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改比消灭肺炎更难？
2020年3月，肇始于2015年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经历了整整五年的时间，而此时也是举国抗击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结合电改与肺炎，本文将对电力治理与病毒应对将进行各个维度特点的比较。
文 | 张树伟
2020年的起点上，在相当多的人总结过去的十年、展望未来的十年之后，所有人都受到了压力、嘲弄、震撼甚至是震慑。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突然发生、并迅速蔓延的另一场非典型肺炎疫情——Covid-19。
尽管，作为流行病疫情，它会过去，或早或晚；它会变得不再那么可怕，社会成本或大或小。在它最终要成为历史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收获很多的经验与教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会更加敬畏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人文，珍视赖以生活的社会分工合作，珍惜赖以存在的彼此依靠。
从武汉封城开始，我们经历了噩梦般的五个星期，仿佛煎熬了5个月，甚至5年。而与此同时，悄悄到来的3月中旬，也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5周年的日子。这5年却有一瞬的感觉。
过去5年，笔者在《能源》杂志陆续发表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成功标准与动力——基于9号文的讨论》（2015年）、《电力体制改革两年回顾：好的、坏的与讨厌的》（2017年）和《电力体制改革需重新聚焦体制》（2019年）。
5年，我国电力部门的变化不大的说辞对持续努力中的同事可能有失公平。但客观上，笔者必须强调电网管理体制、行业与企业文化、电价机制手段与水平比较等方面的“社会认识水位”有很大的提升，对于建设怎么样一个不同的电力系统与部门，有了更多的“公约数”。在局部领域，比如输配分开、售电等领域有些零星的新的进展。
但是就起作用的体制机制而言，也的确没有什么变化是不可逆，与之前存在截然不同的范式。我国的电力行业仍旧是个理论上成本为基础，实际上安全为目标，成本要求存在巨大弹性，也并不存在强管制的计划经济部门。
在这样一个5年的心理节点上，笔者对电力体制改革的难度的思考之后，也产生了众多的敬畏，类似于对于病毒的破坏力与影响的敬畏。电力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的难度，要大大的高于肺炎的缓解与治理。
本期专栏，笔者对电力治理与病毒应对将进行各个维度特点的比较，回答为何电力体制改革更难的问题。这种比较，主要从改革推进以及应对疫情的“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两个视角来展开。
电力系统与病毒防疫都面临着风险（概率）与不确定性问题。理论上，紧急=概率*损失*反应时间/（避免失控的）干预时间，也就是说一个事情的紧急程度与概率、反应时间等几个变量相关。
就新型肺炎而言，其概率很大，一旦发现可以很快干预（比如就地隔离）。相比于反应的速度，它考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韧性、资源厚度以及充分性。
而电力部门是需要随时保持平衡的部门，任何的电压频率偏离标准值超过一定范围，都会造成从电器损坏到大停电等一系列问题。这个系统发生事故在失控之前，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与干预处理时间都非常的短，比如几秒内就可能系统持续震荡从而造成连续性的停电事故的扩大。从而，这个系统的安全保障一直像一根绷紧的“神经”。
任何大的改变与变化，决策者必须衡量其潜在的技术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后果。改革的动力与意志不可避免的，将弱于病毒的防控。
前苏联国家往往先有理论、然后再有实践，我国则往往先有实践，或者说“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有效的计划体制（比如苏联）跟一个无效的计划体制（比如印度）之间的差别，往往要大于一个计划体制跟市场体制之间的差别。我们电力行业的计划体制的有效程度，也介于苏联与印度之间。
“层层摊派”是计划经济实现某个集体目标的法宝，尽管在很多时候，它很没有效率，无法考虑搭便车与激励等约束，也违反基本的专业化与法制原则，往往只能处理总量问题，而没法子处理结构性问题。但是必须承认，它的有效性大部分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对于病毒的治理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层层摊派”做法，非常之有效。
比如我们看到，应对疫情过程中，我们反复听到“压紧压实属地责任”，人民日报称要“明确具体责任，一级带一级去干，一环扣一环去抓，切实把各项防控工作逐一落到实处”。这是一种典型的“层层摊派”的治理方式。
电力部门恰恰是一个无法层层摊派的部门，它的范围经济特别显著，甚至是唯一选择。
典型的，我国有5级调度，最高级的国家调度中心属于“没有责任，只有权力”的特权机构，负责割裂统一市场的特权线路的潮流计划设定；省级调度是一个需要为系统平衡负责的实体，它却不能把它的责任进一步摊派给下一级市级与县级调度。因为电力的平衡，往往是越大越可行，因为可以有效平衡出力特性与需求特性不同的电源与用户。
几个地区的共同的最大负荷，一定小于每一个最大负荷的加总（也就是说，最大负荷出现的时间是不同的）。你无法把电力系统平衡责任摊派到每个市县，每个工厂或者每个电厂，说“压实责任，你自己平衡吧”。这无疑是荒谬的。
正因为这个特点，电力部门很多政策的讨论，如果暗含着“层层摊派”的政策工具与实现方式，而缺乏有效的其他政策工具，就会彻底沦为空谈。电力部门的问题往往需要更加的专业化，而不是采用整体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我国的电力现货改革试点为何无法在“有效性”上推进的一大原因。
省级政府领了任务，无法像“煤改电”、“污染治理”、禁止散煤燃烧等总量问题一样，分解到各个市去要求实现。短期市场解决的是成本最小化生产的基本效率问题。如果你把其他额外的约束加给它，那么这个市场就完全失去功能，成为一个玩具了；也因为严重的价格扭曲，不可能发育的起来。
病毒的对付手段是“隔离”，但是电力体制改革无法在真空展开
病毒，无论多厉害，我们都有终极武器——隔离以及俱焚，比如对付恐怖的埃博拉。这种方法短期是有效的，它意味着经济活动的损失甚至停滞，但是长期上往往是有益的。因为最开始，没有人可以打保票说应对的措施过于宽松或者过于严格了。严格往往是风险管理的应然甚至唯一选项。
但是电力体制改革，无法隔离开国民经济以及与其他部门的互动展开，而这种互动，很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甚至是决定改革生死的结果。决策者至今也没有发出过“宁愿冒着断电的风险，也要坚决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信号。
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之所以夭折，无疑也是这个原因——衍生影响。2005年东北电力市场试运行，恰逢电煤开始涨价，抬高了上网电价，但销售电价仍旧沿袭着相对固定的模式，传导不出去，中间出现亏空。东北电网北部发电高价上网，南部用电低价销售的情况，以致东北电网公司16天亏损了32亿人民币。
按理说，这完全是煤价上涨的影响，跟市场改革完全无关，在煤价下降或者（应该）价格传导之后还能够有效的补回来。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建立一个资金蓄水池谁来首先出钱无法落实，从而造成了继续改革的困难。
病毒作为敌人，是明确的，外部的。而电力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最大的人造系统的自我革命，革命的途径是体制与机制，尽管有可能做大蛋糕，但是存在“帕累托改进”（所有的人都受益，无人受损）的机会与体制基础设施几乎不存在，必然要触动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很大的利益。即使存在通过转移支付使得所有人都受益的理论可能性，但是现实中转移支付的政治可行性往往也很低。
东北电力市场的试运行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互联电网的存在，理论上会做大蛋糕，但是无疑电力输出省份要抬高电价而成为受损者，而转移支付又存在操作性与技术性困难。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电力过剩，输往辽宁，认为辽宁省有责任多涨电价，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不涨或少涨一点。而辽宁省并不同意，认为依靠本省市场消纳其他两省多余电力，不应承担更多责任。这造成了改革最终散伙。
电价手段改革，取消交叉补贴也是一例。5%的人群，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是公共政策与社会帮扶需要聚焦的对象，对其补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个补贴从哪里来，是个不得而知的问题，从而还得扭曲价格，让95%的不需要补贴的人来搭5%的“便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电力部门采用的是成本为基础的煤电标杆电价机制，以及保证的小时数。电价波动非常有限。默认的建成了就给足够小时数回收投资的做法已经形成惯性与习惯，对部分所谓专业化调峰机组也一样，往往也给3000小时甚至更高，从而有效的降低了高电价投资回收的必要性，使得高的生产侧电价不再（必要）出现，天然气机组（管制）价格也就比煤电高两倍，甚至更少。这部分减少的小时数通过全体其他机组分摊，使得其长期平均成本上升。
全年统计来看，这种电价安排（比如365天4毛的电价），其总的系统成本，往往要高于一个360天低电价（比如3毛5），但是夏季用电高峰有那么120个小时高电价（比如1.2元）的系统。
从消费端，价格上涨的风险也被完全限制了，电价几乎整年甚至几年都没有变化。这是一种“朝三暮四”的安排，但是笔者也很难否认这在政治上往往是屡试不爽的。人们可能更加在意那120小时令人咋舌的1.2元的高电价，而不是365天每天被撸0.5元羊毛的“温水煮青蛙”。事实上，后者的全年总负担要比前者更重。
比如在美国德州夏季用电高峰时期我国部分媒体非常吸睛的报道——《每度电63元！美国德州电价高出中国几十倍》。事实上，全年来看，德州的平均批发电力价格也就不到4美分/度，比我国大部分省份的煤电标杆电价（需要扣除税比较）要低的多。这种故意的信息误导，我国消费者协会应该有个是否涉嫌欺诈的说法。
所以，公众对电价是没有切肤之痛的，但是对于病毒，那种真实与想象中的恐惧是现实存在的。因此，消费者作为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与推动是不同的。
网上很多的短片给人们充分讲解了防疫的知识，以及快速积累起来的治疗经验。人人都有意愿有望变成半个病毒治理的专家，理解其传染的路径、途径、传染力与病理影响。病毒会变异，但是趋势是越来越弱。但是在电力部门，可再生进入电力系统完全是个全新的挑战。
这一点对我国尤其是成立的。传统上，我国的调度体系需要每一个机组都完全接受调度的指挥，所谓“接受调度指令”，可调可控。尽管这完全是一种没有必要、过度与无理的要求，但是它的确是很有效的。现实中也缺乏强有力的反对力量，促进“系统如何实现平衡”的范式的改变，因为运行了几十年也并没有太大变化。而可再生能源，是一个从技术性质上就无法完全可控的发电类型。调度体系最初采用非常保守的“切除”来实现安全目标，造成了巨量的限电弃风。随着可再生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变化更加迅速的光伏），这种系统平衡的范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
从这个视角，可再生能源并网，对于我国仍旧处于计划体制的电力部门，特别是电力调度范式，是个“从地狱来的问题”。这一点，因为其专业性，还很难为社会公众、甚至是部分业内人士所理解。
当有一天疫情最终过去，对于治理病毒的集体行动是好是坏，是否足够有效与有效率，我相信整个社会都会有一个评估。这种评估包括对过去采取的行动与方针的回顾，回答一个“当时的高度混乱与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处理这种情况”的假设问题；以及包括对从这起疫情的总结分析吸取教训，会引发何种的未来的管理体制、应急机制以及人员组织调配上的改变。这两方面，都是现代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
这方面的社会要求将是明确的。相比而言，电力部门的好坏以及改革的成功与否，似乎更加不可衡量或者争议巨大。比如，对于我国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电力行业领导人，其在意的事情往往是两个，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个人晋升。第一个往往是第二个的前提与必要条件，但是远远不够充分，并且标准存在模糊性，以至于现实中这些企业的行为中，相当部分“耍杂技”的成分存在，为了社会能见度。
比如《甘肃风电光伏电站集群开发 新能源并网瓶颈即将破解》一文称：甘肃酒泉风电基地创造了距离负荷中心最远、集中并网规模最大、送出电压等级最高等一系列风电发展记录。这是典型的“耍杂技”行为而无法证明其经济与社会理性。
一个高效的，充分开放竞争与严格监管的电力部门与体制，对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几乎是决定性的。以上的这些维度的比较，并不是要说明电力体制改革是没有必要的，而是说我们要客观看待它的难度，增强对于改革进程与可能反复的耐心与韧性。对于我国而言，彻底透明化、改革现在的5级特权自由量裁调度体系，是解套电力部门几乎所有问题的“钥匙”。这恰恰是过去所有的政府文件与改革方向都未曾涉及的方面。
十四五电力规划，需要首先是一个电力改革规划，明确改革的总体目标（经济效率）以及操作性目标（特别是调度明确的价值观与衡量标准、系统透明度、输配体系产业组织等）、时间表、路线图与组织体系。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决策者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我们对电力体制改革始终抱有积极的期待与坚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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