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友谊宾馆长大的巴西人

“玉兰，开门哪！”这是1988年的小品《夜归》的经典台词。来自加拿大的大山也因为在这个小品中扮演的“许大山”一炮而红，而那位“玉兰，开门哪”的玉兰，真名其实叫作星海（Raquel Martins）。当时大山初到中国，中文说得并不好。说起来，星海还是大山的半个中文老师。

星海——这样地道的中文名，或许让人很难相信星海其实是巴西人，尤其当她开口说中文的时候，你一定会认为她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地道的北京人。她为人很和善，乐于分享。开朗的她曾经是国际学校的中文老师，目前从事外事以及电影方面的翻译工作。笔者与她约定采访地点时，她爽快地说：“不要去别的地方了，就去你们单位所在的友谊宾馆吧，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星海近影

友谊宾馆的那棵树

星海从小在友谊宾馆长大，她对友谊宾馆里的每个角落可谓是了如指掌。小时候，她还在友谊宾馆里的树上刻过自己的名字，“现在可能找不到刻着我名字的那棵树了。”星海笑言。

星海能这么精通中文，得益于其父母不凡的经历。她的父亲名叫马尔丁斯（Jayme Martins），母亲名叫安热琳娜（Angelina Martins），他们在1962年来到中国，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语组工作。当年他们回巴西度假，遭遇国内发动了军事政变，星海的父亲马尔丁斯经历了一年多的牢狱之灾。马尔丁斯夫妇后来带着不到一岁的星海离开圣保罗，从里约离开巴西，辗转又回到了中国。“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他想帮助中国政府，所以回到了中国。”

星海父母对中国的感情还体现在星海这个名字上。这个名字源于《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是她父亲在巴西监狱里的一位中国狱友建议的。

从1965年到1979年，星海一直住在友谊宾馆。对她而言，友谊宾馆就是美好的童年，独立的世界。“我们当时什么都有，会所，游泳池，网球场，电影院，跟当时当地的中国人比的话，我们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到现在，星海的好朋友们都还是当时那群一起长大的外国小伙伴。“我们偶尔会回到童年的地方，我来的话，就拍一张照片发给他们。或者他们有人来也会发照片给我。”

当北京遇上香港

1991年大学毕业后，星海与先生结婚，搬到了香港居住，上世纪90年代一直待在那里。她的大女儿也是在香港出生的。香港回归时，星海亲眼见证了那令人兴奋的一刻。“那天我们特别激动，看英国人走其实觉得有点难过，就像是看踢球也会可怜输了的人一样。”

香港回归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日，星海和好多朋友一起，专门订了一个餐厅去庆祝，因为那是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当时我们一起庆祝的人对中国都非常有感情，觉得殖民主义不管发展得多好，也不能永远守着。香港还是应该回家。”

在星海看来，当时的香港“很迷茫，它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它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年，英国人并没有像对待英国人那样对待香港人，所以香港人就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

搬回北京后，星海又回去过香港两三次，感受到了香港的很多变化。“以前很少会听到人们说普通话，现在人们都会说普通话，商店里接待你的人都会说普通话。”

谈到香港和大陆的区别，星海印象深的是，香港生活特别方便。“也可能是因为面积小吧，你去银行，再去一个律师办事处什么的，你一两个小时就办完。北京什么都特别分散，特别大。要等这个，批那个。”她用超市购物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外国人，喜欢吃的黄油、奶酪什么的要想在一个超市买齐，在北京就特别麻烦。”

尽管生活在北京没有香港那么方便，星海还是更喜欢北京，愿意待在北京，“因为北京人比香港人更好打交道。北京人永远认为所有人都是客人，北京司机就特别能聊，香港就不一样。我就记得我在香港坐公交车的话，我如果坐这儿，除非我旁边是最后一个座位，才会有人坐，否则人家不会坐。我想香港人可能是因为殖民地这么长时间吧，他们可能不愿意跟很多外国人直接打交道。”

星海的俊儿靓女

星海的俊儿靓女

星海有3个儿女，除了大女儿，星海还有一对俊儿靓女的双胞胎。儿子叫雷智林，女儿叫雷静琳，目前都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中文。雷静琳后来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当她踏着脚踏车出现在采访地点时，给人感觉像一缕明媚的阳光洒进眼帘。

兄妹俩是双胞胎，星海一直认为他俩有心灵感应。例如，哥哥雷智林有一次骨折，在积水潭医院做手术的时候，谁的手都不要，只要抓住妹妹的手。心灵感应还体现在，比如，两个人在相隔很远的地方吃饭，回来之后都一样的不舒服；比如，两人不约而同买回来的同样款式的衣服；比如有一段时间兄妹俩都很想做一个文身，互相询问之后，居然想文的位置和图案都一样。

妹妹雷静琳特别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川菜。她还喜欢喝北京的豆汁儿。“我以后要嫁个中国人，因为我就喜欢吃中国菜，我想要有个人可以帮我做。”

兄妹俩接下来将追寻大姐的足迹去英国继续学习。被问及学成后打算时，妹妹这样答道：“我会回中国，一定会。我不知道我会想回北京还是别的城市，但我一定会回中国。”

乐山乐水，每周郊游

星海每周三都会与朋友们爬山郊游，风雨无阻。“我们去的都是野山，像房山、门头沟、海淀、怀柔、昌平、延庆、密云……”她对北京的地理可谓了如指掌，令笔者大吃一惊。

北京的第一山灵山她去了三四次，她甚至可以准确地报出灵山的海拔。“我们喜欢去没有人去的山。可惜现在好多都被开发了，修得一塌糊涂，大巴都能开进去。像云蒙山被破坏了，现在修了一个道，能开到半山腰。雾灵山也是，一直能开到山顶。爬山爬不上去就不上去嘛，不一定非要上到顶啊。”

跟星海一起爬山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但也有中国人，他们都是爬山爱好者。他们一般都是早上9点出发，大概10点半开始，一般到下午的5、6点才结束，得爬7、8个小时的山。他们会开车去，然后司机到另外一边去接。他们有固定联系的司机，因为他们很少原路返回，一般都是穿越。

星海最喜欢的地方是芦子水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的西北部，北与河北省涞水县的南边桥村相连，西与涞水县的镇厂村相邻。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山谷，四面环山，中间有一个小山包。“上边有一个古代的小亭子，非常的美。”

“我有没有在北京过晚年的权利？”

当笔者问起星海的未来规划时，星海表示，她和她的家人都非常想留在中国，可偏偏被一纸签证难住了。“我很多朋友的孩子，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还是不能留在北京。我儿子几乎在中国待了20年，先是在香港然后在北京。现在他回家都要用旅游签证。”

对于小女儿雷静琳而言，在巴西和芬兰，她看起来是巴西人、芬兰人，但是在那边过了几个星期，雷静琳就感觉自己不是那边的人。“因为我从来没住过那边，我会说那边的语言，但是我不是非常喜欢长时间在那边。在中国我有家的感觉，但是我也从来不能说是中国人。因为我每年回家都得办签证。”雷静琳说。

星海还说道：“最近中国说要多发绿卡，但是只有284人，这怎么可能够几万个外国人分。媒体说要降低拿绿卡的门槛，但是似乎只是针对海归。”星海自己去申请过好几次绿卡，都被告知不够资格。即使星海在中国待了40年，她也还是不能拿到绿卡。“不过就算我们拿到绿卡，也只有10年年限，过了10年就又不行了。60多岁，退休了没有工作单位，签证就不再给了。如果我们孩子中间的一个，回来在北京工作，我们可能会有家属签证。但是我不能指望这个，我不能要求谁回来。可是我老了怎么办呢，我想吃包子想吃饺子，总不能住到国外去啊。”

星海说：“我没有想加入中国国籍，因为毕竟中国人很多，把我加到哪个民族里也不合适。我就是想有永久居住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那么多外地人，孩子在北京都没法高考。如果连中国人的问题都没解决，可能外国人的更加没有办法先去考虑。”

“我有没有在北京过晚年的权利？我觉得我应该有，但是，好像我没有。”

来自足球国度的笑容

世界杯刚刚落幕，余温未消。作为巴西人，星海也很关注巴西世界杯的赛况。

“巴西球赛看着太紧张了，而且都挺残忍的，使劲儿往内马尔身上踢，到最后他都踢不下去了。我不喜欢这种太紧张的感觉。”对于巴西本土止步四强，星海看得很开，她本身就认为这届的巴西队实力并不算很强。“不管怎样，不是阿根廷夺冠就行。输给谁也不能输给阿根廷。就因为是邻居，在家里输给他们不太好。”

星海认为，巴西世界杯和政治分不开。巴西民众普遍反对在建设体育场上花费过多，星海也承认，长远来看世界杯还是具有后续效益的。“比如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心态变了，更自信了。”

巴西的足球氛围特别浓厚，“巴西人如果生了儿子，父亲从医院出去就会买回来一个足球，给自己的儿子。在7、8个月孩子刚会坐的时候，就会让他玩球。刚会走，脚底下就会有球。就像中国人，几个月就让孩子认字。如果不从很早就培养，长大就会认为是不务正业。”星海的儿子雷智林常踢守门员的位置，今年也即将去英国学习体育管理，未来可能会发展体育。

星海和她的俊儿靓女都出现在了北京地铁“巴西的哥（姐）们儿”的组图里。当时世界杯正踢得热火朝天，他们一家来自足球国度的笑容让大家感受到了巴西世界杯的激动人心。如今，世界杯已经落下了帷幕，星海一家对中国的感情，中巴人民的友谊，永不落幕。（实习生雷宇虹、王润宇参与采访，现场录音整理王润宇、布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