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1）戴维斯认为只有股票才是超级财富创造者

戴维斯认为只有股票才是超级财富创造者

作者：约翰·罗斯柴尔德

译者：杨天南

这样，戴维斯家族在1941年成为纽交所席位的拥有者，在1945年成为房产拥有者。这一年，参加二战的幸存战士们凯旋回国，股市中的战争行情渐渐接近尾声。这个时期，即便股市有所恢复，道琼斯指数以及其他主要指数，依然低于1929年的行情。

潜在投资者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心中怀有大萧条会再次来临的恐惧，担忧高高在上的分红税率，（当时的资本利得税率倒是相对合适，但在这样糟糕的市况中，谁有资本利得呢？）他们也认为和平对于经济的发展并非好消息。一些人甚至预期下降的出生率会破坏未来的繁荣（这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一个观点）。大多数人继续迷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产赢家：债券。

戴维斯没有追随大众的这股热情。尽管债券在过去的十年是赢家，但他意识到只有股票才是超级财富的创造者。股票是一个企业所有权的一部分，如果这家公司能兴旺发达，那么股票应该可以说是具有无限的上升空间。一个债券持有者的所得只不过是本金的返还，加上一点利息，无论发债公司如何优良，也与债券持有者毫无关系。

更有甚者，尽管政府依靠发行国债筹集资金资助他们的各种活动，但历史显示，各种类型的政权都会将忠实的债券持有人拖入通胀的泥潭，特别是在重大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

战争的努力虽然令美国工业重新焕发生机，但是代价也是惊人的，成本开销远远超出最为疯狂的想象。1943年，政府花费是惊人的720亿美元，超出预算160亿美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公司总市值也仅有360亿美元，也就是说，联邦政府一年的开支超出美国上市公司全明星阵容总市值的一倍。

这就存在着一个可见的麻烦：政府缺乏资金来支持战时费用无节制的狂欢。政府只能通过老办法解决这类问题：提高税收、发售债券、在联邦印刷机上印发钞票。这是经典的应对策略：以廉价的货币偿还战争债务，尽管廉价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平息投资者的怨气，美国财政部以一种笨拙的方式，他们会给发行的债券扣上一个利率上限的“帽子”。只要利率不上升，债券的价格就不会下跌。这样，债券投资者就可以暂时免于价格损失的打击，不至于损害他们对于债券的热情。

但是，暂时终归是暂时的。那些购买山姆大叔债券的投资者实际上是三重打击的受害者：

（1）扣在利率上的“帽子” 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平市场回报。

（2）由政府印钞引发的通货膨胀侵蚀了他们本金的价值。

（3）在所得税方面，投资人获得债券收入的最高税阶达到94%。

与此同时，无所不在的广告大肆宣传购买债券是爱国行为，而盲目顺从的爱国行为让人购买政府印发的任何证券。

一般的投资者通常买不起以10万美元为单位的债券，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他们的钱存在当地银行、或储贷社的账户里。这些钱受到新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保护。各类存款机构支付给储户的利率非常之低，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对此，储户们似乎也不太看重，他们更关心的是保住本金，而不是取得更多收益。

这三重打击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富裕人士以及各类机构（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同类机构）。这些经验老到的投资人，本应该看得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持有政府债券是愚蠢的行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做出明智之选。对于债券牛市的结束，他们各抒己见，充满臆想。

他们认为，因为债券在过去十年利润丰厚，所以，它们在未来依然会继续给投资人带来厚利。他们相信联邦政府肯定会阻止利率的上升，因为政府连猪排的价格都会控制，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当然也会控制资金的价格。

此外，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通货膨胀在重返和平之后，不是已经平息了吗？如此说来，那些笃信 “历史会一再重演”的商学院学术派专家预测，诞生于二战的通货膨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退。加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通货紧缩更是引发了人们对于通缩再次降临的担心。

戴维斯对这些担心和预测并不理会，他成为了一个反债券的特立独行者。刚刚经历了债券投资的既吸引、又安全的旅程，人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按照戴维斯的说法，债券是丑陋、并且危险的。很快，利率已经跌到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清汤寡水” 的地步。

凯恩斯的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却很有道理，长期的国债利率已经跌到了底谷，到1946年4月利率跌至2.03%。这些债券的买家需要等上25年才能将他们的本金翻一番，在戴维斯看来，这样的复利实在是太可怜了。他看到一种威胁的存在，“美国国债的金钱海洋之上，漂浮着最为昂贵的战争代价”（注1）。

随着政府深陷债务的泥潭，迫于无奈，再次借了700亿美元的新债以覆盖最近的财政短缺。戴维斯断定市场上的出资者很快会要求更高的利率，而不是更低。1946年，用于测量通货膨胀最为可靠的指标 ——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迅速上升。

债券的牛市对于通胀的爆发置若罔闻，视若无睹，全然忘记了一个基本的投资常识：当CPI上升的时候，回避债券。从中引发的第二个教训是：在一场昂贵的战争之后，回避债券。在戴维斯看来，藏于政府发行证券中的富矿时代过去了。

注（1）谢尔比·卡朗姆·戴维斯，《面向四十年代的美国》，多兰斯公司，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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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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