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走出森林的建筑师
戈建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戈建，建筑师，来自比利时。
采访尾声，他拿出一个长管状的乐器为笔者一行展示演奏。用“震撼”两字形容听感一点都不为过。如阳光洒进森林，如大地震动，如小鹿奔跑，如狮王相争，如小狗哀鸣……笔者开玩笑说第三季《我是歌手》如果请戈建去演奏这个乐器，一定会为节目增色不少，请他的歌手名次一定靠前。
戈建在纸上写下这个乐器的名字：Didgeridoo——迪吉里杜管。这是一种起源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长管状吹奏乐器，一般是截取1至2米的桉树制作而成的，这些桉树并不是实心的，其内部已被白蚁扫荡一空。在演奏该乐器时，通过嘴唇的颤动，再加上运用循环换气技巧，能够制造出天籁般的回响效果。
少年时期的戈建，酷爱旅游，他当时就是靠动手制作迪吉里杜管挣钱旅行的。如今，这个伐木做乐器、动手盖树屋的戈建，已经成为行业知名的建筑师，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从北京西长安街永定河桥，到平遥古城南部规划保护，从国家大剧院内部结构，到法国大使馆控温玻璃幕墙，都凝结了他和他的团队的心血。
采访在他的建筑事务所进行，这是一个老北京的四合院，清幽，雅致。戈建靠在沙发上，讲述着他的故事。
“森林教给我很多东西”
“一切都是从我的家庭开始的，我父母都是旅行者，从小就带着我们去旅行。去各个国家旅行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文化。”在中国已经生活20年的戈建，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戈建的家族是一个热爱“走出去”的家族。他的家族亲人遍布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像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北非、约旦等等，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母亲的家族说荷兰语，父亲的家族说法语，出生在瑞士、长在比利时的戈建，从小就梦想到外面的世界去。
“我是一个农村人，乡下人！”戈建诙谐地说。他小时候是在瑞士和比利时的山区长大的，对森林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最喜欢和小伙伴们去逛森林，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那里有山有谷，有水有河，有老火车，有隧道，还有桥。“这给我带来一种空间感。家乡的隧道和桥，让我从小就接触并喜欢上建筑。”戈建说。
在10岁的时候，戈建和3个小伙伴在森林里盖了一个树屋，“它是我们的城堡，我们以城堡为根据地，采蘑菇、摘水果、钓鱼、做饭。”
森林对于戈建来说，意味着很多：“森林会教给我很多东西：自然，季节，花草，鸟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创造性等等。弓，自己造，房子，自己建。”
森林就如同戈建在迪吉里杜管曲子里展示的一样，神秘、广袤。森林赐予了他思考的智慧和一双创造的手。
从喜马拉雅的眺望到横穿中国的旅行
早在戈建8岁的时候，他的家人就买了一条中国地毯，典雅精美，这大概是戈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出生于一个热衷于“走出去”的家族，让少年戈建也爱上了旅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寻找地球感”、“一种享受自由，没有国界的感觉”。15岁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在路边竖大拇指搭顺风车的背包客，走了300公里左右，从比利时，一直到达西班牙最南边。16岁，他去了欧洲的最北部，芬兰和挪威，体验极昼。
17岁，戈建到了亚洲，他在印度工作了一年，在孟买和朋友挤在一个30平米左右的房子里。接着，他和一位英国工程师骑着马，用15天穿越了喜马拉雅山：“我当时在边境线上眺望了中国。”
戈建下决心要到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去。他在父亲的影响下，选定了一个心中的目标：美丽的西部——喀什，他选择从北京出发，横穿中国，到达心中的目标。
1995年，19岁的戈建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刚到中国，就打破了戈建从之前看的关于中国的书中得到的中国印象：“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着装特别传统，要么是黑要么是灰，人们也保守内向。当我一下飞机，看到人们五颜六色、缤纷多彩的服装，还有人跟我打招呼，问我从哪里来的，让我有种温暖的感觉。”
另外一个印象是“中国真大啊”。中国城市的比例跟欧洲城市相比，差别很大。一次，戈建要去邮局，从地图上感觉十几分钟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小时。他才了解了北京这个城市的比例尺度。
在北京待了一周后，戈建出发前往心中的喀什。他从北京辗转经过河北、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然后从青海到嘉峪关，从嘉峪关再到吐鲁番。他从吐鲁番坐了两天两夜的车，终于到了喀什。
旅途中，他遇到的许多中国人，和他成为了朋友。他跟当地人一起聊天，学习中文。他发现中国文化很深，决定继续学中文，研究中国的文化。目前戈建的中文水平相当了得，以至于如果你闭上眼睛会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在跟你说话，他甚至写过一篇关于甲骨文和楔形文字的论文。
戈建（右一）和家人在一起
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搞建筑
看起来，10岁动手盖树屋的戈建成为建筑师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但事实上，高中时期，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画家，18岁的时候，当他看到一些建筑师在一个庙宇前做测绘，重燃心中的建筑梦，“你知道，建筑是一个综合的学科，艺术也是建筑的一部分。”于是，戈建开始着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
2001年，当听到北京即将举行2008年奥运会的消息，怀揣着建筑师梦想的戈建不甘于只待在比利时从事建筑事业，他认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他决心去中国做奥运会的项目。
他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准备在深圳找一家单位工作。但他却被深圳的那家单位拒绝——这是一个善意的拒绝。当时那家单位的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对戈建说：“你好像喜欢中国传统的部分，那么深圳不是很合适你，你要到北京去，那里有你更需要的文化氛围和语言环境。”当时的戈建有点“生气”，但是后来他非常感谢那家深圳公司的拒绝，“如果他们当时同意，那么现在的我肯定不会在这个北京的四合院里搞建筑了。”戈建笑着说。
在北京，戈建参与了国家大剧院内部结构的设计。这样工作两三年后，戈建决定自己创业。
“我到中国来，没有给自己任何时间限制，没有决定待几年。想买一个镯子，我就买了。想找一个四合院改造，我就改造。我一直没有要走的想法。这个心态让你可以做很多事。如果你一直有‘我在中国只待一两年’的概念，很多事情你不会去做。”这种精神态度让戈建扎根在中国，扎根在了这个北京的四合院里。
在戈建看来，在中国他可以做很多研究，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他觉得：“中国是一个研究平台，而且一直有往前走的感觉。欧洲比较老，没有这种活力。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更喜欢中国的这种活力。”
2007年，戈建开始着手开公司。那时候他和妻子还生活在有十几户人家的一个大杂院里，他的邻居是一位律师，为他办公司帮助了很多。第一次成立公司是在崇文门，一直到2014年才搬到了西四。
从2007年创办公司到现在，他们做的项目质量越来越高，重要性也越来越大。“我们一直追求质量，这带给我们很多麻烦。如果你想做好，环境不提供那个条件，那么我会做一个痛苦的选择，就是不做。有好的条件，好的甲方，有需要研究的项目，我们再做。”这种坚持很快给他们赢得了口碑。
戈建非常重视创新精神：“因为在中国你不是灵活的人，你就发展不了，必须改变自己，一直要创新。我们把建筑和规划一起做，把景观和建筑结合在一起，把节能概念也很早就融在建筑里面。”
戈建为我们分享了两个令他感到很自豪的案例。一个是平遥古城南部规划保护。他特别提到说：“通过我们的规划，救了两个原本要拆掉的古堡，这让我很欣慰。”另一个是正在规划中的北京西长安街永定河桥，在首钢的旁边，这是一个钢结构的斜拉索桥。它是以“人”字的象形文字设计的，就像人迈开的脚步一样。也许在2020年的某一天，我们就能走在这座永定河桥上欣赏风景了。
横穿中国之旅，戈建（右一）和朋友在青海
“建筑应该与环境、文化、人进行对话”
戈建为我们分享了他的建筑理念。
他认为，建筑首先肯定是服务于人：“如果你的建筑跟人沟通不了，就不算建筑，只能算雕塑。”
“建筑师不能只当建筑师，必须了解社会，了解政治，了解经济。”戈建说。比如大剧院，不仅是建筑，还涉及到法国和中国文化交流；再如节能系统，不只是高科技，还涉及到世界主义、节能主义等；再如景观桥，新城和古城之间的路口，不仅仅是建筑景观，这体现了人与环境、环境与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建筑设计师的责任是重大的。
“对于农村长大的我来说，一直喜欢自然，小时候看城市，很漂亮，可以站一两个小时都看不累。但是当我现在在城市里，舒适的感觉越来越少，建筑规范和城市规划规范越来越倒挂。作为建筑设计师，应该考虑更多人性的东西。在欧洲，设计师特别尊重人，注重人的研究。”戈建说，这方面他受到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卡恩（Louis Isadore Kahn）的影响，“卡恩是我的‘太师傅’、‘师爷’，是我的老师的老师。”戈建说，在他看来，卡恩做的建筑让人感觉很自然，“像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似的。这种协调的美，有时候会让人感动得流泪。”
优秀的建筑设计师要能够把一个地方、一个场所的所有元素，可能是政治、文化、人合在一起，重新表达出来。环境、气候、当地特色、地方地形、资源、交通等都非常重要，这些因素必须全面考虑才能创作出一个好的建筑。所以，环境、人、建筑、文化是有一个互相的交流的过程，但是现在很少有建筑师能够做到。“每个建筑必须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对我来说，我们的建筑没有所谓的风格，只能是有地域性。如果尊重这个原则，就有机会做好建筑，尊重一个文化。”戈建说。
戈建主张，要做就做“当代建筑”，他解释说：“当代文化，当代建筑，是当代而不是现代。现代是从欧洲的上世纪20年代，或者俄罗斯的三四十年代的建筑开始。而当代没有时间点，指的就是现在。现代建筑离开了环境，等于是不包含文化、地方、气候和当地人需求的标准化建筑。当代建筑则不同，建筑师应该要有表达当代的机会，如果当代这部分建筑缺失了，那就是一个历史的断层。”
“每个城市的特色不一样，怎么挖出来各地的建筑本质，这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戈建说。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了这个四合院里的装修别致的办公室，洒在这位比利时建筑师的脸庞上。
2008年，戈建在平遥古城担任奥运会火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