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求职签证记

外籍人才招聘会现场

“我一个非洲的同学，他在中国出生长大，毕业后申请工作签证，但是他要回自己的国家待一个月，满30天才能拿到……”贝壳在谈起同学的经历时有些哭笑不得，她不理解这位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同学为什么非要回到非洲一个月才行。然而在中国办理工作签证有明确规定：“携带就业许可和工作邀请函出境，到境外中国使领馆取得1个月工作签证，回到中国。”诸如此类一系列的问题，让渴望留在中国继续自己人生的留学生们有苦难言。

实习的差别待遇

贝壳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于2016年毕业。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实习签证的具体规定，而美国F1学生签证毕业后可以申请1年的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时间，简称OPT。面对就业问题，贝壳的办法是，“手动制作OPT”——延期一年毕业。

“延期一年，于是就有时间去实习，特别累，但是能学到很多。”贝壳说。

其实贝壳从研一的时候就开始实习，为求职做准备了。她不停地跟师兄师姐交流，通过师兄师姐介绍，她还在一家辅导机构当外教，主要教英语和日语，学生就去对方家中辅导，已经上班的客户就在咖啡厅。

2016年4月到7月，贝壳在埃森哲（Accenture）公司实习，这是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的跨国公司。她主要整理英文资料，整理过程中很多专业词汇让她非常头疼，相比具有专业教育背景的同事，她觉得自己的优势完全得不到发挥，往往要花费双倍甚至更多的时间完成任务。“每天工作不开心，虽然有成就感，但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学到东西。”在这段实习结束之后，贝壳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

之后贝壳在一家中国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对中国和外国留学生的差别待遇令她感到不适。由于公司国内实习生和留学生的系统不同，留学生登记需要缴税，且步骤繁琐，于是加倍努力工作的贝壳身份只是“过去帮忙的”，实习后不能留在公司，甚至连实习证明都得不到。

事实上，受此困扰的远不止她一人。“手动制作OPT”——延期毕业也成为了常规手法。在贝壳的班级里，22人中有一半选择延期，找不到工作的就延两年，其中有作为交换生的，有希望有更多时间完成论文的，也有没能找到合适工作的。可是延期的代价则是负担相应的学费，而且要自己解决住宿问题。在课程早已结束的情况下，仍要缴纳半数或者四分之一的学费，这又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连同棘手的就业问题一起压在外国留学生的身上。

一波三折的就业

贝壳去过外籍人才招聘会，这是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由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国际人才网承办的专门针对来华外籍人员与国内用人单位之间进行人才交流的平台。贝壳当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在一次招聘会上，她对王府学校颇为中意。

“很多企业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假期和回国的需求。”针对王府学校一年一次的往返回国机票，贝壳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它同时还对于房租有一个补贴，充分考虑到了外国人的需求。

她通过了几轮关卡，以优秀的能力得到了面试官的青睐。甚至参观了学校，即将作为日语老师入职时，却被三座大山拒之门外。在签证问题上，对方提出了三个要求：来自母语国家；曾在母语国家留学；有教育学的专业教育背景。虽然贝壳从小在日本长大，但却不是日本国籍，所以被认为是对日语母语的否定。

“面试的时候我明显听到有几个教课的人没有我日语好嘛，因为我是母语，他们都是后学或者日语专业的。”谈起拒绝的理由，贝壳愤愤不平。对方解释道，来这里教日语的只有中国人或日本人，从没遇到过她这样来自第三国家的，不保证能办出工作签证。

教师行业不能进入，那就试试自己喜欢的传媒方面的工作。贝壳的研究生专业是国际关系，学位证书是法学，咨询师便告知她只能从事法律相关工作。贝壳显然志不在此，而对方只能推荐她找法律单位工作。

最终，贝壳来到朋友之前实习的一家公司，起初她没有留下来的想法，仅仅是帮忙，任务也只是以翻译为主。后来逐渐发展到资源对接，成为了以翻译为主的项目对接人和助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她目前主要从事日本与中国的一些音乐、电影公司的合作项目。

签证为何这么难

贝壳的一个西班牙同学希望留在中国，直到学生签证到期前，他也没有找到转成工作签证的方法，于是只得带着全部的遗憾在2015年7月回国。通过网络上的不断寻找，他才找到愿意接受他的公司，在当年12月来到中国工作。

在招聘会上，贝壳就发现许多企业只面向国内学生。宣讲会结束后她常常询问面试官，得到的答复是外国人不一定给签证，解决方法只有去香港工作两年再返回，或者去海外部。

还好，贝壳的特殊身份给了她一个宝贵的缓冲期。她的母亲是中国国籍，在准备好出生证明等资料后，她和母亲去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处办理了长达两年的探亲签证，现在正和母亲住在一起。“当时自己特别着急，我妈就说你不用着急。”贝壳松了口气。

研一研二就开始找工作的实习生不在少数，然而没有缓冲期的他们就不像贝壳这样好运了，机会好的人去使馆工作，大部分则是去语言机构当外教，而这些人中有人学建筑，有人学机电，有人学新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当老师的意愿。贝壳调侃道，实在不行只能读博了。而她自身不选择读博，她还是希望先步入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她找到了一家为外国人解答工作签证问题的公司。公司告诉了她非常详细的办理过程，前提是收取一定费用。“我问了很多问题，他说接下来的话需要收费，因为他们就是这种机构嘛。”而从准备材料到办成签证的收费标准则是平均五六千元，她甚至听说有人花费了九千元来办理。她感叹说，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告诉他们每一步做什么就好了。

即便缴纳了足够的费用，办理签证顺利的话也要三个月时间。谈起延期问题，贝壳觉得没有顺利毕业自己心里有点不好受。除此之外，还要准备各类繁杂的证明。“万一跑了这么多还拿不到，一个是不安，一个是时间成本。”贝壳认为如果自己来办全过程，也许要比交给机构长两三周，自己要不停地查阅许多资料。

贝壳还需要去办理毕业证书的公证，以及最让她难堪的无犯罪证明。“很委屈，感觉做了什么错事，伤自尊了这是……”贝壳一半抱怨一半调侃地说。

贝壳觉得整个过程太过复杂，也许有的人会走到这步因为麻烦而放弃，最终返回自己的国家。

“这两年中国企业也愿意留住外国人了，尤其像北京、上海，所以面向外国人的招聘机构也越来越多，相对来说没有两三年前那么困难了。”

抱怨过后，贝壳还是对留学生就业和签证的前景充满信心，在得知中国政府关于留学人才的新政策后，特别是中国将放宽外国留学生在华工作限制，允许获得学位的优秀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在华工作，逐步完善留学生实习居留、工作居留和创新创业奖励制度，她为自己，以及自己身处的留学生这个群体感到欣慰。她相信明天会更好。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章中使用化名）

（来源：《国际人才交流》201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