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家庭中国情

文/谢尔盖·图卢波夫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左）为谢尔盖·图卢波夫（中）颁发中俄友谊纪念章（孟然摄影）

两年前，我来中国作讲座，飞机上除了俄罗斯人之外，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一个中国人提议一起唱一首叫作《莫斯科-北京》的歌曲，歌词与旋律从记忆深处浮现，整个机舱的乘客一起唱着：“俄罗斯和中国是永远的兄弟国家。”

激昂的旋律在1万米的高空飘扬。

父亲两次到中国

我父亲阿尔谢尼·阿尔捷米耶维奇·图卢波夫生于1911年，曾经到过中国两次。

第一次在1945年，他作为苏联红军来到中国本土，投入到与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参加了解放佳木斯的战役。第二次拜访中国，是在1954年到1957年间，那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他受到苏联政府的委派，作为建筑专家来到中国的鞍山钢铁公司，来帮助中国的建设事业。

1927年，我父亲从新济布科夫的布良斯克地区来到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也就是从那时，他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到二战开始之前，父亲在那里从普通的挖矿工人一直做到了轧钢车间的主任。

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工作的同时，父亲参加了在职进修班，并于1937年毕业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冶金开采学院，获得了冶金工程师的文凭。随后，他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接到国家领导的任务委派，他作为专家前往朝鲜，帮助重建朝鲜的冶金工厂。

在被委派到中国之前，父亲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担任轧钢车间的主任。这所联合企业就是后期鞍山钢铁厂的原型。

在鞍钢，父亲专门研究、解决一些与工厂建筑以及钢铁生产相关的事宜。如初轧机、毛坯钢、焊接管坯轧机以及型钢轧机的生产。当时的工作十分繁重，尤其是当有了新的项目或是有了新的产品型材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工作24小时。父亲当时有三个翻译，他们其中一人主要负责技术文件的笔译工作，另外两个人负责陪同父亲和其他的中国专家交流。

北京、鞍山和大连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来到了北京，我的大姐柳德米拉读小学七年级。而我当时是7岁，正在读二年级。我们当时住在北方宾馆，后来父亲很快便去了鞍钢工作，我们和母亲则留在北京，一直到学年结束。

在北京有一片很大的苏联专家居住区。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例如冶金、能源，还有大学教师等等，都来自苏联不同城市。

学年结束后，我和母亲也搬去了鞍山，但是由于那里没有俄语学校，于是我被送到了大连的寄宿学校读书。而我的姐姐柳德米拉被送回到了莫斯科的寄宿学校读书。这样，我的家人们就分别去了莫斯科、鞍山、大连三地。

大连的寄宿学校，之前是日本关东军的军营。我们只有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才能见到自己的父母。我现在还依然记得，当时每到放学后，我和朋友们就会在黄海海边玩耍。等到退潮了，当地的居民就会教我们捡拾海螺，并且用铁锅煮熟它们来享用。海螺并不是特别美味，而且有很多沙子，但是我们还是会向当地人举手称赞。

寒暑假：乒乓球与新年

最幸福的时间，肯定还是要数假期了。因为那时可以去找父母。父亲的翻译员会教我们一家子打乒乓球。这项运动在苏联没什么人喜欢，但是在中国却是一项全民运动。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多么激动地为中国朋友们加油，很多的人围过来助威！

平时，我经常和那位翻译员一起散步，他会试着教我识一些汉字。我们俩总是其乐融融，我当时还是个小孩，但是他也算得上是个小孩，只不过个子比我高点。所以，中方宾馆的工作人员们都称呼我们大胖和小胖。

新年，对于我们以及这一片苏联居住区的专家们来说，可是最大的节日了。

大家都很早就开始准备。这段时间我们正好是寒假，所以可以和父母一起过。父母要求我们背诵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诗歌，专家的夫人们会准备一些歌曲、舞蹈以及其他一些表演。

新年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很多鞍钢的中方专家以及他们的家人。中方专家的家庭里有很多孩子，而我们苏联则很少。大家绕着圣诞树做表演，并且每个人都得到了礼物。大家都觉得特别开心。

但是，现在这些中国专家在哪里呢？他们还记得这些我们一起度过的节日么？顺便说一句，当时的中国报纸也报道了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些节日。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报纸。

旅游时光与中华美食

当父亲夏天有假期的时候，我们不会回苏联，而是在中国旅游。

我们住在北京，一起参观故宫和颐和园，去了明皇陵和长城。也去了旅顺港，在那里发生了1905-06年的日俄战争。还去了哈尔滨和沈阳。

我们第一次了解到了历史悠久的伟大的中国文明，而且为之深深震撼。就连我这么个9岁的小孩都被震撼得无以言表，那就更不用说那些大人了。这真的是一次幸运的人生经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段经历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他们的内心以及文化。

当然，还少不了中华美食。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中华美食是很有特点的。

有一些人不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孩子们。我还记得有一次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到鞍山我们所居住的宾馆来看望我们，亲切地询问了我们的生活情况。总理来到我们用餐的食堂，看到一个脸色苍白、身体瘦弱、跟我同龄的男孩——巴里斯。他生病了，而且吃不下东西。

周总理走到男孩身边并且询问他“饭菜好吃不好吃”？巴里斯皱着眉毛看着总理，说“不好吃”。随后，总理吩咐给苏联儿童提供“黑鸡蛋”（后来我知道叫“松花蛋”），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后来我才知道，人们把这种鸡蛋埋入地下，让他们在地下腐烂，然后变成了黑颜色而且特别难闻。孩子们完全不吃，但是总理的命令对于厨师们来说可是“法律”，所以他们一直给我们提供“黑鸡蛋”。

我跟我的同龄人们不太一样，我特别喜欢中餐，而且如今我依然很喜欢，我会定期去中餐馆吃饭。我父亲也很喜欢中餐，但是在苏联时期，在莫斯科只有一家中餐馆。只要父亲到莫斯科出差，他便一定会去北京宾馆的中餐馆。

本文作者的父亲阿尔谢尼·阿尔捷米耶维奇·图卢波夫获得的中苏友谊纪念章与证书

我的祝酒词

在中国工作的过程中，父亲发现中国的工人、工程师、技术人员们都很热爱劳动并且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他们都能很快地学习、领会苏联专家教的经验。我父亲和中方专家得到一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甚至还发表在了中国和苏联的科学技术刊物上面。每当有一些苏联政府官员来到中国，商谈与中方在冶金领域的合作问题时，父亲总会陪同。

也许是父亲给我讲的这个经历给幼年的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导致我后来做出了一次很搞笑的事情。

当我父亲完成在中国的工作即将回国的时候，在送行的聚会上，来了很多政府官员。而我突然站了起来，说“我想说一句祝酒词”。父亲皱起了眉头，母亲脸色也变得煞白，毕竟一个9岁的孩子，能说什么呢！

而我，深吸一口气，举起酒杯说：“希望有一天中国可以制造出像苏联一样的汽车来！甚至比我们的更好！”酒桌上大人们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下来，大家都为我欢呼。很高兴的是，如今我的这个祝愿、这个预言，实现了！

回国割不断友谊

总的来说，父亲和中方专家们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

回国之后，父亲和他们还长时间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寄给彼此的信中不仅了解彼此的生活情况，而且还就一些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有时他们还相互寄送礼物，中方专家寄过来的礼物主要是甘甜可口、气味清香的茶叶。

彼此的通信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我们离开中国不久之后，《图卢波夫和他的儿子》这篇文章登上了报纸。文章由父亲之前的翻译瓦洛佳翻译，并且发给报社，这篇文章写得十分温暖实在。

父亲在中国工作的成果不仅是奖项、证书、纪念奖品，这些我们已经认真地收藏在家里的“光荣区”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彼此人民中留下的共同的美好的记忆。当然还有就是落成的，目前仍在使用的鞍山钢铁厂。

父亲1968年退休，在家带孙子，同时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学院任教，负责咨询工作，并且他还自己写书。他写的有关产品销售管理的书籍在苏联冶金企业的专家中广泛流传，成为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书籍。父亲在闲暇时间喜欢摄影，而且他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关于我们家庭以及朋友的照片、影集。直到生命的最后，父亲一直过着非常积极乐观的生活。父亲于1989年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故事还在继续

父亲有3个孩子以及5个孙子，在父亲去世后，他们继续着自己的事业与生活。我们都接受了冶金专业的高等教育。其中的两人在科学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科学技术博士和专家：我，谢尔盖·图卢波夫——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孙子，阿列克·图卢波夫。　　

我们俩都像我的父亲一样从事金属压力加工问题的研究。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已经培养了5名科学院博士，大约20名科学院博士候选人。这所学校还受到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嘉奖。

在2013年前，我在莫斯科钢铁合金学院担任教授职务，如今这个学校被称为科研技术大学。而阿列克同时在莫斯科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大学担任教授职务，而且他还担任一家著名从事建筑以及金属产品现代化企业的主席。

我和我的儿子目前与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我家庭中有关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