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翻译的中国记忆

“如果奈拉当我的老师，我就准备学！”有人问周恩来总理想不想学习俄语时，他幽默地回答。

奈拉是大家对我的称呼。我是毛岸英、毛岸青在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的同学，我的专业是中文。新中国成立前后，我曾多次陪同苏联相关领导人访问北京，承担翻译工作。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主席专门与我进行交谈，询问他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的有关情况。我还陪同领导与周恩来总理会晤交流了多次，在周六晚上的舞会上，周总理也经常邀请我一起跳舞。

这些记忆都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难以磨灭。

周恩来（中）与苏联专家及其家眷在一起。在专家与眷属的眼中，周总理是非常有风度的领导人

去北京执行秘密任务

我生于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个小城，1947年，我毕业于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专业是中文。1948年，我被派遣到大连工作，在中长铁路管理部门担任翻译工作。当时，中国东北战事不断，国共双方的部队还在打仗，沈阳还在国民党的占领下。

1948年3月，苏联前交通部长科瓦廖夫来到大连，他需要挑选一名翻译陪其去北京。当时我因为在“三八”节前夜在翻译处门上贴了一个条子“没有礼物禁止入内”而受到了领导的严肃训斥，因此我被“选中”了。

我被通知，去北京是执行秘密使命。当时苏联政府还与国民党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我们不能让美国人知道苏联政府在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我们是坐着专列深夜进入北京城的。作为代表团的翻译我感到非常荣幸，但又感到非常忐忑，因为我的中文还说得不太好。

到了北京后汽车将我们代表团直接拉到了香山，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房间，那里已经有好多人了。他们穿着几乎相同的深蓝上衣和裤子。而我在房间里看到了只有在画像上看过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像老朋友一样欢迎科瓦廖夫的到来。

香山印象：毛主席和我交谈、跳舞

我们在香山停留了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科瓦廖夫每天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讨论与未来共产主义中国相关的国家制度等问题。

我们所住的香山别墅共有3个房间，其中一个是客厅两个是卧室。代表团所有的谈判大都在客厅内，我几乎见到了除毛泽东主席以外的所有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科瓦廖夫与毛主席的会见翻译工作都是由毛主席的个人翻译师哲来完成的。

当然，所有的正式会晤翻译也是由师哲担任的。在快完成任务离开香山前的两天，我对师哲说：“我非常遗憾，来了北京却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第二天傍晚，师哲对我说：“你的愿望会实现的，毛主席将会出席告别宴会。”

在即将启程的前夜，大家聚集在别墅的餐厅内，中共政治局的成员都出席了。大家愉快交谈，等待毛主席的到来。突然大厅寂静无声，过一会儿毛主席走了进来，直接坐到了餐桌主位，接着科瓦廖夫坐在他的左侧，而我则坐在他的右侧。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先与我进行交谈，询问他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的有关情况。

岸英、岸青是我在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的同学。毛岸英非常聪明，学习很好，他的俄文名字叫谢尔盖。毛岸青因在战争期间受到过强烈的刺激，精神有些问题。毛主席和我交谈几分钟关于他儿子生活的问题之后，科瓦廖夫提议为伟大中国领袖的健康干杯。之后，周恩来提议为奈拉的健康干杯，当时大家都叫我奈拉，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两个月后，我又再次被派到北京承担翻译工作，为签署关于苏联派遣援华专家的协议做准备工作。主要工作完成后，我们又搬到了香山住。

在那里我们经常与岸青和李娜交谈。岸青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近，但他还是每天在警卫员的陪同下坐着吉普车过来找我们，我们故意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严肃：“我是领袖的儿子，当然得这样！”李娜从小生活在苏联，会说俄语不会中文。她总是向我们抱怨她不喜欢吃中餐，非常想吃俄餐。

第二次访问香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周六举办的晚会——有中国领导人参加的舞会。政治局委员甚至毛主席本人都喜欢跳舞。通常毛主席会分别与每位女士跳舞，陪他跳舞的姑娘都非常漂亮。

再访北京：周总理非常有风度

为了进行中长铁路的移交工作，1950年5月我作为翻译再次被派到北京，这个机会是我“哭来的”。

此前苏方的领导不同意派我去北京，因为大家都认为派一位姑娘陪同中长铁路苏方的总负责人实在不方便，最好派一位男翻译。我感到非常委屈，痛哭起来。后来中长铁路苏方的官员们知道了我的“号啕大哭”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派我去北京，要知道中长铁路移交协议的所有文件材料都是我翻译的，我知道所有细节。

到了北京之后，周总理来看望我们。当他看到我之后，上来帮我脱下风衣，像老朋友一样与我交谈起来。这一切让我这次陪同的领导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不知道我第一次去北京时就陪同科瓦廖夫与周恩来会晤交流了多次，而在周六晚上的舞会上，周总理也经常邀请我一起跳舞。他早年在法国学习过，会讲法语和英语，但不会俄语。在中长铁路移交协议签署完毕的宴会上，有人问他想不想学习俄语时，他幽默地回答：“如果奈拉当我的老师，我就准备学！”

周恩来总理非常有风度，我非常喜欢他。

中国记忆相伴一生

从中国访问回来之后，我回到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汉语，直到1954年该校被撤销，之后，我去了一个中学教授了9年的汉语，并撰写了许多教科书、教学材料，以及制订汉语教学法等工作。我被选为党代表参加了苏共22次代表大会，与苏联著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并排坐在主席台上。

1961年，我作为汉语教授代表团团长访问北京。1963年进入某高校教授汉语。1977年12月，“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际，我再次访问北京。后来，我转入莫斯科外语学院即莫斯科语言大学的前身工作，在此工作了20年。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多次访问中国。

我与中国的缘分，我在中国的记忆，相伴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