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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片有约|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改编的电影们(一)

2015-10-24 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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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历来被大家所瞩目,而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历来也是影视剧素材的营养之源。放眼世界,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及作品改编的电影不在少数。就亚洲而言,1968年诺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小说几乎都曾被改编成电影,最著名的比如《伊豆的舞女》、《雪国》都被多次改编翻拍。而在欧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这些名著,都曾在银幕上演绎传奇。
1.《铁皮鼓》,1979年上映
原著作者君特·格拉斯[德国],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铁皮鼓》是由格拉斯的同名小说《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改编成,由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指导。


讲述了奥斯卡三岁时目睹成年人世界的丑恶,决心拒绝长大,反抗他的父母、纳粹、舅舅、情人个人反抗史。该片获得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3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导演施隆多夫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四杰之一”,是法国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位大师。著名导演姜文曾说,没有施隆多夫,就没有今天的大导演姜文。可想这位导演的影响力。
如果说长不大的奥斯卡是个傻子,那么这是一部关于傻子的作品。透过一双异于常人的眼睛,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历史上那段最黑暗的历史。但战争并非电影的主角,而是一个巨大的背景板。看到母亲偷情和纳粹行径的奥斯卡,拒绝长大成人,他奇怪的身躯和叫喊震碎玻璃的超现实能力,就是荒诞世界的物化符号。导演施隆多夫对原著做了大胆而成功的改编.电影只改编了小说的前两章,到奥斯卡埋葬了铁皮鼓,被砖块砸中头部开始长高时结束。对电影中的奥斯卡而言,生活到父母那辈的悲欢结束之时,已经结束;火车带着他驶向远方,留给我们的是冒着蒸汽远去的冰冷机械的背影,土豆地里老祖母仍在劳作,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工业时代却正在到来。那个时代的奥斯卡怎样生活,在电影里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说一本小说获得过诺贝尔奖,而根据其改编的电影又获过奥斯卡奖的话,毫无疑问,这便是《铁皮鼓》。 也许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无法将几十万字的小说完美的展示出来,而小说中的细枝末叶,以及其中黑色幽默的语言更无法用电影语言将其表达出来。
2.《日瓦戈医生》,1965年上映。
原著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前苏联],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导演大卫·里恩擅长执导史诗电影,除了《日瓦戈医生》,代表作还有《桂河大桥》、《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比政治,杰出的作品更关心人性,导演和原作者很好地践行了这条准则。正如日瓦戈医生被时代裹挟,帕斯基尔纳克一生也被历史碾压着,获得诺贝尔奖成了他人生的一大麻烦。作为英国人,大卫·里恩让电影人物说的是英语,如果语言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这种做法意味着背叛原著。电影流畅的叙事使震撼和感动效应如流水汩汩而出,导演在事实上维护了原著的内核精神。
最有印象的,是主人公死亡时,正乘在一辆时时抛锚的公车里,“一个头戴缠着亚麻布制成的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紧身连衣裙的女人”,骑着自行车,和汽车同向行驶。这种细节的隽永,并非伟大作家才能做到。《日瓦戈医生》的伟大,也并非因了此类细节。这是我最近重读时,深刻意识到的。
《日瓦戈医生》,这本有名的“政治小说”,在我看来,根本不是写政治。作者本人必如日瓦戈,厌恶并且希望远离政治。经历了战争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大时代需要大作家,大作家也需要大时代。一些批评家说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没赶上文化大革命,怎能写出好小说。这话对吗?对,也不对。每个时代都是大时代。有些变动是外部的,它需要广度;有些变动则是内部的,需要深度。所以,没赶上文化大革命的,或能向内,向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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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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