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背后的文化土壤

聂树斌案终于迎来结局，有人就事论事，回顾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人入木三分，探讨事情背后的系统制度，但我想跳出这件事，谈一谈冤案背后的文化土壤。 

刑讯逼供是“不打不成招”还是“屈打成招”？

差不多每一起冤案背后都有一个刑讯逼供的故事，很多人喜欢从制度漏洞上讲这事，但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文化问题。

一个是重口供的文化，这种文化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司法就讲究“断案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其实，古代重口供是个无奈的选择，因为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有限，很多案子没什么证据可采，只能靠问供。可现在，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我们应该更重视证据。

另一个是逼供有效论，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也觉得，只要抓对人了，刑讯逼供还是很有效的？

王书亚曾说过武侠小说里的一个奇怪现象：奇怪的是，我遍读金庸、古龙、梁羽生三大家的武侠，居然没有发现一件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案。江湖之人，包括下三滥，要么不说，要么从实招来，却没有一个胡乱捏造说假话的。

我觉得这奇怪现象背后有一个文化问题——大家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刑讯逼供有用，最多加两个限定条件——逼供的人是好人，被抓的人是坏人。这想法相当有问题，刑讯逼供有可能“不打不成招”，有可能“屈打成招”，还有可能“打了不招”、“打了乱招”，至于那两个限定，谁来判定好人坏人？

限期破案包三天真的合理吗？

这个词在中国犯罪侦查中如此常见，我们甚至不觉得它有问题，其实它背后也有两个文化问题。

一个是迷信人治，碰到社会问题，总想靠发挥个人强力（权力）来解决。重大刑事案件发生了，公安机关领导会要求侦查人员“限期破案”，如果事情再大一点，甚至会出现市长、省长这类政府领导来要求“限期破案”。

可这真的合理吗？限期破案的意思是说他们平时破案没有尽全力、没有效率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想着制度性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强行要求人家限期破案，不是逼着人家弄虚作假草草结案吗？

另一个是曲迎民意，“限期破案”的要求有时是被民意逼出来的，人民群众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政府决策应该有其原则，不应该被民意随意左右。像1996年的孙万刚案，当初的检察官竟然说：“当时我发现这个案子有疑点，但想着最后要移送昭通市检察院，思想上有一定依赖性。加上案发后老百姓要求严惩凶手，这种压力下，我希望从快办理。”

每次有冤案发生，我都想，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能为法治中国做什么？我想，文化上的思考、讨论、改变可能是门槛最低的。

上面说的王书亚的文章叫《武侠小说中的刑讯逼供》。

此外，静雅思听还有一本《迟到的正义》，讲了十个冤案。

静雅思听——在这里听见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