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碎片都是完整的 —— 我和印度外教伽那的不解之缘
许多年后，我仍然常想起当年的那个画面：伽那（KANNAN）拖着行李一步步挪向登机口，背影依然像头黑熊。我在安检外看到他不停地回头，时而挥手示意我离去。第三次回头的时候，我看到他把手放在自己的头前停顿了几秒，大概又在擦眼泪……“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伽那的回国让我发现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不同国籍的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从接机到送别，2006至2009的3年时光，像被打破的碎片在眼前缤纷零落，但细心品味，却发现每一个碎片都是完整的。
2006年我入职全英语授课的暨南大学国际学院，管理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上岗没多久就接到了接待外国专家的任务，本来是一项工作，却因此而收获了一段跨国界的深沉友谊。
流沙与蝴蝶
伽那医生是暨南大学聘请的印度籍医学专家，而我是学中国文学出身的，可能因为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伽那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与我还真有些不一样，正因为不一样，反而激起了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在熟悉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会拿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开玩笑，如用手抓饭吃。他会嬉笑着说：“这和脏有什么关系，你们都敢把它吃到肚子里，为什么不敢用手去抓它呢？”那时候我空余时间基本都和伽那在一起，他也很开心，因为这样不但能在生活上帮到他，也可以打发一些时间。因此，我们一起运动，一起聊天，一起外出，有时候甚至日日夜夜在一起，彻夜长谈的次数也不少。他总抱怨说我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而他的汉语水平却原地踏步。我会讽刺他的口音里有浓重的印度咖喱味，弄得我也有一点，而且他总需要我帮忙，耽误我交女朋友的时间。他反过来教育我，说爱情不能拼命去抓。我说我知道，爱情像流沙，越用力漏得越多。他却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爱情那么美好的东西，怎么能用流沙比喻呢？我觉得爱情像蝴蝶，你拼命去追，它会逃走；你要停下来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它反而会飞过来停在肩头。”
交流得多了，便能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我总附庸风雅地认为，我与伽那的谈话都可看作是思想的对话，甚至能上升到哲学层面。哲学无非是生活的提炼，哲学家并不一定都是多么高深的人，相反，哲学家就是我们自己。无处不哲学，无人不成家。每一个学科的尽头都是哲学，而哲学是不分领域且没有层次之分的。
印度人的拖拉大概是出了名的，我的印度学生们总会比约定的时间晚到半小时左右，伽那也一样。我总嘲笑他作为一个教授怎能如此拖拉，他一半自嘲一半开脱：“这说明你还不了解印度人，我们说快到了，实际上是准备出门；说还有10分钟，一般是一个小时。”然后找出数条理由振振有词地和你争论，就像讨论哲学问题一样深挖细究。迟到就迟到，总会上升到人生观、价值观、哲学观、甚至是生死观。实在受不了时我会淡淡地抛出一句：“别辩论了，你迟到只是因为你胖，走路慢，我懂。”每到这时，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不过我发现，伽那即使睡得再晚，第二天也一定精神饱满、着装整齐地提前出现在课堂。等我发现这一点时，他又开始装腔作势了：“你看，对待生命中应该专业的地方一定要专业，其他的事情没有必要把自己逼那么紧。”由于个性鲜明、讲课生动又深入浅出，伽那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我曾见过他伏案批改作业，将每一位学生做错的题在试卷上做专门分析，并请学生来办公室当面讨论。不仅如此，他还定期和每一位家长联系，对学生的家庭背景、性格爱好、家里人员的情况、优缺点了如指掌。我印象中大学教授一般都是上好自己的课就好了，像他这样既做教授又做辅导员的的确少见，也值得我学习。后来我还从印度学生的口中得知，伽那在印度当地小有名气，找他看病的人不在少数，他却一般自称老师，不愿意收病人的钱。
这点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他要做老师而不是选择去做一个医生呢？既然在当地有名，看病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更赚钱的职业呢？他总是深吸一口烟，深沉地说：“医生和教师都是一个职业，做教师可以成就更多的人，如同间接性地救人；做医生太辛苦了，我还是喜欢更自由的职业。”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会补充一句，“我看到的中国人，至少在广州，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不知道为了什么在赶路，有时候做事情也总是要考虑很久，权衡好利弊之后才行动，大家仿佛都是用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我反问：“难道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思考问题么？“当然有，用心啊，听从心底的声音啊。”
与伽那（左一）一起在岭南水乡
尊重与争吵
我很好奇印度人的交流方式，两个熟人走在路上总是会聊上半天。有时候深更半夜几个男人还在楼梯间或者专家楼房间里神情严肃地一边思考一边交谈，原以为外国专家们在讨论什么学术问题，一问才知道他们在玩着一个叫“我想你猜的游戏”，往往持续三四个小时。当我表示费解的时候，伽那总是哈哈大笑，然后义正词严地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玩那么幼稚的游戏？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些成人才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生活得太累，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活着。”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大概和我们聚会吃饭是一个意思。
有一次，我走在路上遇到一名印度学生，彼此聊了几句之后我便转身离开，未曾想那学生一直跟在身后，我就好奇问为什么，他说：“老师，您没有说要我走啊，所以我就一直跟着，说不定您还有事要和我说呢。”这事儿让我诧异了许久。几年的工作中，我发现印度学生很少给我打电话。并不是没有事情找我，而是他们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会想办法当面说。在他们看来，对于自己尊重的人一定要当面聊才能表示出自己的诚意，也能真正把事情办好。这点是伽那告诉我的，这在讲究高效的当今社会中似乎显得有点迂腐，但细想又能发现一丝道理和温情。难怪有时候伽那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要么问我在哪儿说要来找我，要么就请我去他的住所。我原先还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其实不然，这也许就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只是想朋友见见面、聊聊天的意思。
话虽如此，印度人却又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们在沟通方面保留着华夏文明正在遗失的礼仪，另一方面又总是在喋喋不休地争吵。一个印度学生在孟买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气冲冲地抱怨了许久：“四川大地震时，第一批救援物资两个小时就送达了；印度发生恐怖袭击，特警花了4个小时才赶到现场，那些政客永远都是在吵架。”这使我意识到：在一起工作或学习的印度人很难团结起来。伽那也嘲笑自己民族的劣根性，一个班上有30来个印度学生，就有30来个帮派，没有一刻是真正团结的，总是在吵架，就像印度国内的党派一样。有一次伽那表情凝重地对我说：“我还真的挺羡慕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能够统领全国那么多个民族和那么大的疆域，印度人如果也和中国人那样步调一致，可能现在会好很多。”
离别再相逢
伽那是很爱暨南大学、广州和中国的，他的理由是这里的人们更敬业与务实，更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他说有些生活在广州的外国人总是爱抱怨城市的交通、治安、空气，甚至人们说话的方式。伽那总是理直气壮地反驳，认为他们的心还不够安静，还没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原本只有一年的合同，因为一再续约，变成了三年。2009年，伽那合同期满回国之前，院长安排大伙和他吃饭，席间他又哭了。年近40，一米八三，体重超过100公斤的壮实教授在一群大人面前哭得跟孩子一样。
2012年9月，国际学院临床医学MBBS专业的授课教师出现变动，急需一名生理学的老师，经过院务会讨论后，认为最佳人选是伽那。我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伽那，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说：“唐院长请我来，我已经有一半的理由要来了；你又给我打电话，我就更没有理由不来了。”一个星期后，伽那飞回了广州，和7年前的情景一样，我在机场一眼就看到了这头壮实的“黑熊”。我开玩笑地说：“看来你来中国并不是我们需要你，其实是你自己想出来放放风吧？”他哈哈大笑，说：“我的妻儿你都见过，他们很喜欢你，也很信任你。我老婆说，既然他们需要你，你就去吧，人一辈子交不了几个外国的朋友。而且你也邀请我去过你一千多公里外的老家，见过你的父母和哥哥，我发现你的真诚不是伪装出来的，我喜欢你们一家子人。” 伽那是个真性情的人，对于自己的情绪毫不掩饰，对朋友也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在朋友面前要讨论家人，一个不在朋友面前提及家人的人无非有两种情况：没有把这人当朋友，或者想隐藏自己。
帮助国际学院渡过难关后，伽那又回国了。2014年年底的一天，我接到他从印度打来的电话。照例没有寒暄，直奔主题：“中国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太令人刮目相看了，动真格地反腐，如果哪一天印度政府也这样干，或许印度人的生活就有希望啦……”一连串的惊叹，我连表示诧异和发表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这是他选择性关注，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因为这几年的文化碰撞，使他关注中国比旁人更多。
正如他所说，他从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我身上学到了很多，而我，也从这段友谊中收获了很多。记忆大多都是零散的，但将这些碎片捡起，你会发现每一个片段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能被人记起的人和事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显现出不同的意义和光彩。（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