎都在做这样一种努力：新闻的人文化。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人物展示和人性挖掘，把新闻事件升级为精神事件或心灵事件（大部分事件是具备这种机会和可能的）。当年开选题会，编导记者们报题，阐述自己的理由，我边听边裁判，我的标准主要有：第一，它是否是“新生事物”，即它的发生不早不晚，恰逢其时。第二，你要试着测试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你要在时代的地形图上把它标出来。第三，它看起来是否“性感”，直觉就够了，不用讲道理的。性感，其实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符号和意义。
后来我发现，这些筛选社会新闻的标准，竟然也是我文学写作的选题方法。比如：二十年前，我写了解析医患关系的《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看你》；“房奴”一词刚出现的2006年，写了《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2008年汶川地震，有了《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十多年前，针对城市化运动、环保和动保，有了《每个故乡都在消逝》《消逝的放学路上》《江河之殇》《消逝的荒野》《对动物权利的声援》《生活在险境中》《大地伦理》……
某种意义上，这都堪称“新闻选题”。可叹的是，这些“新闻”至今仍非“旧闻”，迟迟不过时，这也导致了我的惰性。
很难说清，这些年，我是用文学的方式做新闻，还是用新闻的方式做文学。遗憾的是，我参与过的节目有近两千期，而此间的文字数量不过二十篇。
虽然写得少，但我把文学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比任何时候都重，且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它的召唤。写作的最大诱惑是一个人说了算，无须审批和各方同意，也不需要合作，说到底：自由！
自由地写作，天底下，这样的美事不多。
谢谢“百花文学奖”，第二次承蒙这份厚爱，有点惭愧，因为写得实在太少，无以回报。
这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奖，我敬重它的主人，敬重它的标准和尺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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