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建锋：以另一种方式做医生

—— 一位医学博士的全民健康教育理想与实践

HIT专家网在采访浙一肝胆外科医生尉建锋博士的时候，问他为何痴迷掌上医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健康宣教和医患互动，优化就医流程。

在尉建锋看来，医学健康教育及医患互动是国内医疗的短板，自己专注做掌上医院App，实际上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做医生，把更科学全面的健康知识传播出去。 ——题记

尉建锋，浙江绍兴人。上初中时，他失去了一位至亲。于是，父亲决心让他将来学医。当时的尉建锋对医学并不感兴趣，而是比较想学经济，但是对于医学也并不反感。在父亲的坚持下，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增加了医科院校的志愿。“当时我觉得自己的高考成绩，达不到医科院校的分数线。”尉建锋记得，不过令他意外的是，高考分数勉强过了120%的提档线，最后是以全班倒数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经过5年的努力，最后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时候，他却是全班唯一一个保送攻读临床博士学位的人，并获得了省级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当了医生后，他始终坚守不拿红包、回扣，把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临床工作中去，因此在患者中也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尉建锋说：“我出生最贫穷的农村，知道每一分钱来之不易，说不定，患者就医的这笔钱，都是亲戚朋友那边辛苦凑出来的。”也正是因为从小艰苦的环境，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也特别地能体谅患者。

健康宣教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一块短板

稍稍接触尉建锋，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青年。他把健康宣教当成一种责任，抑或是他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的最高理想。

为什么要做健康宣教？尉建锋的回答很简单：做一名医生的责任。

尉建锋对于国内的健康宣教的缺乏，有着深刻的体会。事情源于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的一次胃大出血的经历，“现在说来惭愧，自己还是学医的，在严重胃出血，便色变黑连续三天的情况下，还无知地认为自己是因为吃了奥利奥而变黑的。我当时作为一个医学生，也不知道，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生病的征兆。”

尉建锋认为，在美国，身体出现不适，80%的人会先是上网去查阅相关的信息；但是在国内，很多人连查的条件和能力都没有，因为不知道要查些什么。尤其是目前国内的某些搜索及门户网站，提供给大众的健康信息，存在很多商业误导的因素，很少有比较全面客观的健康宣教知识。

身体意外引发对利用IT开展健康宣教的思考

正是因为2006年在美国留学的那次意外，引发了他对HIT行业深入的思考。

当时，尉建锋因为身体不适，到医院就诊。做完检查后，刚回到家不到半个小时，就接到家庭医生的电话，告知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到指定医院接受急诊处理。让尉建锋迷惑的是，他并不知道他有家庭医生，他的家庭医生是谁？又是如何知道他的信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些事又是如何发生的？一连串的未知，让他开始思考，美国是如何在短短半小时内，就实现这些信息的传递和反馈。

“这中间，必须形成一个信息闭环。”尉建锋经过思考，得出这样的答案，“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系统就自动将我的检查结果分配给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获取这些信息后，可以马上联系病人。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信息环。”

虽然国内也在逐渐推广家庭医生，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家庭个体、家庭医生和中心医院，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

要形成这样的一整套系统，一是要有技术的支撑，二是专业的医学知识指导。传统的IT公司，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但是，在业务上如何形成闭环，还缺乏专业的知识支撑。所以，也还一直停留在尝试阶段。

2007年，尉建锋从美国留学回来，心里还一直想着该如何做健康宣教，加强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他一直在尝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让健康知识科普真正的惠及民众。

2008年，尉建锋组织几个医学专业朋友开始做手机短彩信业务（SP）。这是一个面向老百姓的业务，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掌上健康顾问”，即通过手机彩信，每周发送三条健康相关的信息给订阅用户。在08、09年尚未出现智能手机的年代，通过SP短彩信业务，把健康知识发送到老百姓的手上，无疑是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方法。这份由浙江省移动牵头的“健康顾问”的短彩信业务，最高峰时的订阅量达到12万人之多。

这份健康宣教短彩信还设立了“魏大夫信箱”栏目和“魏大夫手记”栏目。老百姓有问题可以直接将问题通过手机发送到“魏大夫信箱”，这是最早应用手机来实现医患互动的雏形。“魏大夫手记”则是分享他在临床工作中，每周碰到的对老百姓有一定借鉴价值的临床案例。这两个栏目的创立，一是与老百姓有互动，二是通过临床实例，来宣传健康常识。这让尉建锋深刻体会到，老百姓究竟更需要哪些方面的健康宣教内容。

也是从这个时间起，他和他的医学专业同事们开始积累各种数据库，包括疾病、药物、检查检验、疾病宣教及随访等数据库，也为现在开展的移动医疗的专业门槛奠定基础。

经历医患矛盾，令他重新思考以另一种方式做医生

关于医患矛盾，尉建锋同样有着深刻体会。三年前，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病人，因胆管炎反复发作，造成肝硬化，需要做手术。病人是以急诊进来的，当时情况也很差，经过住院调理好后，终于可以计划安排手术治疗。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病人刚读大一的女儿来看他，还买了一大碗面条给他吃。不料，吃下后发生高烧、剧烈呕吐，造成患者窒息。医生们轮番抢救了四个小时，还是没能成功。当晚十一点多，来了二三十个家属，开始在医院闹。当时的主管医生正是尉建锋，那天刚好去参加另一场医疗纠纷的协调会，不在现场。病人家属一个晚上都在闹，到了凌晨两点多，家属就找到尉建锋，要求他跪在患者面前一直到天亮。见此情景，尉建锋对家属们说：“死者为大，我鞠两个躬吧。”随后被家属强制着坐在死者旁边，最后死者的妻子看不过去，让他起身离开。

“那五分钟，是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回忆的五分钟，我想了很多很多，感觉全身心地投入到患者管理中，最后就因为不可预料的并发症，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践踏医生的劳动。”往事不堪回首，尉建锋说，“我当时了解到那个患者家境不好，并没有催他交住院费，甚至冒着被医院扣费的情况下，帮他安排了手术。”第二天一大早，尉建锋在诊室里，患者又开始闹。好在很多了解尉建锋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过来为他打抱不平。最后，警察来了，事情才得以平息。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好一个病人，但是病人却不一定理解。发生这些事情，都不容易接受。从那时候开始，从潜意识中不太再愿意去直接的接触病人。我开始思考，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做医生。”尉建锋说。

尉建锋认为，如今医患纠纷的最大根源，还是在于医生和病人的知识不对称。譬如，作为医疗机构，应该让病人充分了解就诊过程中的检查、检验，有什么意义、后果等。如果病人不了解，就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这也是驱使尉建锋决意全身心投入到促进开展健康宣教的重要动力。“目前，中国在健康宣教方面的教育体系十分缺乏，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而且，必须是能深刻理解医疗流程以及具备医疗专业背景的人才能去做。”尉建锋将这个作为自己的责任去做了。

从医生到创业者的转型

尽管自己做的短彩信业务已经拥有高达12万的订阅量，但是尉建锋又开始了新的思考：如何才能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个业务？如何提升用户的体验？当时的订阅用户，仅限于浙江省，宁波最多的有6-7万，杭州这边大概3-4万，还有其他一些零散地区加起来有12万。在尉建锋的团队的一个编辑说，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一期节目，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到这样的专业服务，没有多少成就感。

直到2010年初，智能手机开始迅速占领市场，一大波人开始瞄准移动互联网这个广阔的市场。这也让尉建锋的思考，得出了答案：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以互联网的方式进行健康宣教。这样，不仅覆盖面会更广，效益也将有所提高。

2011年2月，尉建锋创建了“杭州卓健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初的几个小团队做健康宣教，到卓健的第一个掌上应用“掌握健康”，到现在的“掌上浙一”、“掌上长海”等一系列的移动应用产品，卓健在移动互联网的步子，在一步步的加大。

回想起公司的成立，尉建锋仍然十分感慨。公司的成立和发展，得益于当时的政策扶持。除了团队投入的资金外，还通过努力在2012年初获得了江干区“百人计划”A类481万的资助。也正是这一笔资金，支持着公司一直发展到现在。后来相继获得“杭州市521人才计划”、“浙江省千人计划”、“杭州市131优秀中青年”等项目资助资金。

2011年4月，健康知识科普移动应用“掌握健康”第一版本问世，那时候是完全模仿美国WebMD公司的手机应用，甚至连界面都做得很类似，可以说是中文版的WebMD，只是里面的知识库，都是我们自己团队收集和整理的。现在，已经升级到3.0版本了，累计下载量260万左右。在这个应用里，已经建立了很多数据库，如疾病库、药物库、检查、检验库、急救库。

尽管如此，开发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难题。智能导诊模块的算法，做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做出来，虽然可以参照WebMD的样子，但是里面的算法是无法翻译的。最后，索性决定自己开发。

早在2010年底，尉建锋和他的团队就开始做这个算法。当时还没有办公场地，经常在咖啡厅办公，环境也非常艰苦。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尝试，智能导诊模块的算法推翻了四五次。最后终于能让所有测试的专家满意，智能导诊模块功能跨出了这重要的一步。

转折点：“掌上浙一”诞生

移动健康应用市场很快成为一个香饽饽，在“掌握健康”发布五个月之后，“春雨医生”出现，两个软件有很多功能都相似。到了2012年4月，“春雨医生”增加问诊功能。但尉建锋认为，互联网问诊还存在许多的法律风险，作为医生，更要谨慎思考这个问题。“问诊只有在和医院真正对接以后，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和数据，才发生医患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样才是接地气，同时，可以回避法律风险。”

这时候，尉建锋开始思考产品的转型问题。

“掌握健康”已经运作了一年，当时每月流量已经达到上百万PV（Page View），即使再运作下去也不会增加多少。彼时，已经积累了很多医院的数据，医院的导诊、导航信息可以做，智能导诊的模块也已经很成熟了。让尉建锋苦恼的是：没有与医院对接的数据，产品运营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有一种方式能让团队活下去。

2012年1月，尉建锋团队与宁波市第一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吴斌第一次谈起掌上医院的应用。当时的计划是，涵盖挂号、智能导诊、数据库和业务模式，只要提供医院的数据，就可以为医院“定制”一个适用于医院模式的应用。但是，一直到了7月，医院的HIS仍没有和我们对接成功，所以这个应用一直停滞在待发布状态。

后来，尉建锋拿着这个应用，给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很快得到医院首肯和支持，认为这将是一个亮点应用。于是从7月下旬，他开始着手浙大一院的应用开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款应用问世。同年8月30日，召开了国内首创的“智慧医院-掌上浙一”的产品发布会。“掌上浙一”一发布，便受到国内医院的广泛关注。

最初发布的“掌上浙一”主要包括智能分诊、实时挂号、手机查询检查报告、医院地理位置导航、楼层导航、专家医生介绍及出诊信息，另外还提供定期更新的健康资讯和包括疾病库、药物库在内的随身健康百科全书。

随着医院和患者需求的不断扩大，“掌上浙一”的功能也在慢慢的完善，现在主要增加了三个功能需求。尉建锋向记者介绍了这三个功能：

一是加上了支付的功能，目前主要针对挂号费的支付,也正在努力实现诊间检查治疗及药品费用的结算，大大减少患者排队付款时间，也能简化就医流程；

二是智能化验单解读。化验单主要用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一项指标异常衡量很简单，只要进行数据库对应就可以了；两项指标就已经很复杂，需要专业的临床知识进行指导；但原理和智能导诊是一样的，若检测到两项指标异常，就列出可能导致的原因；现在，正在做三项指标的解读，将涉及更为复杂、专业的知识。通过对指标异常的解读，可以对患者进行简单的指导；同时也可以通过“专家在线”或“虚拟诊间”功能，让在线医生能对检查检验单进行初判，减少患者来回奔波。

三是点对点的慢病管理、病人随访、出院后慢病管理。这些功能通过后台的单病种相关的随访数据库,以及配合”掌上医院”医护版中的患者管理模块来实现,尉建锋团队收集了400多种疾病的宣教及随访路径数据库,能有效地管理出院以后及术后患者。对于有些特定疾病，例如糖尿病患者，如果测得的血糖值大于15mmol/l时，会对医生和患者进行信息推送提醒；如果达到了18mmol/l时会提醒医生进行人为干预。这其中还有一个“度”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以高低来判断。

强大的知识库构建起专业竞争的壁垒

移动健康市场，既要有技术的支撑，又要有很高的专业要求。同时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才能保持产品运行下去，才能在整个移动市场更好的发展。“我对我的产品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一个产品，不是一个政府工程，到期就会结束，它需要有持续的创新，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优化，才能让市场接受，让老百姓接受。”尉建锋再一次表明他坚定做HIT的决心。

让尉建锋自豪的是，他的“掌上医院”后台拥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库。这些知识库中，有一些是死的，有一些是活的。活的数据库，是指需要不断增加、修改的，例如智能导诊、智能化验单分析等知识库。此外，还涉及到复杂的算法、临床路径等内容。

“知识库的建立比代码的工程量还要大，”尉建锋坦言。

知识库的建立，既需要技术的支持，又需要医学知识的支持。例如，一个胰腺癌病人术后一个月，要进行电话回访，这就需要提醒。只是简单的提醒，一般的IT技术都可以实现。但是电话随访，不仅仅是问病人身体怎么样了，还要问哪些问题？收集哪些数据？病人有疑问又该如何回答？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知识库来支撑，并且要不断的更新和维护这个库。通过知识库的支撑，普通的主管医生或者是护士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病人随访工作。

早在2008年做短彩信业务的时候，尉建锋就开始知识库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现在，知识库已经累积了1000多种常见疾病的信息。2009年，尉建锋提交了“以疾病为中心”的知识库专利申请，目前正在审批。以疾病为中心的知识库，从症状到疾病，从检验到疾病，然后疾病到宣教，疾病到随访，疾病到药物；这些过程的核心，正是后台这个强大的知识库，知识库里的数据库互相关联，不存在知识孤岛的情况。

但却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标准化。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尉建锋表示，在国内，连字段的标准化都还没有做好，知识库里的中文字段比英文字段要难做。他向记者介绍，他参观的一家英国医院，标准化做的非常好。他们是为收费而做的标准化，例如阑尾炎手术，三天内出院，有一个收费标准，五天出院的又是另外一个收费。如果没有标准来衡量，病人可以拒绝付费，这样就形成一个驱动力，推动医院必须实现标准化。而美国则要求在今年10月份全面推行ICD-10，他们通过医保机构强制推行，不实施就惩罚。

在国内，还有很多标准都没有落地，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来管制与约束，在标准化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相比之下，美国是拳头，中国是手掌，力量是发散的，信息分散无序，越走越困难。“从英国最后回来的几天，我一直想，肯定会有手掌被抓回来的时候。中国的信息化肯定会有一次大变革，不管是云端还是标准化。”尉建锋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做真正的医患移动互联

尉建锋认为，信息化无疆界。从做“掌握健康”，到“掌上浙一”等一系列产品，他都是那么考虑的。在未来，一定是一个信息互联共享的的世界。如果单方面的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只能是一个区块的覆盖。所以，尉建锋开始思考，从民间的方式做一个平台，进行数据的存储和分析。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百姓的个人信息档案，让患者主动存储到这个平台，既收集了数据，又实现了信息的共享。这将是一次信息共享的革命性变化，预计两年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平台的雏形。

尉建锋一直希望能够将在国外看到和学习到的先进知识和理念，融入到产品中去，真正的做到“洋为中用”。在他给记者展示的从英国考察回来的总结PPT中可以看到，国外医院对于患者健康教育材料，包括门诊，入院，出院，随访及各种检查检验手术等详尽介绍，这些功能都将被加入到目前他所开发的应用中去。

在问及目前微信的服务是否会对“掌上医院”项目发生冲击的问题时，尉建锋坦言，微信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团队也在部署“三微”包括微信、微博和微官网的支撑，但原生的APP还是具有它发展的空间：微信其本身也有局限性，微信是一个泛行业的应用。微信的服务，是围绕一个人、一家医院为中心的，具有较强的指向性，是一种一对多的模式，并且受限于数量的问题；对于多对多的模式，例如医生群体之间、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病人的交流互动，要做到有选择性的互动交流，微信很难实现。尤其是在后期，我们加入的慢病管理及随访、个人健康档案等模块中，微信都将无法实现。

“掌上浙一”的医生版，新增了慢病管理的功能，实际上是增加了医患互动。在系统后台将医生资源整合在一起，每个医生都有一个唯一的ID号，并进行科室划分，垂直于医院的方式来建立一个立体的结构，解决跨地区、跨医院的问题，以及上下级的会诊、转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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