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党的声音！有声书《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第4期
有声书《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由河北大学党委宣传部出品，新闻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师生演播。播音系主任李亚虹教授、副主任张晓伟副教授，陈昌辉、王梅等8位专业教师与70余名同学共同录制完成。
本有声书是新闻传播学院播音系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作品，初衷是全体师生学习体会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提升认识水平；同时，面对高要求、高标准的有声书录制，同学们发现自己专业上的不足，从而对专业进行精炼，并逐渐掌握话筒前的状态，激发专业学习兴趣，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四、改革戏必须大家唱
开河北大包干先河
1982年秋天，正定里双店公社的田野上，一派丰收景象。这个穷得远近闻名的公社，多少年没见到这样的场面了。
这天，程宝怀陪着县委主要领导到里双店调研，两人还没坐稳，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就兴奋地汇报起来：“我们今年搞了大包干，可算翻身了，粮食产量噌噌往上蹿……”
王香文哪儿料到，话音还没落地，就点了个“大炮仗”。
“是谁叫你们搞的！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位领导拍着桌子大声呵斥。
王香文慌了神儿，瞄瞄旁边的程宝怀，程宝怀脑门上也直冒汗。
“程县长，这个事你知道吗？”
“我好像知道点儿，忘了跟你汇报，我做得不对。”
程宝怀心里头敲着小鼓，他不敢说不知道，也不敢说知道。这位领导也没再多说，黑着脸推上自行车就往县城赶。40里地半晌路，两人没说一句话。
走到县委大院门口，程宝怀把车子一撂，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习近平的办公室：“咱们搞大包干试点的事露馅儿了。”
“先别紧张，我去找领导通通气。”习近平似乎早有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表扬。”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包干到户”，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拉开。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民使用，农户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很受欢迎，许多地方一年就见成效，农民收人大幅度增长，甚至翻了一番或两番。1982年1月，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但因为“省里没精神、地区没布置”，正定还没有开始推行大包干。
在河北省和石家庄地区尚未部署的情况下，突破旧的生产系，实行大包干，正定担着“枪打出头鸟”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县委、县政府领导脑子里有反映，常委班子意见也不尽一致。
为了尽快摸清县里的情况，习近平骑车穿梭在田间地头，走访群众。
调研中，他发现在生产队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干不干，八分半”，社员们干一天活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个鸡蛋。
生产方式“大呼隆”，分配方式“大锅饭”，老百姓普遍吃不饱肚子，社员们出工不出力，“混工分”“磨洋工”成了常态，几十个人同拉一辆车的怪事也很常见。
在全县人均收人排名倒数第一的里双店，33岁的厢同大队会计钱贵香家里5口人，干上一年只能分二三十元钱，口粮没有富余，一家人玉米面和山药面混着吃，还不敢敞开了吃。村里的孩于们仅有的零食就是“麻糁”，这种用花生榨油后的残渣压成的饼子，硬邦邦的，拿石头敲掉个角，孩子捧在手里能啃半天。
看着孩子们眼巴巴馋吃食的样子，想着欠一屁股债的穷日子钱贵香心里头急得慌，私下里常和其他社员小声嘀咕“要是分地自己种，那劲头能一样？娃儿们就能吃上饱饭了。”
下乡多了，群众的言谈话语传进了习近平的耳朵里，也压在他的心头。
大包干搞不搞？此时的河北，所有的县都在观望。
“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习近平找到程宝怀商量，“大包干是现阶段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好办法，也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河北还没有启动，咱县能不能先行一步，搞个试点？”
程宝怀一听，连连摆手：“目前我们可不能搞大包干，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会犯方向路线错误。”
“我觉得大包干不错，你跟玉兰同志说说。”习近平说。
听了程宝怀的介绍，吕玉兰很支持：“大包干是个好东西，迟早都要搞，早搞比晚搞好，这是个大方向。它分配简单，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
习近平等人统一了思想，下定决心一试，但究竟该怎么搞呢？
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召集县委农工部农村政策组组长张成芳等几名干部开了个“闭门会”，交给他们一个特殊任务：去风阳，把小岗村的经验带回来。
怀里揣着习近平亲笔写的介绍信，坐火车，转汽车，几天旅途劳顿，张成芳带领的这支取经小分队终于来到了小岗村。把他们迎进村子的，正是当年摁下红手印、签下“生死状”的农民们。
入户座谈、走访调研．....．几天下来，对大包干打着问号的张成芳和其他随行干部心里越来越敞亮，还有什么比亲眼所见的巨变更有说服力呢？
回到正定，张成芳绘声绘色地向近平开还了小岗村的所见所闻。
习近平听了，不住地点头微笑。
他和程宝怀、吕玉兰商议，为了慎重行事，先在生产条件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地方搞大包干试点。习近平比较了解里双店公社，经过多次调研和反复斟酌，他选定在这里点燃大包干第一把火。
按照习近平的建议，程宝怀找来里双店公社负责人。
“搞大包干咱县领导认识不一致，但允许你们公社先搞个试点，三条原则：一是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多数社员愿意就搞，多数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时，远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队分配地。三个'不'就是不汇报、不宣传、不上报。记住了吗？”
“记住了！”
在习近平亲自布置下，张成芳来到里双店公社厢同大队征求群众意见。
“同意！”
“赞成！”
大队部里，村干部和社员代表齐刷刷举手赞同。
地头插上灰撅，撒上白灰标线，确定“四至”，登记入册。分地那天，钱贵香在自家分到的六亩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抓一把土，手心里搓搓，满心欢喜。
但也有个别干部群众心存疑虑，担心与政策唱反调，背后说些风凉话儿：“先分房子后分地，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退到旧社会。”张成芳与公社干部走家串户，讲政策，解疑虑，人们的脑筋渐渐活泛起来。
当年麦收，一干两三个月、麦场连上秋场的“磨洋工”不见了，男女老少齐上阵，金黄的麦子粒粒归仓。
再到下茬播种时，大包干在整个里双店公社推广开来。
大包干前，地里种啥都得按照“规定”来，即使在沙土地上种谷子收成不行，农民自己也不能做主。大包干后，啥收成好种啥，钱贵香就在自家6亩地里整整齐齐种上玉米。当年秋收，钱贵香家的大瓮头一回装了个满满当当。
大包干就像卤水点豆腐，一点就成。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齐下地，种地如绣花。当年，里双店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年人均收人由210元猛增到400多元。
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听了习近平的解释，反对的意见没有了，县领导班子统一了思想。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习近平力主在正定全县推开大包干，在河北省开了先河。
正定推开大包干后，农民家里大囤小囤都堆满了粮食。
大丰屯大队一队社员翟振杰按捺不住丰收的喜悦，提笔给正定县委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俺家承包的4亩8分7地，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1006斤，这是俺们大队从来没有过的产量。家里麦子缸里满、囤里流，全家老小喜欢得合不上嘴………俺向县委保证，只要政策不变，明年还能增产！”
接到信后，正定县委班子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翟振杰的信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感激之情和对进一步落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强烈愿望，也对县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把这封信作为向干部群众进行政策教育的好教材。
一连多天，县广播站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反复播送翟振杰的信，各大队、生产队纷纷召开社员会进行宣读。
老百姓齐赞党的富民政策好，但此时，也有不少疑问悬在一些人的心里：“大包干会不会有今年没明年？”“大包干会不会包出事？”.....
实行大包干以后，西柏棠村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干部群众心里一直不踏实，就怕这一好政策不长久。不少乡亲种麦不敢施足肥，怕来年政策变了，收不回肥料钱。
村干部也吃不准上头会往哪儿领。1983年和村民们签订土地联产承包合同时，村党支部书记王臭货在合同上又加上一句：“上级不变咱也不变。”
1984年1月22日，寒风刺骨，西柏棠村一处院子里人头攒动。
站在院子中间的是习近平，他是专程为解开大家心里的“疙瘩”而来的。
院子里设了个简易讲台，大喇叭声开到最大，村民们伸着脖子，支着耳朵，大伙儿都不想错过习书记说的每一句话。
“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承包……”
怕人们不明白，念完政策，习近平又用大白话“翻译”了一遍。
大冷天，紧裹着棉袄还嫌捂不住热气儿，可听了习近平的一番话，大家的心里像被点着了一把火，恨不得赶明儿就开春儿犁地、下种。
“习书记的话咱听明白了，往后大伙儿就放心大胆地干！”王臭货带头鼓掌，掌声热烈，经久不息。习近平讲完，村民们一下子围拢过来，接着七嘴八舌又问起来。习近平耐心倾听着，逐一认真解答。
“我早跟老婆子说秋种的时候多加点肥，她还不听………”人群里有人抱怨，引来一片笑声。
1984年春天，县里在商业服务楼举办了县、乡、村三级干部培训班，由分管农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阎书章主讲，张成芳等人重点参与，习近平每晚都来这里参加碰头会。
大包干具体的操作办法，集体财产该如何处理，土地该如何分配……培训班的一堂堂课解开了各级干部心头的问号，鼓舞了士气。
改革之路从无坦途。习近平说：“改革者的责任，正是率先冲锋陷阵，带领群众前进。”
【上下滑动查看文字】
实施一包三改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起来。
“改革是一项群众性的探索、创新的事业。”习近平说。正定要发展，需要更多的能人站上改革舞台。
“决定企业性质的是所有权，而不是经营权。‘两权’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适当分开。”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思想上“五破五立”，“扩大企业自主权，才能增强企业活力，这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1983年底的一天，习近平和县经委主任郭丙振一起到县木制厂等几家企业调研。
看着一家家半死不活的国营企业，习近平问：“老郭，你怎么看?”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五万元都要县财政局批准，人事任免权卡得更死，调动一个工人得主管部门同意，赶上生产任务重的时候，不知耽误过多少事儿。”曾在企业工作过多年的郭丙振深知企业的难处。
听完郭丙振的话，习近平干脆地说出四个字：“松绑放权。”
“习书记，你这话算说到企业心坎里了！咱们第一步咋干?”
“要给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
按照习近平的部署，郭丙振连夜起草，一口气拟出了八个书面报告。核心内容是以企业固定资产增值、利润和税收增长比例三大指标为基础，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实际完成数额发放奖金，奖金“上不封顶”。
“还敢不封顶?胆子太大了点儿！”这些报告还没递到县委常委会，就被县政府拦下了。
几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省某市类似的承包奖励方案。郭丙振拿着报纸兴冲冲地赶到县委大院给习近平看。习近平斩钉截铁地说：“你再打一次报告，这次直接报给县委常委会。”
1984年，《正定县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设想》发布，宣布对正定所有工商业实行“五权放开”，人事权、经营权、工资权、价格权、奖金权全部交给企业。
在1984年6月举行的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一包三改”。改革在正定县经委的26个直属企业全面推开。
“一包”，就是包翻番指标和各项经济指标。承包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小组，也可以是班子集体承包，采取自荐、选聘、投标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三改”，一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二是改工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三是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谁承包谁“组阁”，不受全民与集体、干部与工人、城市与农村身份限制。改革新政彻底打破了阻挡能人登台的最后一道门槛。
县经委及时跟进，拟定承包准则，允许根据实际完成数额发放奖金，奖金“上不封顶”。
热情高涨的承包者们蜂拥而至。但问题也随着来了：在一些企业承包过程中，“价高者得”成了“价格虚高者得”。
你说5万，我就喊10万……为了抢得承包权，一些人通过“放卫星”来压倒竞争者。
这些凭着“空头炮”上台的承包者，并没有治厂之才，反倒把企业搞垮了。
在这波热潮里，正定县电子元件厂领导班子换了4次都没有给企业带来转机，其间还因管理混乱发生过3起火灾事故。
“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应该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习近平说，改革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起。一方面，要依靠和发挥下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对于县直企业已经进行承包的，要搞好修改、补充、完善，指标定得过低或不合理的，要进行调整。
很快，县经委给每个承包企业制定出保密的“标的”，确保了承包方案在合理范围内。
县电子元件厂最终迎来提交了合理承包方案的张士龙。
“我是搞通讯技术的坦克兵出身，专业对口，懂技术，在元件厂工作多年，对厂子很了解，有感情。”张士龙敲开习近平办公室的门，陈述自己的承包方案，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
通过竞争获得承包权后，张士龙坚持用才不用派，用人之长、容人之短，精减闲散人员，贷款400万元引进日本先进生产线。
不到两年时间，张士龙就带领县电子元件厂打了翻身仗，1985年创造利润501万元，比1984年翻了两番。
就在那一年，正定一下子涌现出许多“明星企业”。
县制酒厂是全县的亏损大户，恰逢改革新政出台，在县委和县政府支持下，厂长刘锁群大胆选定了一个以改革找出路、以“包”字争效益的方案，还跟主管部门立下了“全民所有、集体经营、自负盈亏、三年不变”的军令状。他在全厂各车间班组、各工种岗位推行承包责任制，制酒厂当年实现利润11.8万元，各项经济指标也在全地区同行业中夺魁。
县糠醛厂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面向社会张榜公开招标。按合同规定，承包人即为车间或工程队全权负责人，并负责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承包当月，糠醛车间就比上月增产40%。
县制鞋厂将各项任务指标，层层承包到车间、班组、个人，仅用半年就完成了全年利润指标。
1983年冬季的一天，位于老磁河河滩上的正定县养鸡场里一片萧条，300多间闲置的鸡舍里，鸡笼锈迹斑斑，鸡舍旁、院子里，枯草已没过膝盖。
顶着寒风，习近平和县农牧局局长王香文蹚过枯草走进养鸡场。看着眼前的荒芜景象，习近平眉头紧锁。
机械化设备，喂食、取蛋全部自动化，300多间鸡舍全是新瓦房……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营企业，怎么就成了亏损大户?
“国家投的巨资，不能这么烂在沙土地里。”调研后，习近平开出药方：找到能人，就能收拾这个烂摊子！
1984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正定县城杨庄的三间小土房里暖意融融，养鸡户刘成永正在侍弄着自家的25只鸡。
“刘师傅在吗?”刘成永开门一瞧，习近平站在寒风里，满脸带笑，一双大手握过来。
“我早听说了，大冷天儿，全正定只有你家的鸡还在下蛋。”走进屋里，两人促膝而谈，习近平鼓励他承包县养鸡场。
刘成永原是石家庄市种鸡场的一名职工。1982年，他回到城杨庄，找了两个合伙人，靠入股的钱和贷款，成立了小鸡育雏联合体。
由于品种好，育出的雏鸡市场销路特别好，半年多时间就收入8000元。乡亲们纷纷投资入股，第二年23户，第三年扩大到43户，联合体纯收入22万多元，培养出养鸡能手30多名。一时间，刘成永在正定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鸡司令”。
一头是经验丰富的技术能手，另一头是濒临倒闭的国营企业，习近平牵起了这桩“姻缘”。
“你今年缴一分钱就算扭亏为盈！”
“我包了，今年保证上缴5000元！”
1984年春天，刘成永和县农牧局签订了为期5年的承包合同，除交纳房租费和设备折旧费外，第一年上缴利润5000元，以后每年上缴1万元。
“一个养鸡的怎么能到国营企业当领导?纯粹瞎胡闹。”“救活养鸡场，是上嘴皮碰下嘴皮那么容易?”······尽管县里已经开了企业承包大会，但“鸡司令”刘成永成了一把手，还是引来不少非议。
果然，刘成永很快就遇上了“嘬瘪子”的事儿。
承包以后，场方给付的4万元流动资金很快花光了，刘成永遇到了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坎——找贷款。可是，他到处张罗，碰了不少钉子，一分钱也没贷着。
刘成永嘴上烧起了燎泡，肚里蹿着火苗，可想起习近平的信任，他打定了主意：只要天塌不下来，我就不撤火！
“让联合体的成员们集资。”刘成永想到了办法。
这天，刘成永家北屋的灯亮了一夜。育雏联合体的人们聚在一起合计集资的事。最后，14户投了股。
有了资金，刘成永一个人顶着几个人干活。焊接鸡笼需要电，而这里的电时来时停，懂焊接的刘成永黎明即起，晚上加班，什么时候有电什么时候干，一连干了20多天。就连女儿结婚的大喜日子，人们也是生拉硬拽才把他从养鸡场叫回来。
在习近平支持下，刘成永大刀阔斧改革创新。70多个工人大都是外行，他只留下10多个能干的，每人分包100多只鸡；鸡笼不合格，他亲手焊了200多个鸡笼，鸡舍全部消毒；引进先进的煤油灯孵鸡技术⋯⋯几个月后，一笼笼雪白的尼克、火红的海赛斯雏鸡破壳而出。
习近平心里一直惦记着刘成永，关注着养鸡场的发展，隔一段时间就要找他问问情况。
“鸡养得怎么样?”
“有没有疫病?”
“快下蛋了吗?”
……
转眼到了年底，养鸡场的产蛋率达到八成以上，当年盈利6万多元，连年亏损的国营企业重现生机。
习近平说：“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经济建设要求改革，时代要求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从选拔能人到“五权放开” “一包三改”，正定改革利好政策接连推出，改革“弄潮儿”纷纷涌现。但对于这些改革者，当时也有不少人指指点点，甚至横加指责。
此时，一位名叫姜世谭的改革者在全国成了“名人”。他出名不是因为功劳大，而是因为争议多。这位山东蓬莱大姜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农民企业家，几年内把一个穷村变成了年人均收入800多元的富裕村，却被指责为“独出心裁，老不知足”。
听到这件事情，习近平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并在《农村青年》杂志刊发。他在文中呼吁要“开一派支持改革者的新风，让姜世谭们除去后顾之忧，弃盾舞双剑”。
“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习近平鼓励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各企业也要大胆撞击，主动搞活，凡是中央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要敢于要回去，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85年一季度，全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完成，一举实现了首季开门红。在1985年4月6日举行的全县首季开门红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说：“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出效益，改革出速度，改革出成果。”这一年，正定县工业总产值达到2.4亿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
“守旧未必风平浪静，改革必然海阔天空。”习近平说，要“做改革的拥护者，做改革的实践者，做改革的清醒者，做改革的保护者”。
【上下滑动查看文字】
“青中选优”起用新人
1984年底的一天，习近平来到二十里铺乡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把27岁的乡党委副书记王秋生叫到了吉普车上。
“你准备一下，县委研究过了，打算让你担任乡党委书记。”习近平的话，让刚钻进车里的王秋生一下怔住了。
“这……”王秋生顿了顿，“习书记，太快了吧，要不再等等，我再锻炼锻炼。”
习近平对这个年轻人十分信任：“年轻干部要带头，把二十里铺的商品经济抓出个名堂。”
王秋生在二十里铺乡颇有些名气，他从石家庄地区农校毕业，任乡党委副书记期间，大力改善乡里中小学办学条件，大搞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干部群众一致好评。
县委把正定县经济基础最好的乡交给资历尚浅的年轻人掌舵，一时成了全县的大新闻。
王秋生走马上任后，二十里铺乡先后与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几十个单位挂钩，引进16个大型项目和60多个中小项目，为乡里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发展经济，王秋生大胆起用新人。乡里有个蓄电池厂，老厂长思想保守，厂子生产“跟风走”，一会儿打沙发，一会儿生产编织袋，工厂效益每况愈下。王秋生把30多岁，懂技术的副厂长“扶正”，很快老厂“开新花”，打了个翻身仗。
正定的各项改革如火如荼，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干部构成不合理，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各级班子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中青年干部偏少，上下一般粗。这种状况，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习近平希望通过干部调整，找到更多改革的促进政策、经济起飞的实干家。
1983年下半年，正定县启动县直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改革后，县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降至41.7岁，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5.5%。
县委在深入实际调研中发现，正定农村基层班子大部分成员是“老中选青”，而不是“青中选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特别是一把手更是如此。
全县220名村党支部书记平均年龄42.7岁，许多人是只懂农业的“粮棉干部”，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能带领群众致富。东权城乡七吉村党支部成员自1965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动，5名支委平均年龄49岁，其中，3名文盲，2名填表时写“相当初中”，其实识不了几个字。
“搞好农村基层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它的职能作用，是搞好农村各项工作的保证。“要注意选拔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懂经济、有工作能力的年轻人进班子。”
1984年7月，在习近平推动下，正定县大刀阔斧调整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同年8月，习近平在酝酿机构改革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这样说：“农村变革的形势，需要有一些掌握商品生产知识的新干部，大家从全局出发，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具备条件。具备条件，40岁以上也要留，不具备条件，就是眼下30岁也不能留。”
细细琢磨，老支书们想通了：“咱斗大的字都不识几个，还是让年轻人挑大梁把。”
愉快让位，让青年干部“扶上马再送一程”，在一般人看来很棘手的基层班子调整问题，正定县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决了。
“青中选优”调整后，正定县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43.5岁下降到33.1岁，其中35岁以下的占一半以上，初高中毕业生占到86.5%，有经济头脑、懂商品生产的干部多了。
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上任后，农村各项工作气象一新。
29岁的孙风华担任七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之初烧了“三把火”。他公布了新班子的“约法五章”，与县林业局挂钩办了一个木材加工厂，还为3个运输联合体招揽了一批业务。乡亲们竖起大拇指，称赞说：“新班子有本事有劲头，咱们发家致富有奔头啦。”
在正定，干部调整选出的实干家不仅有年轻的王秋生、孙风华，还有年过半百的刘兆林。这位县交通局局长素质高、能力强，并未因年龄大而被关在选用门外。
习近平选拔干部，摒弃“一刀切”，坚持唯德才是举。他说：“衡量一个干部的好与差就是看他能不能办实事，能不能打开局面。”
为了让更多干部跟上改革步伐，县里举办了文化补习班、科技知识讲座等，习近平还多次授课，为干部们作报告。
人们发现，习近平做起报告来，不仅讲春天播种什么、一亩地施多少肥这些庄稼经，还会讲技术革命、商品经济这些新知识。听多了，大家渐渐琢磨出门道。
有干部说：“社会发展这么快，咱们不改不行啊！”习近平听到后点点头，会心地笑了。
对于那些在改革中有担当、敢负责的干部。习近平则为他们撑腰，他说：“各级干部要做改革的保护者。改革既然是创新，大家希望成功，也难免会出问题。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外地考察团慕名到正定参观，他们都发出同样的感慨：在正定，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都在改革。
1984年底，习近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改革是中华民族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大趋势’，个人不必故作惊人之举。”“我从不言必称改革，只是想扎扎实实做几件于国有益、于民有利的事情。”
【上下滑动查看文字】
END
信息来源 | 党委宣传部、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