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两会议题：“校园欺凌”不能没有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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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校园欺凌问题回应称，教育部近两年联合高法、高检、公安部等单位进行了综合整治综，“情况大有好转，但还没有根本消除”。
但中国目前尚未有针对校园欺凌的全国调查，大有好转的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呢？
在去年下旬发布的《教育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35号建议的答复》里，提到了“好转的状况”：2015年涉校刑事案件同比下降6.7%，发生在校园的侵害师生人身安全案件同比下降32.1%。
这么看似乎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校园欺凌一定会涉及到刑事案件和人身伤害吗？
还记得去年年底发生的“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吗，当事人被同学困在洗手间里，身体并没有受到“大伤”——欺凌者也不会因此触犯刑法，但当事人却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该事件其实是非常典型校园欺凌事件，但从结果来看，显然不能依靠刑事案件和人身安全案件的数量来评估校园欺凌的状况。
图片来源：网络
教育部向“校园欺凌”亮剑了，然而……
陈宝生表示，教育部此后的主管思路为：首先明确用法治方式进行治理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机制”“落实责任”——包括校园内的校园安全防范机制和校园外的综合治理机制。
人民政协网截图
此外，中国大部分中小学已在门口设立保安人员，“有的还设立了法制副校长”。教育部在验收各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时，也将中小学是否设有保安人员和法制副校长列为标准之一。
亮剑......
问题又来了，这两项措施真的奏效吗？
推了19年的法制副校长机制
像个摆设
你知道法制副校长机制是什么吗？法制副校长是负责什么的吗？
其实法制副校长机制在中国已经推行了19年！
1998年，广东省阳江市首创法制副校长制度，并开始在全国推广。2000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小学校配齐配强兼职法制副校长。兼职法制副校长主要从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政法部门选聘。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去年7300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
某学校聘用法制副校长，图片来源：网络
法制副校长的首要工作是协助学校制定、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除此之外，因其本身的工作职责，还能够及时妥善地帮助学校处置一些突发情况。
但这只是看上去很好而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部的乔玉华在2008年曾发表文章《法制副校长缘何成“鸡肋”》指出：被聘人员受兼职身份限制，工作时间难以保障；未严格按照任职资格要求选聘人员，被聘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责任，缺乏相应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工作方式和内容单一，缺乏针对性。去年6月，《燕赵晚报》就有刊发评论提到“治理校园欺凌不缺法制副校长”。
门口设保安
管不了校园厕所里的暴力
陈部长说，目前大多数学校已经在门口设立保安。
一小学校园门口，图片来源：网络
但校园欺凌通常发生在学校的隐秘角落，例如厕所，试问站在门口的保安可以怎样解决发生在厕所的校园欺凌？
2016年4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根据2015年媒体报道的校园暴力案件，发布《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报告分析，大多数校园欺凌案例发生在学校外人烟较少的地方，在学校内的多在教室外，如操场或走廊。发生时间是课间或者放学后。
另外，校园欺凌还包括连教师家长都不容易发现的言语骚扰。可想而知，保安的设立对于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作用微乎其微。
图片来源：网络
解决“校园欺凌”不该只有“法治角度”
从去年全国两会开始，已经有不少呼吁立法遏制校园欺凌的声音。但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单单有法律层面措施是远远不足够的，而且它涉及到很多法律以外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在今年2月发布了《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在对18个国家的10万名年轻人的欺凌经验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受欺凌者中有25％的人表示他们由于身体外观而被欺负，25％因为他们的性别或性取向和25％因为他们的种族或国籍：
《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状况报告》截图
而尽管每个人都可能受到校园欺凌，但一些社群是特别容易遭受到校园欺凌的：
《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状况报告》截图
可见校园欺凌背后有诸多影响因素，不是简单的法律或道德问题。
其实，校园欺凌是各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处理的：
《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状况报告》截图
该报告总结归纳各国遏制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的经验，提出目前采用到的关键行动：
1、政府制定并执行明确且全面的法律法规，让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校园暴力与欺凌；
2、全社会提高对校园欺凌认识，了解校园欺凌带来的不良影响；
3、建立伙伴关系。社会建立跨部门合作，防止和应对学校暴力和欺凌。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管理，视学生为平等伙伴一起参与治理校园欺凌问题；
4、培养教育工作人员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能力；
5、建立安全，保密，对儿童友好，对年龄和性别敏感的投诉报告机制，确保儿童和青少年了解这套机制，并提供咨询和服务支持；
6、专门针对校园欺凌，展开全国性调查。建立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统一校园暴力与欺凌划分指标，加强对学校暴力与欺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可以看出“法治”仅仅是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其中一步。
“校园欺凌”不能没有性别视角
尽管去年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惹起争议后，“校园欺凌”成为了网络热词。
但是“校园欺凌”本身界定就比较复杂，而公众对其的概念仍然模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大多数教师，都无法准确界定什么是校园欺凌与暴力。教师对校园欺凌问题认识不深，直接导致校园教育的缺乏。
《校园暴力与欺凌国际状况报告》截图，关于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区别
另外，腾讯新闻今年2月发布的“校园欺凌认知调查”结果显示：20岁以下的人群更倾向于将霸凌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归责于家长教育的问题。在知乎上，“女儿遭遇了校园暴力，作为家长该怎么办”的提问下，不少家长和校园暴力受害者都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以牙还牙。
如前述校园欺凌涉及因素众多，但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际，校园欺凌中的性别因素都容易被忽视。
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副主任小宝表示：“即便是国际性的议题，性别作为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重要起因仍没有被得到足够重视。我们在谈论校园暴力与欺凌时，往往以‘我们要谈论的是一般性的校园欺凌，还还没有到谈论性别问题之时’为托辞，视而不见。”
电影《月光男孩》里，主角因同性恋身份而受到欺凌
此外，小宝还分享了两项调查数据：“女孩比男孩子更容易遭受网络欺凌；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遭受欺凌是非LGBT人群3倍。”
解决校园欺凌问题，仅靠些大且空的文件通知，肯定是没用的。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要建立的不止是一个管理机制，还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制。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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