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中蛰伏：重新定义公立互联网医院
2016年5月4日23:39，照例忙碌了一整天的杭州卓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健科技）创始人兼总裁、医学博士尉建锋，终于得空，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做个自由的五四青年”。只有少数和尉建锋工作关系特别近的同事在第一时间读出了背后的深意。
事实上，尉建锋正是在这天办理了正式调离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手续。从此，这名曾经的浙大一院肝胆外科医生、医学博士，将全身心投入到互联网医疗创业，去实现他的初心——以另一种方式做医生。
办完手续，尉建锋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我感到，这里才是我完完全全投入做事情的地方。”坐在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卓健科技办公室里，尉建锋终于找到了自己新的归属感。从医生，到以在院医生的身份开展互联网医疗创业，再到如今成为全职创业家，尉建锋的职业生涯转身，以及他所执掌的卓健科技从2012年推出掌上医院切入，到2015年力推移动远程，再到2016年主打公立互联网医院解决方案，这一系列嬗变，堪称中国互联网医疗创业创新的一个样本。
喧嚣之中公立医院的思考
放在中国互联网医疗创业大进程下看，在这样的时点做出破釜沉舟之举，尉建锋的选择，并不偶然。
从2013年前后的躁动、2014年全面启蒙、2015年风起云涌，中国互联网医疗创业在2016年上半年，忽然陷入某种“沉寂”之感。究其原因，坊间越来越多共识已然形成：
第一，以轻问诊方式切入的互联网医疗平台，纯属争抢公立医院资源的“挖墙脚”做法，必然遭到公立医院管理者的坚决抵制。
第二，互联网尽管提供了就医流程、支付等方面的体验改进，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优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
第三，互联网医院作为互联网医疗创业争夺的焦点，必须能够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必须深入到医疗业务的核心。
第四，互联网医院面临支付和激励机制的创新、政策法规的突破和配套，特别是医生多点执业资质的监管、信息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互联网医院的资质认定等方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刘帆认为：“移动医疗，应该帮助实现院内院外一体化，特别是如何帮助医院和医生去管理慢病人群。现在移动医疗厂商，还没注意到这点，没有人去考虑到帮医生去管理患者，这件事一定是一体化。所以我非常反对互联网公司做移动医疗，他们很多只会卖医疗资源，这不对。违反了移动医疗的初衷。”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认为，借力互联网可实现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一是创建主动式医疗服务（Patient Engagement），从被动求医问药到主动参与医疗转变；二是开展个性化医疗服务，从普适性治疗到个性化医疗转变；三是全程健康管理，从院内到院外、从疾病到健康、从治疗到服务。但也有一些内容是互联网不能改变的：医疗权威的作用会进一步强化；专业进一步细分，促进分级医疗服务体系与生态链的重组；医疗责任的承担，需要法律的支撑；信任比技术更重要，比如妇儿类App有很多，同质化很严重，关键在于谁能获得大家的信任。
关于互联网医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段涛院长在媒体撰文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互联网医院目前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将互联网诊疗分为B2C（医生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诊疗）、B2B（合作医院医生之间远程会诊）、B2B2C(合作医院一起面对病人，仍是会诊的范畴）三种模式，并认为当下只有后二者才是可靠的模式。
2016年5月初发生的魏则西事件，更是令全社会和政府主管部门开始高度关注与互联网相关的医疗信息。对于更为复杂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则更加面临加强规范监管的发展态势。
尚未获得清晰可持续盈利模式互联网医疗，作为新生业态不仅立足未稳，而且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移动互联网，其实只是医疗服务的载体，而不是医疗服务本身。”尉建锋对于纷乱喧嚣的互联网医疗，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经过前面两年的资本洗礼，互联医疗目前呈现几个趋势：第一，轻问诊的模式，没有变现的能力。第二，第三方挂号平台由于BAT的介入，如支付宝、百度医生挂号狗、微信支付的出现，最终各种资源势必往这些平台上集聚。目前，仅微信就已经有超过1500家医院可以挂号，有些地区是整个省、市直接与之合作。因此，从挂号切入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价值会越来越低。
定义公立互联网医院
基于上述判断，尉建锋认为，公立医院的互联网时代正在到来。如果说掌上医院给了公立医院一个启蒙，而今对互联网医疗的希冀，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就医体验的改善，而是转向对医疗核心业务的支撑。
据考证，中国最早于2013年就有了依托公立医院建立的网络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网络医院。2014年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也设立了自己的网络医院。2015年以来，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呈现遍地开花态势。这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移动医疗是从医院的外围开始的，目前辅助性的非医疗服务，一些靠前的医院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势必要往医疗的核心走。但是，目前在做的，非常深入的样本不多。在微信和支付宝的冲击之下，医院的互联网大门日益敞开，因此传统医疗互联网化成为热点，也就是现在的公立互联网医院。”尉建锋说。
互联网的本质是透明化、连接协同。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家这两年大力倡导分级诊疗，为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政策契机。“说到底，政府主管部门最关心的是怎么在现有医疗资源条件下尽可能满足病人的需求。”对公立医院而言，则希望如何更多地吸引自己该看的病人，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资源的能力和优势。
那么，什么是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尉建锋依照自己的理解，对此做了定义：
第一，多入口。支持支付宝、微信、APP、PC、电话、电视等接入方式。
第二，必须承载医疗核心服务。不仅是图文、视频咨询，必须挂载了检查、处方外流、药店、诊所等，检查可以外流，即一项检查可以在有能力做的地方去做，而不一定局限于本院区。
第三，支持多场景应用。比如药店，家里、诊所、药店，甚至银行等。即只要有一台上网设备的地方，就可以支持互联网医院的应用。举例来说，某个区域中心医院，可能挂接了上百家协作医院，下级医生可以随时发起请求，请上级医院专家帮助处理同一个病人的病情。再就是，对于出院病人、门诊病人，互联网医院能够主动触发内部随访系统。
尉建锋认为，一些地区的云医院，虽然也有线下实体医院资源，但是在推进上存在与那些没有线下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类似的问题，其互联网医院与现有的实体医院是相互竞争的。试图且分开本身平台的业务和医院的业务，对医疗机构来讲是竞争的。但是，对卫生局，大盘子就在这里，只要解决问题就行。对医院来讲，完全独立的互联网医院会对自己构成业务竞争。因此，对于这样的互联网医院，公立医院的院长们肯定排斥，有的公立医院干脆明令禁止本院的医生上到网络医院去执业。
这显然只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如何留得住医生的人，还要留得住医生的心？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中，越来越的公立医院选择了主动出击，建设自己的互联网医院。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优势，让资源向自身集中。
公立医院的积极性何在
为什么公立医院纷纷开始对互联网医院有兴趣，甚至开始积极拥抱？
对此，深谙公立医院“心态”的尉建锋一语道破玄机：“等到外面的互联网医院发展起来，公立医院再去做反抗就会更被动了。有一些互联网医院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意味着有更多资源的天生扶持，特别是可能整合更多的区域医疗资源。这对于任何一家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公立医院来说，都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因此，目前互联网医院有两种势力，一种是像乌镇互联网医院这样的纯资本和互联网势力；一种是医院自己主导来做。对公立医院来说，做出这一选择的主因无非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
互联网医疗势力也在加速争夺医疗资源。比如，微医集团建立了5个手术中心，意味着微医集团平台上的医生、病人，可能被引流到手术中心。这对公立医院而言就意味着病人和医生资源的外流。
公立医院从恐慌中开始反击，问题是能够守得住吗？尉建锋认为，政府主管部门一般不大在意医院之间怎么竞争，只要能够解决患者就医的问题就行，也就是盘子就这么大，是多一家实体医院解决，还是借助互联网医院解决，都不重要。但是对于单独任何一家医院来说，不关注互联网医院的应用，意味着可能失去将来。
从两端布局公立互联网医院
医学背景出身，使得尉建锋一直对互联网医疗创业，抱有信心，因为更懂医疗的需求。“我们目前所做的互联网医院的业务程度，可能是最深入的。”他说道。
一端是帮助公立医院直接面向老百姓端更好地直接提供服务。以浙一做样板，从最开始做掌上医院，一年一个版本，目前已经从最初的1.0版升级到现在的4.0版，加入了很多医疗服务。
卓健科技的互联网医院解决方案，其实就是掌上医院的4.0迭代过来的，将互联网医院的很多功能加上去了。目前，浙一互联网医院基本每天都有病人和医生的视频互动。系统对所有的医患视频交流都进行录制，自动保存备查。对于所有接入的医生，都有严格的资质认证，整合了CA数字证书的认证。这样一来，医生就可以在网上对其医嘱、处方单等进行电子签名。
另一端是布局医院和医院之间的医疗业务协同。比如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上线的互联网医院，其核心是让数据对接，促进业务协同，同时加入了远程教育，帮助医院合理配置资源，帮助医院向医联体演进。这套解决方案最初也是在浙一开发，包括远程会诊、分级诊疗、远程病理等功能。尉建锋记得，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案例，是从2015年5月开始谈，10月份开始开发，11月份上线，经过专家会诊的病理累计已经有1200多例，而且每月让保持50%的增长率。目前已有70多家医院对接进去。“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医院业务场景，全部放进去了。其中学科联合体，最有价值。”尉建锋说。
尉建锋十分看好互联网医院的临床实用价值。2016年农历新年期间，浙一互联网医院刚刚上线，就巧遇了浦江三名小孩在山中走失的事件。小孩被发现后送往当地一所县级医院抢救。浙一医疗团队紧急赶赴该县级医院，同时在高速上借助3G网络信号对三个孩子的情况做会诊，上面医学团队提前了解到三个小孩的病情，并随即通知救护车跟上，结果救护车比会诊专家到得还早，大大缩短了病人的救治的时间。
按以往的流程，一般先由医生下到基层医院，路上2个小时，诊治半小时，然后再发出出动急救车指令。等救护车再花2个小时赶到，返回再2个小时。这样最少比互联网医院的流程，要往后再延长4-5个小时，大大加剧病人抢救的风险。“我们那天回到杭州的时候，伤势最严重的小孩已经被转运到我们医院，而且已经在床位上了。剩下的两个病例，则每天让上级医生通过远程查房，指导基层医院的诊疗方案。后来，这些小孩都出院了，医院还通过互联网方式，对三个小孩进行心理辅导，并持续监测了一个多星期。”
这一切，正是尉建锋心目中“以另一种方式做医生”的情怀焕发出的互联网医院润物细无声的力量。而越贴近医疗核心，就越需要花功夫反复打磨，不断升级迭代、延伸。两年前，尚未拿到融资的尉建锋笃定自己的想法必将引爆中国医院的互联网浪潮；今天，已经拿到腾讯一亿多投资、执掌400多人团队的他，正蛰伏下来精耕细作公立互联网医院这块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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