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专栏丨《战地1》中的装甲列车 致敬了中国东北的黑道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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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先炮击，再扫射，最后是完全毁灭，你们，将永远无法阻挡这台机器的脚步。”
面对扎菈·古夫兰（Zara Guflan）——阿拉伯半岛最危险的女战士——时，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将军带着骄傲说道。后者之所以如此自信和狂妄，是因为在远方，“Canavar”号正在向前线靠拢。这部列车上安装了4门榴弹炮，它们会喷出赤红色的火焰；更可怕的是，其周身还覆盖着高韧性的装甲钢，让它看上去如同一头钢铁铸造的野兽。在《战地1》剧情中，它是阿拉伯起义者的克星，象征着工业文明的残暴一面——它趾高气昂、来势汹汹，在其轨道之下，铺满了鲜血、断肢和无辜者的尸体。
《战地1》宣传画中的装甲列车“Canavar”号，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野兽”，中文版将其译为“狼王”，在游戏中，它共由四节车厢组成，其中第一节有两个炮塔，蓝本是“阿穆尔人”号；第二节是蒸汽车头；第三四节则各有一个榴弹炮炮塔和一个高射炮炮塔，原型是“红胡子”型列车上的炮车
尽管在游戏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但“Canavar”号并不是一种符合史实的武器，在阿拉伯半岛，土耳其并未投入一列装甲列车——他们动用的只有机枪、火炮和老式飞机而已。相反，EA是在两个原型的基础上缔造了它，这两个原型就是沙皇俄国的列车“红胡子（Khunkhuz）”号和“阿穆尔人（Zaamurets）”号——其活跃的舞台也不是黄沙纷飞的阿拉伯半岛，而是白雪皑皑的远东腹地。
如果把“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号的历史，比作树上的两根枝条，那么，绵延不绝的铁路就是它们的根。事实上，所有装甲列车的历史，都与铁路的发展史有关——自1825年、第一条铁路在英国通车以来，它们便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延展。
作为工业革命的成果，铁路不仅让沿途居民获益匪浅，还帮助政府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军队的运输和补给。它们不仅可以将大军迅速部署到远方，还为遥远的据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给品。19世纪中期之后，这种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了——军用列车开始在欧美国家登场：1848年，奥匈帝国在火车上加装了铁板，以镇压国内的起义；而在美国内战期间，北军也对一些火车进行了改装，并将其用作重型火炮的机动平台。
美国内战期间，费城-巴尔的摩铁路线上的装甲列车，上面加装了钢板、射击口和一门大炮，以保护维修铁路的工人免遭袭击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专业的铁道部队也相继成立，其中走在最前列的是俄罗斯。1851年8月，也就是该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圣彼得堡-莫斯科铁路）通车时，沙皇便签署了一份特殊命令，要求招募17个连队、4340名官兵，以保护沿线设施免遭歹徒袭击。
1870年起，上述连队被纳入了工兵的序列，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很快，在原有基础上，俄军组建了专门的铁道营，每个营都有超过800名官兵。按照一份法令，这些营必须被部署在枢纽附近，以便为军列提供维修和保障——正是因此，它们中除了工人和护路队之外，还编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
在今天罗马尼亚境内的一座车站，俄军铁路部队的成员和工程列车的合影
当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时，共有三个铁道营奔赴前线，由于它们表现优异，沙皇决定，在这些营的基础上组建所谓的“铁道旅”。尽管各“铁道旅”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但随着俄国势力不断深入亚洲，它们依旧无法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在形势复杂的远东和中亚地区，这种矛盾更是极为显而易见。
1904年、刊登在法国报纸上的一幅绘画，表现了在亚洲内陆修建铁路的俄国工人和士兵，期间，他们经常遭遇各种武装袭击
在这种局势下，建造装甲列车、以抵御袭击者的想法便被提上了日程。但有趣的是，俄国的第一批装甲列车并没有诞生在国内，而是万里之外的中国，其诱因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一年春夏之交，大批拳民进入了天津，让外国租界当局坐立不安：这里有大约3000名侨民和传教士，但驻军只有不到300人。
这时，一名俄国海军军官——阿尼西莫夫上校提出了一项建议：建造装甲列车。在塘沽港，他率领部下搜罗了几节车厢，并为每节车厢安装了钢板。在守卫租界期间，该列车就像是移动堡垒般在阵地间穿梭，并运输了大批士兵和补给品。在它的支援下，联军逐渐控制了天津的战局。
1900年夏天，一队法国士兵在天津市的街垒中驻守。当时，俄军改装的装甲列车帮助联军稳定了局势
在中国东北地区，情况也同样危急。当时，俄国势力在当地的命脉——东清铁路——遭到了义和团的猛烈袭击。东清铁路始建于1897年，起点在贝加尔湖畔的赤塔，并经过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从建造之初，它就处在了俄国政府的掌控之下，其运营者“东清铁路公司”更几乎是一个殖民政权——它拥有领土、货币甚至是武装力量；为招徕俄国人定居，他们还在沿线建起了大片居民区。自然而然，上述行径也招致了中国民众的愤恨，尤其是当义和团兴起之后，对铁路的袭击更是被推向了顶点。
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在中国境内的走向示意图，至今，它仍在东北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辆工程列车驶过东清铁路沿线的哨所，它们都属于俄军的第1乌苏里铁道营——自东清铁路兴建之初，俄方便在沿线部署了大量驻军
在东北，这些半盗匪、半游击队的武装分子被称为“红胡子”。凭借灵活的战术，他们抢劫列车，向旅客索取保护费，并烧毁货场和车站。到1900年时，他们共破坏了数百公里的铁路，让大量俄国侨民仓皇撤离。同时，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也就此开始。为剿灭“红胡子”，东清铁路先后投入了2.5万名武装人员，其中不乏来自国内的职业军人。尤其是1900年后，受冒险精神的驱动，许多沙俄军官来到了公司麾下，试图用战功博取一个向上晋升的台阶。
20世纪初，一名俄国军官向摄影师展示刚抓获的“红胡子”，为剿灭这些半盗匪、半游击队的武装分子，俄军投入了大量兵力
在这些冒险家中，就包括了未来“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号的设计者——米哈伊尔·克罗波夫（Mikhail Kolobov）——他当时只有不到35岁。一些同僚认为，他是一个精干的技术军官，但身上也无不透着职业官僚的野心和内敛。
这种品性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他的父亲是一名下级军官，由于家境贫寒，克罗波夫只能报考军校，以求得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军营内，他又不得不屈服于残酷的丛林法则——由于上级学员享有绝对的特权，只要稍不如意，他们就会对新来者横加殴打和虐待。
险象环生的环境，让克罗波夫迅速变得成熟，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对心爱的工科尤其如此。1892年，他从名册中脱颖而出，入选了工程部队。但此时，他又遭遇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因为在沙俄军队中，对出身贫寒者始终存在偏见——按照惯例，他们最多会3到4年晋升一次，然后在少校或中校的位置上止步。当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克罗波夫便面临着这种困境。
米哈伊尔·克罗波夫（1868-1944）生于白俄罗斯地区的一个下级军官家庭。他先后主持了“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号的设计。十月革命后，他前往远东，在高尔察克的麾下同布尔什维克作战。1920年代、他流亡中国，并撰写了几部关于苏俄内战和东正教会历史的著作。1944年，克罗波夫死于天津市。
在反复考虑后，克罗波夫决定前往远东，为自己打通一条出人头地的道路。在当地，与“红胡子”的较量很快改变了他的一生，并令他对铁路战术产生了独特的认识。他注意到，“红胡子”虽然剽悍敏捷，但缺乏重型武器，在遭遇有力抵抗时，更是会很快作鸟兽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部署装甲列车，“红胡子”的活动无疑将得到极大的遏制。
于是，在1902年，他完成了一份装甲列车的草图，按照设想，该列车将拥有机枪、榴弹炮和全方位的装甲防护。遗憾的是，由于成本太高，他的提案只得到了部分落实：最终，东清铁路只是简单地改装了几列货车，以便在沿路巡逻时使用。
在这些列车的帮助下，“红胡子”被一点点剿平，但同时，这些战士也给俄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令后者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正如一名俄国军官描述的那样：“我眼前的这名匪徒只有16岁，因为野蛮的罪行而将被处决，但惊人的是，在被斩首前，他的脸上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恐惧——这和他的年龄、身份极不相配……甚至直到行刑前一刻，他仍在对所有人叫骂不已。”
俄国画家笔下的“红胡子”，在20世纪初叶，他们给俄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同样，这种敬畏还体现在词汇上，俄国词典上很快出现了两个新词，其中之一是“Хунхузы”，它是汉语“红胡子”的转写；而另一个是“Заамурец”，或“阿穆尔人”，这个词可以指在东清铁路服役的俄国军人、也可以指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流域一切桀骜不驯的当地居民。
另外，在这段时期，克罗波夫也确立了列车设计的几个关键原则，即火力必须置于第一位，其次是保证射界和装甲防护。同时，他还尤其希望为列车安装大口径榴弹炮——而这些武器，也将帮助它们适应高烈度的战争形态。
“红胡子”
当“红胡子”被剿灭 31 49270 31 15287 0 0 3482 0 0:00:14 0:00:04 0:00:10 3482的时候，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在地平线上聚集，而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俄军的状况又可谓一败涂地。仅在1914年8月的坦能堡战役中，他们便损失了17万人，而到1914年年底，其伤亡更是突破了70万的大关。
前线的局势令克罗波夫非常震惊，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使命感。事实上，自战争爆发以来，除了带领下属检修军列之外，这位工程师几乎处在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利用这段时间，他绘制了许多蓝图，它们要比东清铁路上的列车更为强大。在一封给上级的信中，克罗波夫宣称：
“它不仅是一种前线急需的装备，如果大量建造，甚至完全可以改变整个战场局面……”
1914年，俄军在坦能堡战役中遗弃的辎重车，前线的一连串失败，让克罗波夫开始向上级建议制造装甲列车
由于官僚主义使然，这封信最初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一位同僚的干预，才令克罗波夫的请求被提上了台面。这个人就是西南方面军的军事交通主任、同时也是克罗波夫的好友：伊万·帕夫斯基（Ivan Pavsky）。1915年3月26日，在给西南方面军的报告中，帕夫斯基带着不容质疑的口吻写道：
“克罗波夫少将（第2阿穆尔铁道旅旅长）的报告是具有启发性的……考虑到加利西亚（作者注，Galicia，位于东欧南部，是一片重要的农业区和大平原）周围开阔的地形，敌方显然不足以建立一条连贯的工事；但与此同时，该地区的铁路网络又极为发达，克罗波夫的列车可以沿着支线趁虚而入，一举在攻势作战中撕开敌人的阵地。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为其配备适当的火力。
我们认为，除车头之外，这种列车还应包括2-3节装甲车厢——它们在后方的车辆厂就可以完成建造，对于武器，至少应当有机枪和榴弹炮。为降低成本，我们尤其建议使用缴获的奥匈军装备……至于列车的指挥官可以从铁道营的军官中招募。”
这份建议获得了通过，但局势却束缚了俄国人的手脚。1915年5月，德军和奥匈军队发动了联合攻势，在一月之内就前进了上百公里。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俄军需要将车辆厂向后搬迁，最终，生产装甲列车的地点改在了远离前线的基辅（Kiev）。随着夏天来临，各种材料也如涓涓细流般向当地集中，同时，最初的草案也被扩充成了厚达72页的详尽图纸。
《战地1》中，“狼王”的后两节车厢，实际就是“红胡子”型的炮车，出于游戏平衡的考虑，设计者取消了车厢两侧的机枪射孔，取而代之以一座可360度旋转的高炮炮塔，以便玩家对付步兵和空中目标
另外，如果注意《战地1》的过场动画，会发现在“狼王”最前方，还有一门大口径铁道炮，但事实上，由于重量巨大，这些重炮已经超出了车头的牵引能力，并不会被配置在当年的装甲列车上
1915年8月中旬，克罗波夫的装甲列车正式动工，它被命名为“红胡子”号，以向在远东时的老对手致敬。在战争期间，该型车一共生产了四部，其余三部分别被命名为“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勇士”号和“斯科别列夫将军”号，它们都由两节炮车、一节煤水车和一部Ov型蒸汽机车组成，其中，最后一部列车“斯科别列夫将军”号于1915年10月竣工服役。
在刚出厂时，“红胡子”引发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是俄国陆军头一次在一种装备上集成如此众多的武器。它最大的亮点是炮车，其前半部分是炮塔，中后部分是机枪手的战位，表面则敷设了12-18毫米的装甲，这让它可以抵御机枪和弹片的侵袭。
“红胡子”型装甲列车中，机车、煤水车和前部炮车部分的侧视图，这里展示的是其刚出厂时的状态
为炮车提供火力输出的，是一门1904型3英寸山炮。与普通的野战炮相比，它们的重量更轻，能拆卸成零件供骡马运输，但为此，设计者也被迫做出一些牺牲——比如，它的最大射程只有不到5千米。到一战爆发时，这种火炮已被更优秀的产品取代，只是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它们才在列车上找到了用武之地。
尽管1904型山炮的全重只有428千克，但将其安装在火车上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工人们需要首先拆掉火炮的轮式炮架，并为其建造一个特殊基座。该基座的设计非常精巧，可以保证炮手的座椅跟随火炮同步运动。为保证零件严丝合缝，工人们还进行了长期调试——根据记录，相关工序进行了大约10天，并占据了改造工程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炮架上的1904型山炮，由沙俄的奥布霍夫工厂设计，其炮架是后来芬兰军队安装的，和“红胡子”上的炮架略有差异，其口径为76.2毫米，理论最大射速可以达到24发/分，但弯曲的弹道和有限的射程是一大硬伤
“红胡子”的每门主炮都备有105发炮弹，其中包括80发破片杀伤弹和25发高爆榴弹——它们都储存在炮位下方的弹药库里。这些火炮的射界达到了220度——这也意味着，当前后两节炮车同时火力全开时，“红胡子”便可以完全横扫周围的区域。同时，为对付近处的目标，在炮车中后部，每侧都安装了6挺施瓦茨洛泽机枪（它们都是缴获自奥匈军队的战利品），所有机枪都配备了2500发子弹。另外，为保证上述武器正常运转，工程师们还为“红胡子”安装了一系列的辅助设施。
在1914年，俄军面对德军一败涂地的同时，他们在与奥匈军队的交锋中却取得了一些胜利，在战利品当中，就包括了前文提到的施瓦茨洛泽机枪，其采用水冷式设计，使用8毫米子弹，最高射速可以达到400-580发/分
这些设施包括了一台小型发电机、为机枪供应冷却水的水管、360度旋转的瞭望塔，以及帮助乘员抵御严寒的暖气片。为了保证军官能在噪音中指挥，车内安装了一套彩色信号灯，不同的亮灯组合都对应着不同的命令。另外，为给乘员们创造舒适的战斗环境，其装甲内侧还铺设了6毫米的胶合板隔热层和20毫米的软木隔音层。
建造中的“红胡子”号，从上到下依次为：加装钢板的蒸汽车头、在平板车底盘上搭建的炮车车厢、以及接近竣工的炮车车厢，最后一张图片中车厢的开口处，就是1904型3英寸山炮所在的位置
以上的一切，让“红胡子”成了真正的移动堡垒，但令人诧异的是，这部列车的乘员只有94名，建造工期也只有短短16天。1915年9月1日，完工的“红胡子”号接受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Nikolai Niklaevich）的检阅，它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检阅结束后，大公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这么强大的列车，居然只需要这么少的人，还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1915年9月1日，“红胡子”号竣工后，设计人员、厂方代表以及第2阿穆尔铁道旅的参谋军官在列车前合影
1915年9月2日，“红胡子”被编入了第1阿穆尔铁路营。7天后，在从第1预备役山地炮兵连补充了乘员之后，它在卡拉皮夫尼科夫中尉（Krapivnikov）的指挥下离开了工厂，并沿着萨尔内-科韦利铁路向前线推进。
1915年9月，“红胡子”号还接受了俄国西南方面军总司令伊万诺夫（Ivanov）的视察，这是伊万诺夫一行在基辅火车站与相关人员的合影
9月23日，“红胡子”接到了第一项战斗任务：支援第102步兵师发动进攻。在这天深夜，它离开了鲁多赫卡（Rudochka）火车站，并悄悄来到了奥匈军队阵地的一侧。
这次行动最初进展顺利。卡拉皮夫尼科夫中尉在报告中写道：“在靠近敌军第一行堑壕时，我们用前主炮和机枪猛烈开火，敌人很快陷入了混乱。之后，列车继续前行，试图用机枪和炮火肃清第二条敌军的堑壕，而列车最前方、没有装甲防护的板车（用于运载修复铁路用的铁轨和枕木）则用铁犁冲破了铁丝网障碍。”
但就在此时，局面急转直下——奥匈军队开始炮击列车所在的位置。中尉写道：
“不幸的是，板车不久便掉进了一个坑——它是敌人专门为阻断铁路而挖掘的，尽管我迅速下令与板车脱钩，并利用烟雾缓缓后撤，但敌军的重型炮弹还是击中了铁路，导致后方的炮车当场脱轨。接着，一颗炮弹又击中了前方的炮车，导致指挥官拉扎列夫（Lazarev）和四名乘员丧生……由于进退两难、且炮火愈发猛烈，我只得下达了弃车的命令。”
随后的四个月里，“红胡子”实际是被遗弃在了无人区，期间，一小队俄军试图将其开回后方，但除了拖回了后部炮车之外，他们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对装甲列车的拥护者来说，这次事件更无异于当头一棒。它尴尬地证明，虽然“红胡子”威力强大，但依旧需要步兵的掩护，其行动则严重依赖铁路——在对手戒备森严时，它们将很难充分发挥战斗力。
这次失利也让列车失去了上级的信任，在1915年的剩余时间，除了偶尔炮击敌军之外，它们事实上处在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对车组乘员来说，这段日子也是在服无期徒刑，直到近一年后，情况才迎来了转机。这要感谢一位心思缜密、颇有胆略的骑兵军官——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上将（Aleksei Brusilov）——一战俄国最有才华的高级将领。
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1853-1926）出生在俄国的一个军事贵族家庭，在一战爆发初期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后来因为优异表现而被晋升，并掌管了西南方面军。1916年的夏季攻势中，他几乎摧毁了奥匈军队，但俄军也付出了超过100万人的代价——这一点也成了沙俄灭亡的导火线
1916年，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并开始重整前线的局势，同时，一份计划也在酝酿：他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在攻势中，三列“红胡子”型列车必须全力以赴，其中，“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使命最为艰巨：它将伴随一个步兵团，夺取交通枢纽卢茨克（Lutsk）。
投入勃鲁西洛夫攻势前，“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乘员的合影，照片右侧，可以看到煤水车上临时安装的炮塔，它背对着镜头，后部舱门完全打开。该炮塔中有一门76.2毫米的1909型山炮，在夏季攻势前安装完成，以增强火力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缜密的侦察之后，俄军发现，仍有路段可以供装甲列车趁虚而入。不仅如此，勃鲁西洛夫还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术——这就是把炮火和兵力集中起来，打击几个最关键的地段，这为装甲列车的突破提供了极大便利。“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指挥官库兹敏斯基上尉（Kuzminsky）写道：
“6月14-15日夜间，作为第3阿穆尔铁路营的一部分，我们的列车奉命出动。在前线，我们被配属给了第11普斯科夫步兵团，用机枪和炮火掩护士兵们进攻……在彼此的高效配合下，步兵仅用45分钟就攻破了敌人的堡垒……在整个夜间，装甲列车共参加了四次战斗，技术排则不止一次修复了受损的铁路。战斗结束后，第3步兵师的指挥官亲自向我们表示了感谢，他说，如果没有列车，他们根本不可能前进那么远。”
“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在1916年夏季攻势期间的照片，为了躲避敌军的空袭和侦察，其车身上覆盖了大量的树枝。所谓的“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圣徒——圣乔治，在欧洲国家，他也是军人勇武精神的象征
然而，在胜利的背后，危机也在酝酿：随着秋雨来临，前线变成了大片沼泽，俄军的进攻部队只能转入防御；另外，这此进攻还耗尽了沙俄的资源，并让部队疲惫到了极点——它们最终导致了革命。另外，为弥补愈发惨重的损失，沙俄军队也将希望寄托在了少数能扭转战局的武器上，从1916年下半年开始，更强大的装甲列车走下了生产线。
“阿穆尔人”
这直接催生了《战地1》中巨兽的另一个原型——它由克罗波夫少将和布图佐夫中校（Butuzov）于1915年设计，并在1916年夏天由敖德萨（Odessa）机车厂建造完毕。该车以一辆福克斯-阿贝尔型四轴平板车为底盘，装甲足以抵御野战炮的远距离射击。该装甲列车后来被命名为“阿穆尔人”，这一名字的背后饱含了工程师们对远东岁月的怀念。另外，作为当时结构最复杂的装甲列车，克罗波夫将军也在它身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DLC《以沙皇之名》中，我们的装甲列车终于回到了祖国。同时，在列车车首，游戏还为其增加了一个破障铲，让其外观更具有冲击力
不过，精益求精的态度也让建造工作一波三折。在筹建列车期间，克罗波夫将军发现，由于管理混乱，许多物资很难及时运抵，另外，由于通货膨胀，预算也水涨船高，并一度让工程陷入了失败的边缘。
“阿穆尔人”号的原始图纸，其布置与完成时的状态存在一定差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武器上，最初，该列车准备安装两门大口径远程榴弹炮，但由于武器紧缺，最终只能以两门57毫米速射炮取而代之
1916年1月，克罗波夫写道：
“1月5日，在同敖德萨车辆厂协商之后，我们重新起草了一份装甲列车的预算，三部列车车体的建造需要40000卢布，而电力设备和光学瞄准设备的成本则达到了47000卢布。以上项目中，并不包括车体底盘和武器的采购费用，其细节将作为附件一并提交。总之，我们计划谨慎地为三辆列车申请14.1万卢布的经费……
另外，原型车的建造工作将在本周开始，并预定于两个月内建造完毕，如果测试成功，两部同型车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完成。”
“阿穆尔人”号各个时期的外观示意图，从上到下依次为：
1916年出厂时；
1917-1918年，接受大规模改装后，并被苏俄红军使用时；
以及1918年之后、被捷克军团使用时；
其中最后一种状态，与该列车在《战地1》中的形象最为接近
事实上，上述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厂内的厌战情绪十分高涨，怠工和罢工此起彼伏。不仅如此，许多员工还缺乏基本知识，一些所谓的“熟练技工”甚至会看错电路图纸。这一点也让其设计者极为失望，在1916年2到8月的建造日志中，克罗波夫的语调极为失望和不满：
“1916年2月8日，耗费了406个白班工作日和221个晚班工作日之后，我们开始在车体底盘上铆接装甲……虽然列车正在成型，但需要指出，如果不是部分工人酗酒的话，上述工作原本是可以在1月完成的……
1916年3月6日至12日，车体天花板开始装配和铆接，炮塔、炮塔座圈开始装配和铆接……在施工过程中，克罗波夫不止一次同工人代表爆发了争吵……
1916年4月3日至16日，炮塔组装完毕，同时其中的火炮也已吊装就位……此时距预定完工的日期已经过了一个月，其余工程的前景又并不明朗，克罗波夫将军对此作了非常负面的评论。
1916年5月22日至28日，炮塔吊装完毕，同时对汽油机进行了调试。
1916年8月14日至20日，完成了机枪、弹药储藏箱、空气压缩机、威斯汀豪斯刹车系统、发电机、通风风扇、潜望镜、乘员座椅、仪表等一系列附属设备的装配，如今已距离预定的交付日期过了约5个月，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规划其余列车的建造工程。”
竣工后的“阿穆尔人”号，1916年10月摄于敖德萨，可见顶部涂有冬季伪装用的白色油漆，从车身和炮塔上伸出的棍状物，是乘员用于战场观察的潜望镜
尽管交付期被大为延误，但总的来说，“阿穆尔人”号仍然是一项出色的工程。其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最中间的是动力舱，两边是机枪手的战位，在车头和车尾还有两个高耸的炮塔——它们也构成了其最醒目的特征。虽然与“红胡子”相比，“阿穆尔人”只有8挺机枪和两门主炮，但开火效率却更高：因为其机枪被固定在了专门设计的枪架上，火力可以覆盖整个侧面；至于两个能360度旋转的炮塔，则方便了向一个目标同时倾泻火力。
但即使如此，在一些专业人士眼中，“阿穆尔人”仍然存在许多瑕疵。人们通常认为，作为最尖端的装备，装甲列车上的武器理应是最先进的，但在一战中的俄国，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一点也体现在了“阿穆尔人”号上——其使用的57毫米诺登菲尔特速射炮不仅严重过时，威力和射程也极为有限。
当时，这种火炮主要配备了两种炮弹——高爆弹和破片杀伤弹，但前者的弹头中只填充了108克炸药，后者的内部只有59枚直径13毫米的钢球——它们对于大型地堡几乎毫无作用；另外，该火炮最大射程也只有不到3000米。这也意味着，为摧毁那些较坚固的目标，列车必须离敌人更近。
安置在岸炮炮架上的57毫米诺登菲尔特速射炮，它和“阿穆尔人”号的主炮为同一型号。严格地说，该火炮是一种舰炮，最初由英国设计，虽然性能优良，但威力不足的问题也始终困扰着“阿穆尔人”号
作为一台自带动力设备的装甲列车，“阿穆尔人”在细节上也存在瑕疵。在车厢中部，工程师们安装了两台6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尽管它们能带动列车以45千米的时速行进，但也不时成为乘员痛苦的根源。在高速运转时，它们会产生150分贝的噪音，汽油则会顺着缝隙到处挥发，如果遭遇一点火星，车厢便会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同样，后勤部门也对这种“烧油的火车”极为不满——因为当时汽油的成本极高，但前线的库存又总是处于短缺状态。
相较之下，甚至操作者也更偏爱传统的蒸汽列车，因为当煤炭烧完时，他们还可以沿途搜罗干柴作为替代燃料，但如果汽油耗尽，“阿穆尔人”便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不过，“阿穆尔人”号也有一些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如其观瞄系统非常精密。另外，它的侧面非常低矮，汽油机也不会产生浓烟，这有助于保持战术上的隐蔽。最后，列车上安装的57毫米炮虽然威力不足，但射速却相当之高，能达到15发/分，其炮管的最高仰角也达到了60度，这就赋予了它击落敌军轰炸机的能力。
“阿穆尔人”号车厢的内部特写，上图展示的是炮塔内的结构，下图则是机枪手的战位。摄于1918年底、该车由捷克军团成员操纵期间
1916年10-11月，“阿穆尔人”号接受了全面测试，主管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尽管一些部件需要润滑，但列车的炮塔都能以最高速度旋转，汽油机也总体表现良好。”至于其他的瑕疵则“可以忍受”。但令克罗波夫失望的是，赶赴前线之后，这台装甲列车却无所事事，因为当勃鲁西洛夫攻势结束后，东线的各方就像是一群疲惫的拳击手，虽然彼此都怒目以对，但又无力将对方一拳击倒。
按照俄军的记录，在这段时间里，“阿穆尔人”号只是被部署在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周围，以“充当铁路机动防空平台”。随后，它又和装甲列车“安年科夫将军”号（General Annenkov）一道被编入“装甲机动打击集群”——依据设想，它们将像后来的坦克集群一样，沿铁路发动“闪电战”，但遗憾的是，在战争末期，这一设想几乎没有实施的可能。
一战期间，沙俄建造的装甲列车不只有“红胡子”和“阿穆尔人”，受克罗波夫的启发，许多部队也推出了自己的产品，“安年科夫将军”由克罗波夫的学生毕苏斯基上尉（Pilsudski）设计于1915年秋，装备了两门80毫米炮和16挺机枪，并安装了多层装甲，在一战末期，该列车辗转来到芬兰，今天仍保存在当地的一家博物馆中
无所事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17年夏天，期间，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俄罗斯：在各个政治力量的一致声讨下，沙皇宣布退位，随后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这个动荡的年月里，俄国军队的士气也摇摇欲坠。为了扭转战局，俄军在1917年6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克伦斯基攻势”，但由于故障和磨损，“阿穆尔人”号却在这次行动中缺席了。
作为“装甲机动打击集群”的指挥官，康迪林上校（Kondyrin）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提出了诸多批评，他认为，由于发动机功率不足、散热系统效率低下、再加上炮塔空间过于局促，该列车的战斗力备受影响。于是，在这一年8月，“阿穆尔人”号又被送回了乌克兰的工业城市敖德萨，以便接受全面的改装和大修。
在当地，工程师们为“阿穆尔人”的炮塔安装了一个40厘米高的基座，同时还在炮塔顶部增加了一个指挥塔——这样一来，炮手们就有了更充裕的操作空间。另外，他们还在中段增加了三个可以开闭的通风口，同时计划为其安装100马力的新引擎。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十月革命打乱了一切。随着中央政权轰然垮塌，秩序也不复存在，各地出现了无数的割据政权，它们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而混战不休。
此时，“阿穆尔人”号落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中央拉达”的手中。接管敖德萨车辆厂后，后者立刻派遣了波普拉夫科上校（Poplavko）监督该列车的改装，但此起彼伏的罢工让整个工程步履维艰。1918年1月，当地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城内的布尔什维克拿起武器，夺取了“阿穆尔人”号，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18年1月，亲布尔什维克的俄军罗马尼亚志愿团在敖德萨游行，以声援在本国爆发的工人运动，不久之后，他们就连同当地的工人，发动了反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暴动，“阿穆尔人”号也卷入了其中
残酷的巷战在市内爆发。1月15日下午，“阿穆尔人”号从工厂徐徐驶出，前去进攻旧火车站（Odessa-Mala Station）。但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波折：出发后不久，一枚炸弹突然在路基下引爆，并将整个列车炸离了铁轨。
在救援部队赶来前，“阿穆尔人”号的乘员被迫下车作战。同时，市内的战况也陷入了胶着。为响应城内工人的请求，第二天，三艘布尔什维克的军舰出现在海面上，并用炮火击溃了来势汹汹的“中央拉达”部队。
但讽刺的是，就像俄国内战中捉摸不定的局势一样，红色政权在敖德萨的胜利也极为短暂，不到1个月后，他们便被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期间，“阿穆尔人”号的主人也在不断易手：最初，它落入了一队名为“向苏维埃讨还血债”的暴徒手中，不久，这群乌合之众又把它丢弃给了一位性格暴躁的苏维埃指挥官——安德列·波鲁潘诺夫（Andrey Polupanov）。
作为当时乌克兰境内的草莽英雄之一，波鲁潘诺夫在一战中是一名水兵，他的部下也大多如此。由于远远看去、有两个炮塔的“阿穆尔人”号很像一艘战舰，他们很快与列车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共鸣。
安德烈·波鲁潘诺夫（1885-1956）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矿工家庭，1912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一战期间，他在黑海舰队积极展开活动，并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革命领袖。苏俄内战期间，他和许多水兵一道，夺取了“阿穆尔人”号，并驾驶它参加了不下40场大小战斗。
随后的几个月中，“阿穆尔人”号将与两节“红胡子”型炮车（它们可能来自“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编组，并由一部大马力的蒸汽车头推动，穿越白雪皑皑的乌克兰平原。同时，它还将获得一个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名字——“波鲁潘诺夫战士”。在其敌人中，不仅包括了中央拉达的民兵，还有全副武装的罗马尼亚军队。1918年初，利用乌克兰境内的混乱，后者已经攻占了数十个边境城镇，而在另一面，红色政权则派出了“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以回击这次无耻的入侵。
这次危机激起了列车乘员的战斗热情，因为他们许多来自乌克兰西部的贫苦农村，实际是在为保卫家乡而战。在第一次战斗中，该列车便支援友军攻占了勒布尼察（Rybnitsa）火车站，并迫使罗马尼亚军队仓皇后撤。在当地赤卫队上交的报告中赞扬道：
“在勒布尼察，来自德涅斯特河右岸的革命者痛击了罗马尼亚人，他们前进了15俄里，缴获了15门完好的大炮和不少机关枪……期间，‘波鲁潘诺夫战士’号表现优异。”随后，“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又被派往了蒂拉斯波尔（Tiraspol），得益于列车的猛烈火力，当地守军奇迹般地守住了城市。
然而，这些战斗对局势的影响微乎其微，苏维埃政权的噩运更是接二连三：当获悉俄国爆发内战之后，德军发起了“拳击行动”（Operation Faustschlag），试图强迫其签署一份城下之盟。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无力抵抗，德军长驱直入，一周就前进了150公里。
1918年3月，进入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德军士兵，按照与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德军占领了整个乌克兰。
1918年3月3日，苏俄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向德国方面割让了乌克兰的广大地区。由于无力控制如此广阔的疆土，后者便将其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了当地的民族主义政府。在交接期间，红军和乌克兰人的冲突仍在继续。为此，在1918年4月，“波鲁潘诺夫战士”号被调往了南方面军第1集团军麾下，并在在塞尔比季（Serbki）、兹纳缅卡（Znamenka）、梅利托波尔（Melitopol）、皮亚季哈特卡（Pyatikhatka）等地参加了一连串战斗。作为乌克兰苏维埃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写道：“（‘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是我属下表现最出色的装甲列车，作为它的指挥官，波鲁潘诺夫的表现也极为剽悍和凶狠。”
这份评语极不寻常，它一方面肯定了“波鲁潘诺夫战士”号的功绩，但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波鲁潘诺夫的桀骜不驯，这一点也成了其车组不受欢迎的根源。当5月中旬，当“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抵达莫斯科接受检修时，他们不仅与当地工人爆发了冲突，还触怒了红军的高级指挥层。
这张模糊的照片可能摄于1918年春天：在驶往莫斯科途中，“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和沿途村民的合影，在照片中，可以依稀辨认出煤水车上的附加炮塔，该炮塔是1916年夏天安装的，那时该车厢还是“常胜者圣格奥尔基”号的一部分。
作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认为，该列车乘员存在严重的“游击队习气”，并会对正规部队造成危害，因此必须被解散；但另一方面，在苏维埃统治区，“波鲁潘诺夫战士”的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它的命运也引起了许多领导人的关注。
在这些领导人中，就包括了十月革命的导师——列宁，在他的干预下，托洛茨基打消了解散车组的想法，并将其派往了欧亚大陆交界的乌拉尔山地区。对这两位革命领袖来说，这既是一种折衷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惩罚：因为在捷克军团和白军的打击下，当地的红色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换句话说，“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实际是被投入了一座巨大的炼狱。
凭借猛烈的火力，“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一度帮助红军收复了一批村镇，但它的运气最终在1918年7月耗尽了——当时，捷克军团向其所在的布古利马（Bugulma）发动了大规模进攻。7月22日，该列车被迫撤往辛比尔斯克（Simbirsk）——这里也是列宁的故乡，但乘员们发现，当地的局势早已无可挽救。
辛比尔斯克在地图上的位置，当地位于伏尔加河河畔，比较靠近欧亚大陆的分界线，是一座铁路枢纽。1920年代，为纪念出生于此的革命导师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该城市被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油画上的辛比尔斯克市容
波鲁潘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7月22日上午，我们再度准备发起攻击，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部分驻军可耻地放弃了阵地。同时，捷克人则从切尔达克雷（Cherdakly）车站向伏尔加河推进。
我们发动反击，但失败了，不仅如此，我们还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为此，我们决定先在温诺夫斯基森林（Vinnovsky Grove）和城市之间建立一个立足点。当周围已经没有值得炮轰的目标之后，全体乘员开始向城市后撤。
列车在山谷内徐徐停下，战士们在靠近第一节炮车的地方集合，他们的神情既疲惫又严肃。我们建立了一个环形防御阵地，击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但也无路可退。我们背后是宽广的伏尔加河，横跨河流的桥梁已成为废墟，每过一个小时，装甲列车被俘的危险都在上升——毫无疑问，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我和萨莫基什（Samokysh）、瓦西里耶夫（Vasiliev）、季梅尔斯泰因（Gimelstein）、克拉夫丘克（Kravchuk）共同作出了一个决定：毁掉列车！
众人在沉默中拆解了炮闩和机枪，并扔掉了车内的所有设备。我走向扎哈罗夫：“亚历山大·斯蒂凡诺维奇，亲爱的工友和同志，看在上天的份上，你来送列车最后一程吧！”。这位火车司机紧闭着双眼，我能感受到他沉默背后的愤怒，面对这位一言不发的战友。我只能转身去请求火车司机塞雷斯基（Seletsky），但听到这番话，塞雷斯基就像是着魔一样咒骂道：“这是对伏尔加河的亵渎！”
但最终，这位不辱使命的人仍然爬进了驾驶室，驾驶列车向伏尔加河前进，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触动了，他们脱帽肃立。“自由或死亡！”熟悉的战斗口号再一次在人群中响起。
一声枪响传来，我回头看见莱欧尼德·彼得罗夫（Leonid Petrov）倒在了血泊中——但我知道，这不该是一个红军的所作所为！“懦夫！”我冲着他的尸体喊道：“只要我们活着，就会继续战斗！”
当列车开上大桥时，塞雷斯基从仍在运转的车头上跳下，列车轰鸣着驶向毁灭。在冲出大桥的瞬间，炮车仿佛是悬在了空中，接着便重重地砸向了波涛汹涌的河面，在它之后，伴随着金属断裂的声音，机车和其他几节车厢被抛离了轨道。伏尔加河掀起了巨大的水花，漩涡吞没了钢铁巨兽的躯壳……”
波鲁潘诺夫一行试图乘坐蒸汽船逆流而上，前往另一个仍在抵抗的城市——喀山，但这艘船在途中被白军截获，其麾下的许多官兵被当场处决。同时，经过短促的巷战，捷克军团也攻克了辛比尔斯克市区，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依旧停在桥面上，而且几乎完好无损。按照他们的猜测，这部列车要么是被桥上的断轨卡住了，要么是车组陷入了惊慌、以至于根本没有采取破坏措施。为了将这头巨兽开下大桥，他们不得不从后方抽调了两台蒸汽机车。
正如我们在这张照片中所见，“波鲁潘诺夫战士”号并没有被乘员毁掉，而是被几乎完整地抛弃在了大桥上，随后，它很快被捷克军团修复，并编入了作战序列中。
事实上，波鲁潘诺夫的确在回忆录中撒了谎，这在苏联时代的作品中时有发生，其动机除了让故事更震撼之外，还有明哲保身的因素——在其回忆录出版的1930年代，也正是“大清洗”的高峰时期，为了不给告密者把柄，他的确需要对真相进行一些“处理”。
被拖入辛比尔斯克的“波鲁潘诺夫战士”号——此时其侧面已经被涂上了新的名字“雏鹰（Orlik）”，很快，它就将成为捷克军团手中最强大的装甲列车
事实上，就在被抛弃后不久，“波鲁潘诺夫战士”号便被捷克军团修理完毕。同时，该列车也被改名为“雏鹰”号（Orlik），并经历了一次改头换面：1918年秋天，捷克人为其加厚了装甲，修改了“红胡子”型炮车的结构，并将两门76.2毫米的伦德尔式（Lender）高射炮装进了“阿穆尔人”号的炮塔。
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伦德尔高射炮是沙俄武器工业中屈指可数的杰作。其射速能达到12发/分，在平射时，其射程超过了8000米，更重要的是，其炮弹威力较之前的57毫米炮更强，这也赋予了列车压倒性的地面火力。
博物馆中的伦德尔式高射炮，该高炮由普梯洛夫工厂设计于一战期间，是“雏鹰”号上的主要武器，其性能较之前的诺登费尔特速射炮有了显著的提升。一般认为，它们可能拆卸自红军遗弃的伏尔加河炮艇上。
对捷克人来说，“雏鹰”号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在与红军作战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达成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辗转上万公里前往欧洲。鉴于沿途局势复杂，这一任务可谓困难重重，但“雏鹰”号的到来，却让他们真切地看到了希望。
（关于“雏鹰”号装甲列车的后续经历，“讲武堂”专栏将在下周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