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保姆与退赛：阶群社会的样本
“阶群”是对“阶级”和“阶层”的修正，更易解释当下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不同的观点，甚至激化的矛盾，并非源于不同的“层级”，而是源于不同的“群体”。姚晨的难民事件、保姆的纵火案件与乒乓三将的退赛风波，看似偶然彼此独立，却有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必然性。
一、难民与保姆
姚晨以其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亲善大使的身份发布的微博几乎引起了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虚伪、政治工具抑或“空洞的宏大叙事”，使姚晨陷入舆论的口水漩涡毫无反手之力的同时，也生动地阐明了中国民众关于难民的立场：难民可怜，爱莫能助。如果再早些时候，传统的农耕文明孕育的中国人朴实善良的性格可能会将怜悯之心转化为援助之手；但是，目睹了伊斯兰国丧心病狂的恐怖袭击和德国关于难民政策痛定思痛的现实之后，农夫与蛇的故事被警觉的人们不断提起。大家对姚晨的反感，表面是大众对精英的排斥，本质仍是种族矛盾的不可调和，社会也无意去调和这一矛盾。
以怨报德的杭州保姆纵火案则形象地展现了不同群体交流沟通的迟滞和障碍。当下中国流行的保姆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不同于农耕社会的仆人。保姆从农村进城，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既有尊卑有别的心理预期，又有冲破阶层的美丽愿景。现实中雇主对保姆并不了解，加之价格不菲，保姆工作难免低于预期，因此评价一般负面多于积极。在这种背景下，个别家庭“视如亲人”的慷慨有时发生心理错位：雇主感觉已经仁至义尽，保姆仍然觉得是表面文章。商业社会中的这种矛盾，基于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认知的差别所致，短期内无法调和，轻则相互提防，重则不欢而散，走了极端，便成了杭州保姆的纵火案。
以雇主与保姆的关系看难民在接纳国的犯罪行为，则更易理解。你好心给予的并不是他真心想要的，他渴望得到的你却无法真正给予，长此以往，农夫和蛇的故事就会上演。所以，很多人顺理成章地将姚晨的难民事件与保姆的纵火案件联系起来。作为群外人的保姆或难民，为生计所需选择融入新的群体，短期内无法实现身份平等或国民待遇，如果没有相互包容和理解的磨合，加之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与落魄，很容易成为暴力发泄的导火索。这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可以迅速摧毁一项尚未开始就必须宣告结束的事业。
二、乒坛退赛
特朗普当选总统，因为美国人受够了“政治正确”；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誓言修复香港的深刻分裂。其实，比美国人更讨厌“政治正确”的，是中国的年轻人；比香港分裂更深的，是中国内地。这种厌恶与分裂，在乒坛罢赛的风波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年轻人毫不掩饰对退赛球员和教练的支持，与之相对应的，是民众对体育总局的不屑和嘲讽。
马龙等人家丑外扬的行为，实在将中国社会最大的分裂——官民分裂——撕开了给人看，而分裂的两端，则是政府与民众。此前的分裂仅停留在分歧层面，以退赛的形式撕开之后，分歧便上升为对抗；公众的参与，将球员与体育总局高层的对抗，再一次抽象为社会对政府的批评。塔西佗陷阱作为一种理论时相对温和，而其转化为社会事件后，则可能伴有无法预测的社会影响。
眼下如何收场，没有人能说准。
三、于欢案
于欢案的二审判决，也是同一时间的热议事件，但在姚晨、保姆和退赛的高频刷屏中被淹没。这个案件，二审判决虽然未能平息各种争论，但确实彰显了法院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我觉得，于欢案为缓解或消弭中国当的下阶群分裂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路径——让问题充分发酵，然后诉诸程序。
难民的问题，不是中国接收了很危险，而是在存在如此多的反对声音时接收了很危险。远走他乡甚至妻离子散的难民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尚且不安，更何况周围充满了指责和敌视？保姆的问题脱离了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解决必须依靠技术的手段。保姆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应当由商业社会自行修复。人性中关于不同群体的天然排斥，在难民和保姆的问题中无法避免，可图一时安宁，难求万世太平。
退赛风波属于社会事件，无法像于欢案一样，通过完整的司法程序解决。但是，体育总局与运动员在命令与选择上的分歧、在权威与血性上的对抗需要化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也需要修复。因为，政府与社会背后是不同的群体，任何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都是阶群社会的痛点，痛点多了就成了病症，久治不愈就会贻害无穷。
作者：刘孝堂
来源：磨几手稿（ID：magi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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