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成为患者家属，这一次，我怎能平静…… | 医眼看法
导读
这一次，我不再是个医生，我是个患者家属的朋友，我只能站在她的角度去分析利弊。
来源：医脉通
作者：刘严
本周不讲案例，不讲法律，讲一个悲痛的真实故事。
朋友C医生也在北京工作，数月前老家的母亲意外摔倒导致下肢骨折。具体骨折在哪个部位并不清楚，但是应该是病情较轻，入住了C医生曾经工作数年的医院，毕竟当时一同进院的骨科医生已经成了主任，而当时的院长仍旧是院长，受到很多照顾。由于C医生需要在北京，不方便回去照顾，因此就想接母亲到北京来手术，也方便照顾。可当地医院的医生认为病情并不严重，拟行的手术只是微创手术，没有风险，况且在当地能够医保报销，转诊到北京实在没有必要。经过讨论，最终是C医生做检验科主任的丈夫请假回老家去和父亲看护母亲，C医生在北京处理事情，并且进行“遥控”。
很快手术就做完了，但在术后患者比较嗜睡，家属觉得有些异样，遂找到医生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应用了止痛泵，患者都是这种表现。之后，患者仍旧精神不好，总是在昏睡，家属感觉不妥反复找医生，都得到了医生斩钉截铁的回答：没事。
直到术后的第三天，C医生的丈夫在向C医生汇报病情的时候提到喂水的时候有点儿呛，C医生突然觉得事情不妙，应该是脑梗塞了。于是，在C医生的指挥下，C医生的丈夫再次找到了骨科医生，在仍被敷衍后直接到神经内科请神经内科医生来会诊。很快，患者被诊断为脑干梗死，并且逐渐出现呼吸衰竭的表现，被收入ICU治疗。C医生也迅速回老家处理相关事宜，之后请宣武医院专家会诊，并且打着“飞的”去做了介入治疗。但毕竟早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再次看到C医生，她的精神状态很不佳，当谈到母亲的情况，她热泪盈眶，内心的悔恨溢于言表。如果当时执意将母亲接到北京进行手术，也许不会发生脑梗塞；如果当时能抛开一切事情亲自去陪护母亲，也许能早些诊断脑梗死，及时治疗；如果当时不单纯相信外科医生的判断，请其他内科医生去看一看，也许结果会不同。
无数个假设，无数种可能，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结果已经无法挽回。
在C医生再次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医院，见到ICU病房医护人员那些熟识的面孔，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在医院陪护、请会诊、安排诊疗方案，她没有再踏进骨科病房一步。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去找骨科主任谈谈，她回答说不敢去，因为见到那些信誓旦旦保证没有风险做微创手术的医生，她怕控制不住自己！
在ICU病房中，C医生的母亲再也没有醒来，而等来的是各种并发症的威胁。在终于脱机以后，患者被请出了ICU，转入神经内科治疗。医方告知C医生，建议患者出院，并敦促其结算住院费用。虽然心中对于母亲的预后已经相当清楚，但是C医生还是希望能够再努力一下，于是办理了转院，将母亲转运到省会城市一家专业的“植物人促醒中心”。
准备转院的时候，C医生见到了院长，对于医院的医疗过错和赔偿问题进行了初步协商，院长提出可以将医保报销后剩余的7万余元医药费给予免除，而当时患方为了救治患者花费的各种会诊费、护理费已二十余万，协议未能达成。
如今C医生的母亲在促醒中心也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结果是，苏醒的几率不大了，并且身体状况与日俱下，反复向家属告病危。作为家里唯一学医的子女，C医生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决策治疗，安排护理，联系转院，最终最后的抉择放在眼前——是坚守，还是放弃。
C医生说，虽然对于病情、预后她在之初就有了判断，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在至亲面前，还是无法冷静面对。在白天的时候，她可以如常人一样处理事情，可到了夜深人静之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C医生的心痛我感同身受，有一次听说某同学的母亲突然去世了，我突然想到自己的父母亲也终会离我而去，立刻感到心痛不已，在公交车上忍不住泪水纵流。如果说自己可能会病重，我希望能选择有尊严地死去，没有质量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但面对至亲好友，该如何选择我不知道。
C医生希望我能给一些意见，因为目前的抉择，她非常困惑。她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医院有多大责任，应该赔偿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是目前在促醒中心应不应该出院。
第一个问题，谁也不能给出准确的金额，只是分享一些北京类似的判例，从中估计一下。毕竟患者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赔偿金额会大大折扣，作为赔偿主要部分的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仅为2017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7433元乘以5，也就约为33.7万元，加上自费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贴、营养费等费用，大概在70万左右，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会超过5万元。但这只是医方全责下应尽的赔偿责任，如果乘上责任程度，金额就会大大折扣。而虽然医方可能评估不足、术后观察不足导致患者病情被延误，但毕竟脑梗塞的发生为多因素导致，并非医方诊疗行为直接相关，所以过错比例不会太高，赔偿额度也不会太高。
而第二个问题才是关键，后续到底应怎么做。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按照一般思维判断，患者想转院回去应该是比较难了。而如果此刻不回去，可能就只能在外乡料理后事了。C医生说不想走诉讼之路，毕竟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她已经投入不起。但面对医方强势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她感觉气愤、无助。而我的建议是，如果当地的司法系统如同北京一样相对公平，通过诉讼判回二三十万，扣去诉讼过程中的费用，几乎所剩无几。再说，当地的司法环境可能更不利于患方，诉讼风险太大。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调解解决，还是将患者转回去吧！如果不能正常转院，就硬住进去，多找些亲戚朋友一起去。最后，和医院协商解决吧！
这一次，我不再是个医生，我是个患者家属的朋友，我只能站在她的角度去分析利弊。
做了17年医生，对于医生的辛苦能够体会，在医生们大倒苦水说患者不理解、不体谅，甚至喊打喊杀的时候，也曾抱怨不停。但是，这些年的执业生涯中，也看到了很多不负责任的医生。对于医生的技术水平，我从不苛求，因为由于求学经历、实习经历、工作经历的不同，际遇不同，加之个人资质不同，技术水平千差万别，并不是靠努力就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因此，一个好医生并不一定要有极高的医学造诣，只要努力学习、认真负责也能成为好医生。可是，基本的责任心却是所有医生应该有的。
经常看看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判例，各个科室、各个专业、各色患者几乎都可以看到，案件事实是不同的，但医方过错、过失都大同小异。有时候对照案件，想到自己处理过的类似患者，感觉毛骨悚然，是不是处理到位了、交代到位了、病历书写全面了，还存在哪些风险？有时候看到医生处理患者实在是太不尽心，也感觉异常愤慨。
一个医生应该有最起码的责任心，当患者家属找到你，告诉你患者有异样，或者患者告诉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去看一看、问一问，再查一查。外科医生可能对内科疾病不熟悉，那么就请个会诊，让内科医生帮忙看一看。因为，开始不经意的小症状，可能是严重后果的先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必要、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医生需要履行极其重要的义务。
当医生成为患者，成为患者家属，可能才能体会到大部分患者和家属的不安和不满。该如何做，摸摸自己的心，换位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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