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肖寒：建设一个现代化矿区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神府东胜矿区开发建设者口述史

编前语：纪录神东的改革发展历程，聆听这段历史背后的感人故事，寻找神东人特有的文化基因，展示神东人固有的精神图谱。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公司党委组织编纂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神府东胜矿区开发建设者口述史》一书经过两年多的数次修改核校，近日正式出版发行了。本书是在整理大型纪录片《神东之路》《神华党建史（神东篇）》口述采访录音资料的基础上，由神东党建史编委会编纂的一部珍贵的史料性文献。

神东播报通过音频、文字、图片结合的方式，每周推出两期《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神府东胜矿区开发建设者口述史》，通过矿区早期开拓者和建设者的亲历、亲见、亲闻，述说矿区历史变迁。

肖寒

肖寒，1986年8月—1995年10月年任华能精煤公司董事长，1995年10月—1998年5月任神华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神华集团创始人之一。

煤田开发方针的调整

我参与神东煤田开发这件事，是从 1983 年 5 月份开始的。去煤田看过一趟之后，领导们都觉得这煤炭金旺旺的，太干净了，这就琢磨着开采。开发这个煤田说来说去首先还是个运输的问题。当时煤田的东西南北都是封闭的，只有往北到包头上站是一条路，但又有蒙西的煤、宁夏的煤，也要从这儿出，争这条铁路。还有包钢运输也要争这条铁路，非常紧张，所以还是要解决通道问题。通道问题我们去煤田看之前都研究过，如果搞一条铁路运输线，没有 5000万吨运输量没有意义，但上一个 5000 万吨运输量的北通道因为和大秦线连着了，运力重叠这个事也不是国家当时能马上解决的，所以运输问题是制约煤田开发的大问题。

后来我到平朔露天煤矿看了他们的机械化，挖掘机和大吨位汽车，就这两样，很简单，用很少的人开采，我就很羡慕这个。后来还看了他们的生活区，那时候煤炭部的人说标准太高了。我说，要是整成这样的办矿水平，标准就得高一点。当时我打心眼儿里想，如果神东开采能像平朔露天这么现代化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当时还是不现实。我听说，国务院总理在他召集的会上讲过，一个平朔下来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了。为什么呢，有好多的事是一条龙，中国包销，这煤销不出去，你中国负责。所以经常琢磨着不生产不行，销售不出去又不行，国务院也觉得麻烦了。这种情况下，咱再搞第二个现代化矿区也不现实。我回来以后就把考察的结果写了一个简报， 通过我们郭洪涛主任报到了国家计委，报到了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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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能源部和国家计委共同组织了一次神东煤田开发利用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开发方针的座谈。这个会议上，江罗维（时任国家计委重点二局局长）有一个报告，煤炭部有一个报告。江罗维主张是国内集资，煤炭部主张是国外集资，就是投资方法不一样，但是都提出神东煤田要搞到 2000 万吨、3000 万吨就必须修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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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初，肖寒（左四）在矿区调研

这次会是我组织的，黄毅诚（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跟我说，国务院领导有交代，这会议就议论议论，不做结论，所以会议最后我也没讲话。最后就让郭老讲了几句话，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写了简报，报到了国家计委，报到了国务院。

1986 年，国务院总理到陕北考察 , 李焕政（时任榆林地区行署专员）接待的，李智盛、梁正言等也参加了这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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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6 月，国务院召开会议就决定开发神府煤田，提出来国家修路、群众办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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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最初开发煤田的首次决策会议，而且特别提出要修路。大概是建行得拿出 15 亿投资修路，后来没实现，但当时这个决心是有的，这都是国务院主要领导亲自讲的。另外还说要成立董事会，实行特别的体制，发挥煤炭部和地方的积极性。在当时讲成立董事会，也还是一个新鲜事，除非跟国外合作有董事会，国内还没有，这还是比较新鲜的。所谓决策重点，看来一个问题是群众办矿。当时中央提出过“国家修路，群众办矿为主”，在山西都已经开始了，这个我也都去看过。觉得中央有这个话，群众也有这个要求，当时国务院正要执行这个政策，发动组织群众办矿。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说开始时，在咱们包神铁路没有修通之前，用汽车外运的时候可以发动农民来办矿，但是这个久不了。我在山西看过，群众办矿就是孩子老婆一起上，家里边的工具，拿个筐，往外来拉，它稍深一点，没有支护，它深不了，挖不进去。而且当时形容的“上不挖下不挖，中间掏一个黑窟窿”，把中间这一块煤拿走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乱采滥掘、破坏大煤田的现象都挺严重。还有炼焦，就在河边上用水炼焦，洗煤水都流到河里去了，一炼焦那真是雾气腾腾、遮天盖日，那空气污染真是不得了。

另外，历史上国家也有几次办小煤矿，那时候办小煤矿是县以下乡镇来办，还没有个人办矿的。山西这会儿是个人办，都是小煤矿，琢磨着哪儿有煤呀，根本没勘探。有成功的，但有些地方损失也是非常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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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煤炭部的时候，根据多年来办小煤矿的经验教训，向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觉得小煤矿要走联合办矿的道路，办正规，产量有保障、安全有保障。国务院就转发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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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寒（右三）现场调研

根据这些经验，结合山西的情况，我觉得光依靠群众办矿是行不通的。用这样的办法不可能达到 5000 万吨规模。我当时算了一下，要按照3 万吨一个矿，5000 万吨规模，大体上得建 1600 个矿，4500 万吨得建 1500 个矿，按照一个矿 30 万吨规模也得建 150 个矿，总共 200多平方公里的矿区，你要摆 150 个矿，怎么个摆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实际经历过、看到过，如果继续这么搞，此路不通，就觉得要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绝不在这个问题上犯历史性的错误。所以我决心向上面汇报，建议修改这个方针，这是一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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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意见，就是在通车之后，还可以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但重点是国家为重，办大矿为主，地方可以办中矿，群众办小矿，但一定要办好正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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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这么个意见，后来还有机械化的设想，机械化一定要上得有比例，而且要上洗煤厂。这时候觉得如果有一个论证会才好，论证论证，大家发表一下意见。第一步我给西安设计院做工作。西安设计院原来是煤炭部管的，人都很熟，我一谈我的观点，他们完全同意。西安设计院负责神府东胜煤田的总体规划，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第二步请能源部搞整体规划的审查。第三步我听说国家计委鉴定中心做了个课题，我就说现在要搞小煤矿，究竟能不能行？我说要大规模开发，国家为主，办大矿为主。他们那个主任叫徐震，原来是石油系统的，他很开放，一拍即合，他就做了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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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报告出来了，明确提出来，要修改原来“国家修路，群众办矿为主，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提法，这个提法是不适当的。要以国家为主，大矿为重，大规模开采，学习人家美国、俄罗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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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把课题报告送到了国家计委、国务院各部委，这等于是散发论证材料。后来请能源部来审查整体规划，能源部副部长参加，与会人员都是搞煤炭多年的，所以都赞成国家为主办大矿，上机械化，所以论证的结果是大家都统一了认识。他们把一个矿一个矿的规划都具体化了，多大的矿规模都有了。这是 1988 年做的，报告了国家计委，国家计委 1988 年 5 月就批下来了，就是国家为主办大矿，也有地方矿，这个由群众办矿的方针慢慢地演变过来了。

两三年以后，我们把周边小煤矿都靠边规划，介入大矿中间的都退出来，给他们合理的补偿，他们都挺高兴。另外，周围的四个县，原来开采有四个大矿，30 万吨的都提高到 100 万吨以上，都是精煤公司来贷款帮助的。这样就扭转过来了，开始建设大柳塔煤矿。办大柳塔煤矿的时候，也是很曲折的。开始要 30 万吨报一个，60 万吨报两个，后来跟陕西商量，包括榆林地区，包括省里边，最后定了一个 120 万吨，最后又升到了 300 万吨，之后又定了一个 600 万吨，这都是这么来干的。后来又经过了一些曲折，就上了机械化。引进全面机械化，是个偶然的机会。原来煤炭部的一个司长，到能源部当生产司司长，他和精煤公司的一个领导一块儿来看我，他说有能源贷款你这儿能用不能用，我说太好了。他说我给你活动活动，你们上一台机械化。很快他给办出来了，计委也批了，这很快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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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 1996 年 1 月 6 日上了综合机械化。后来综合机械化在神东站住脚了。

”

到国外参观，看到美国的煤矿有同样的综合采煤机，一年产 700 万吨，第二年产 1400 万吨，人有 700 人。后来我们就照着这个目标来干，同样的机器、同样的用人。怎么裁减人，成立个三产公司，三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裁下了一半人员。当时何永久是神府公司总经理，他的决心也很大，我们商量好，照着这个模式干，我说你领着人去美国参观，他就去参观了。这样一个一个就开始了，这就是由原来的办小到办大方针的转变过程。

1985 年 7 月 1 日，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参加了国务院会议。他说国务院原来在这个地方的设想是办小的，办小的就是群众办矿、办小矿，现在你们办大了，经过实践办大了，很好。但是没想到你们办得这么快，这么先进。这是他的原话，到这里就算把这个由小变大的方针问题作了个结论。

管理体制的变化

华能集团成立的时候，黄毅诚专门找我谈过话。让王德方任董事长，我任副董事长，管经营。神华成立的时候，神华的要求是神华能在国家计划单列，精煤公司在华能之中。原来精煤公司采购物资、申请贷款，都要向华能申请，必须先拿到华能的计划。这样，精煤公司贷款，压油资金，或者建行贷款，要都变成华能来贷，再转贷给精煤公司，这么变了。所以后来，包括这个资金有时候他们都来拆借。所以精煤公司就有意见了，就觉得不如以前了。

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神府东胜这两个公司怎么合二为一。一开始的时候，国务院听了我的汇报以后，发了一个纪要，纪要上就说，大家办矿，是各个地方来管，精煤公司主要是负责贷款。这么着就是各个县来管，后来归到榆林地区，归到了伊克昭盟，往上又提高了一级，最后又归到了省和自治区来管。业务上归精煤公司，管理还是属于地方，叫双重领导。后来我兼了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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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就和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商量着精煤公司要开党代会，成立企业党委。我的意见是干部也由精煤公司来考核，征求地方党委同意，干部由精煤公司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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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同意了。我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都派人来参加了，两个公司的总经理都任党委委员。这么着，精煤公司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体化的公司了，实体公司，“粮票”、党票都在这儿。党票不在手，你指挥也不灵，党票在这儿，真正统一了。

我在开滦工作的时候，不管你的企业多大，要求不能和生产队发生矛盾，要照顾生产队的利益。到了煤炭部工作我就知道， 什么时候也不能够和省、地方打官司，这都是我的经验。谁都知道，当地群众不服，到哪个地方都根本建不成煤矿，你建了煤矿，光这个摊子也守不住。叫群众来参与，非要有这个积极性不可，所以就要把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1996 年神木电厂投产的时候，我把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榆林地区和伊克昭盟的领导、神木县和伊金霍洛旗的领导都请到那里去剪彩，我在大会上讲了国家、企业、地方三兼顾的原则，引起了共鸣。

包神线投产了以后，我主张分运量，有人说只能分红，不能分运量，我这个意见跟大家理解的就不一样了。后来我就通过董事会讨论，就把运量分了，按照投资比例来分，地方占 24%，这样大家都高兴了，真正看到利益了。

建设方针和环保原则

说到“五高”建设方针，首先是高起点，要从这里开始。刚开始建设的煤矿只有马家塔露天煤矿，最高产量达到 30 万吨，但是要有高标准来要求，你怎么来采，怎么回收，怎么分红，怎么填沟，把它来复垦、绿化，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来搞。包括绿化，开始就这样。铁路照着沿线统统来种草种树，你看包神线一格一格都有，后来铁路都按这个标准来建设。

1987 年，我在丰台参加了精煤公司的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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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提出了环保同步，谁开发谁治理，环境保护与煤矿开发一定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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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有我的亲身体会。1983 年到神木去的时候，夜间就来了一场沙尘暴，哗哗哗哗，跟打机关枪一样，我打听榆林那边怎么样，同志们说榆林那边牛都刮跑了，房顶都刮揭了，人畜受伤也不少。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个想法，看来在这个地方，你不治沙，你就站不住脚。后来榆林地区也是治沙的先进单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去了神东矿区以后回来说，精煤公司树了两面旗帜，一面是煤矿现代化搞了个旗帜，一面是绿化环保搞了个旗帜，两面旗帜。

▲1991 年 3 月 13 日，肖寒（中）在大柳塔煤矿 2# 平硐现场调研

精煤公司决定矿、路、电、港一体，1992 年向国家计委汇报，赞成四位一体，再加上一个航运，叫“五位一体”，“五位一体”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个时候，国家计委的咨询公司也在酝酿成立一个公有制的集团公司，在精煤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神华。这个决策中，国家计委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就是叶青同志在协调方面做了好多工作。

还有就是神府、东胜两个公司怎么合并，这早有规划。规划中两个公司的公共设施都公用，神府这边的电厂可以两家用，东胜公司的水厂供水到神府这边，另外成立一个综合机修厂，都公用，早就有这个规划。后来为了执行这个规划，为了两者之间互相了解，神府公司的总经理到东胜公司任职，东胜公司的到神府公司任职，互相交换当了一年的总经理，这都是为合并做好过渡。

编辑：陈锐锋

配音：祁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