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98)如何保持下一代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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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激励他们成为优秀的人,
为社会的共同福祉做出贡献。
如何保持下一代的斗志
作者:约翰·罗斯柴尔德
译者:杨天南
当戴维斯74岁的时候,他开始着手退出策略,就像当初他开始进入喜欢的事业时一样,尽管人口零增长并非他的捐助目标。1983年9月,在一次从欧洲起飞的航班上,戴维斯在一个备忘录上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我在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伦敦到纽约703航班经济舱里写下这段话。”在略作解释之后,他开始写到,“我一直反对浪费、不想浪费,这次我尽己所能回答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谁能拿到钱?答案是:保守党。
尽管巴菲特选择将大量资金投资在那些致力于人口更少一些的计划,戴维斯倾向于支持那些促进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精神的计划,这可以使他聚集财富。以他的观点,集权政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不利。
“近些年来,我开始质疑我们的国家是否…… 已经开始渐渐下滑,以至于最终会堕落到奴役状态。”戴维斯说。此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这更让他对于联邦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笨拙的卡特政府令人沮丧的后遗症充满了紧迫感。尽管当时里根总统已经入住白宫,戴维斯依然深感美国是个陷入危机之中的国家。在大学里捐赠教授职位和图书馆对于社会固然有用,但是捐资帮助人们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抗拒更是势在必行。
出于这样的目标,他发誓要加强传统基金会(这是一个与华盛顿的左翼布鲁金斯学会向对抗的右翼团体)、全国劳动权力基金会、伦理和公共政策中心、精准媒体协会、胡佛研究所以及其他提倡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的团体。戴维斯一直是个保守派,但是自从他从瑞士回国后,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政治方面,并担任了传统基金会的主席。
“那么,他们乘坐的豪华轿车呢?”妻子凯瑟琳开玩笑地说,她指的是停在传统基金会办公室外面成排的奔驰轿车。凯瑟琳并不认同戴维斯对于自由主义威胁的狂热。对此,戴维斯反驳道:“为了在华盛顿更有效率,他们需要这些豪华轿车。”
戴维斯指定谢尔比、凯瑟琳、戴安娜和美国信托公司为财产的执行人,并且安排,如果谢尔比愿意的话,他可以帮助美国信托相关人员处理投资事宜。
在一个长达数页的“终极备忘录”中,戴维斯问问自己为什么不给“子女们城堡和牧场?不给孙子们超级喷气式飞机?”他的回答如下:
如果子孙后代们在一开始就可以得到信托提供的保障,永远不用工作以及衣食无忧,那么,他们对于生活有什么激励之情呢?(他拒绝让自己的后人过上“安逸的生活”),因为从我自己的经历和那些拥有信托财富朋友的经历看,我知道这些倒霉的(不幸的)信托受益者常常(如果不是全部)会成为社会的牺牲品,需要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以及其他人的照料。在留给子女遗产问题上,我认为应该给他们提供“安全网”,以防万一,但是,更重要的是,激励他们成为优秀的人,…….为社会的共同福祉做出贡献。
作为一份附录,戴维斯禁不住回溯他的血脉之源:那是两位最初抵达北美的五月花号轮船上的乘客,在他的母亲一系,有约翰·阿尔登和法兰西斯·库克;有与他同名同姓的前辈在美国国会服务了30年。在他父亲一系,有北美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和弗吉尼亚议会的成员。最后,他赞美了自己的好运、自己的努力工作、社会福祉、国家利益、民生、和一个为那些创造社会效率的人们提供激励的社会:“自由地活着比流血的死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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