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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争与大觉悟:中国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2014-05-29 徐国琦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2014年5月7日下午,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在首都师范大学文科楼主讲“大战争与大觉悟:中国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徐国琦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东方历史评论独家整理讲座文稿,并经徐国琦本人修订,与读者分享。



就中国而言,广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起始于1895年,终结于1919年。这期间的中国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潮,东方的、西方的,都拿到中国试验;共和政体、民主政体,杜威的哲学、罗素的哲学,各种学派和学者都在中国粉墨登场。这个时代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所描述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代新人开始崭露头角。


顾维钧先生191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毕业之后,马上就回到中国,做袁世凯的英文秘书。1915年,顾维钧是在华盛顿最年轻的公使——在二战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还只是公使级不是大使级。王宠惠是耶鲁的博士,王正廷在密歇根和耶鲁受过教育,梁启超虽然没有西方的学术背景,但还是在1919年以私人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为中国发挥软实力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人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他们发挥的能量非常大。我把他们叫做“外交政策群体”,这时不仅是民族主义成为主宰中国政治外交的洪流,“外交政策群体”也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


这个群体不仅包括精英,还有许多平民百姓。百姓如何成为政治力量?他们通过罢工、罢市和其他个人手段——下面我要说到的,就是一战期间的法国华工(参政议政的行动),他们中间85%到90%的人来自山东,而山东的命运正是在巴黎和会上受到考验,他们为山东的命运主宰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从我个人看来,他们起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平民百姓成为外交政策群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现象,过去不曾有过,非常遗憾的是,1919年之后也日渐式微,唯独这个时候有,在北洋政府时期,至少在外交层面,是允许百姓发声的,百姓的声音是被倾听的。


以工代兵


一战对中国来说是“危机”,“危”险加“机”会。在一战之前,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蹈印度的覆辙,没有成为殖民地,是因为各国在华均势力量相互制衡,这样的均势机制造成中国在一战之前没有成为任何大国的殖民地。一战爆发,西方的注意力转移,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中国的命运就控制在日本手里。日本从1895年之后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帝国——帝国,意味着拥有殖民地。1895年,日本打败中国后,强迫中国割让台湾,之后又把朝鲜变为殖民地。中国在1912-1919年间处于转型时期,没法和日本背水一战。但是一战来了,对中国来说除了可能受制于日本的危险,还有机会,机会在哪?首先,一战打破了当时的国际体系,)对中国不利的国际体系崩溃,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所谓的“world order”即世界秩序付出重大代价。1840年以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是很不利的,而一战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改变现有机制的机会。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从儒家文明到西方意义上的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转变,这是一个以nation-state(民族国家)身份平等加入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的机会。哈佛大学的欧洲政治学者Stanley Hoffmann,他在考量法国历史的时候指出,法兰西民族二十世纪政治史重点只有两点,一是法德关系,二是法国的国际地位。借用他的理论,中国自1895年以来,政治及外交史的主要议题一是如何对待日本,二是如何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这是国家认同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一样,我们仍然在寻求国家认同。


所以 1915年春天中国提出参战的时候,英法俄都接受了。只有一个国家反对,那就是日本。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向英法俄暗示,如果它们不在日本对华利益上有所保证的话,用中国古话讲日本就可能“琵琶别抱”,它也许就转投到德国的阵营。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虽在1915年不能直接参加一战,但在1915年提出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策略,叫做“以工代兵”。1915年的夏天,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为一战付出严重代价,尤其是法国,伤亡率极高。所以战争还没有进入第二个年头,法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战争、total war(全面战争),不仅依靠经济军事实力,还是human resource(人力)的较量。这时梁士诒对法国人提出,我们可以为法国提供大量工人。


在此之前,梁士诒曾通过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提出以工代兵的想法,遭到了拒绝。英国拒绝的原因很简单,首先英国在一战开始时伤亡状况不如法国惨重,第二英国对于中国寻求国际地位的考量是,如果中国成功了,印度怎么办?英国人不希望印度成为第二个中国。


但是法国人很快接受了。他们派了一位退役上校来中国和梁士诒谈判,因为中国当时还是中立国,没有参战。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个谈判伪装成私人的交往。梁士诒首先创立一个公司叫“惠民公司”,后来在天津、上海、香港都设立过分公司,这个法国退役上校假装是农业科学家,与梁士诒签订合约。于是从1916年初,中国开始向法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华工。


到了1916年夏天,英国人也坐不住了。大英帝国本身命悬一线,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为了存亡,英国必须接受各种帮助,“even from the Chinese”(即使是来自于中国人)。最终法国在中国招募了4万华工,英国招募了大约10万。中国的“以工代兵”一举,让协约国免除人力资源破产之虞,如同美国的参战,在军事上对协约国的意义并不大,但在财政上意义重大, 使协约国免于财政破产。美国参战后,向法国政府借了1万华工,为美国在欧洲的远征军服务。在美华人的地位很低,且多数是南方人,身材矮小,靠开饭店、洗衣店谋生。在法国的华人,不仅人高马大,还有法律保护。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在美国的中国人,是不能申请国籍、拥有资产的。但是在法华工,在法律上是和英国人、美国人平等的。如果大家去看惠民公司的合同,他们的每项权益都很清楚,有多少粮食、多少冬衣,都写得很清楚。


华工的招募和命运


华工绝大多数是山东人,一开始英国想要在殖民地香港招募,但是遭到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的反对。他的考量有两点,一、英国招募的华工,绝对不能踏入英国国土,对英国工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当时英国的工会非常厉害——只能送到法国战场。(而法国的天气非常冷,南方人无法适应。)当时很多国家都为欧洲战场输送工人,印度、越南,这些都是英法的海外殖民地,必须鼎立支持母国战争,但是印度的工人在法国效率很低,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如果大家看印度人写的家信,大都是在抱怨天气寒冷。有一个印度劳工的家信是这么写的,“这里的冬天是一篇白——地是白的,尿是白的,吐沫是白的。”这是朱尔典反对用中国南方人的原因。第二,他认为南方人不如北方人强壮。山东的面积不到法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口,不包括殖民地的话,可能是法国的两倍。华工分三种,穿白色制服的是技术工人,穿灰色衣服的是一般工人,还有工头和警察。不同工种薪水不同。当时想要去法国成为劳工,竞争非常激烈。首先要进行二十一项身体指标的检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筛查沙眼。我想大家生活在这个时代都不大熟悉沙眼,我小时候还有所体会。沙眼是传染病,患沙眼的劳工被首先淘汰。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医务官,他的工作就是检查沙眼。


英法所招的华工大多身高六英尺,一米八以上。每个被录取的人,要经过所谓“sausage machine”,先剪掉辫子,换了衣服,再洗三次澡。洗澡、体检完毕,就给每个人制定一个编码,从此编码就是他们的名字。为什么给他们编码呢?因为当时许多山东人没有名字。你问他“你姓什么?”,“姓张”“叫张什么?”“张老二”,可是有好多个张老二,所以就给这些人编码,就是为了处理这种情况。


整个一战延续了不到1500天,但华工在战争结束后,仍旧牺牲生命。因为他们要清理战场,战场里有许多未引爆的炸弹。不少华工在清理战场中死亡。大致说来,14万华工有3000人死亡。一部分是还没到法国,被德国潜艇击沉,如有一艘船所载的大约五百华工因此葬身大海;有一部分华工为英国远征军服务,而英国人在一战战场上经常战败,因此为英军服务的华工经常受到战争直接波及。直到1918年春天的时候,德军的一次反攻还把英军打败,因此为英军服务的华工经常受制于战火。


(还有一些华工,死于对武器的无知。)(有一次)德国战俘和华工发生矛盾——后来证实这是澳大利亚军人在其中挑拨离间,对华工说“你看德国佬欺负你们,还不扔个手榴弹过去”,当时华工是能接触武器的,手榴弹也很好买到,十法郎一个。但是他们扔过去不知道把引线拔掉,扔到德国战俘营的时候,又被扔回来,华工就被炸死了。还有的人是怎么死的呢?华工在午休的时候,法国的夏天娇阳似火,他就用雷管编成帽子,打个盹,醒来后再抽根烟,就被炸死了。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华工死于战火,有的死于无知。


今天在法国南部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华工墓地,墓碑上一般都写有“勇往直前”“鞠躬尽瘁”的字样。去年法国一些学者想要把这个墓地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请我协助参与。威海市政府一位官员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对威海的华工遗产感兴趣,结果发现威海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与一战华工有关的遗址了。

这是1919年,最早一批回国的华工在法国为牺牲的同伴举行追悼会。会上有一个他们手扎的牌坊,上面有一副对联,是一名驻法外交官写的。我个人认为这幅对联非常生动的表述了华工对东西方文明的贡献。“血洒欧西壮世运,魂归祖国挽神州。”横批是“流芳百世”。


再造中国文明的群体


中国政府把华工送到法国,不仅把中国命运与协约国联系在一起,同时还是“再造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华工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可能连县城都没去过。被送到法国后,亲身经历一场大战,与英国人、法国人、中东人等一起工作,还和法国女人一起工作,这其中发生了很多浪漫故事。14万华工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新面孔,(指屏幕)大家看照片,这个个都是姚明啊,事实上有个人比姚明还要高。这位老兄很高,穿着俄国的军衣,和英国兵在一起。


许多华工为英国航空兵服务,还有的在军火库工作,一战期间的坦克是尖端武器。一开始英国国防部不允许外国人接近英国军队的坦克。结果后来发现,华工修理坦克比英国工人还要快,所以有三个华工团专门为英军修理坦克。虽然这些华工既不懂法文也不懂中文,但是他们非常心灵手巧。


一战是战壕的战争,而华工是挖战壕的绝对好手。英国外交部有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把一个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工人挖战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两倍,比英国人还要高。


华工在西方有几个挑战,一个是吃饭。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到了哪里都要吃自己的食物。无论是英招还是法招华工,他们都是自己做饭。当时罐头是很先进的,但华工吃不惯罐头。另外一个不习惯是翻译很少,无法交流。我在大英博物馆发现一个英招华工军官人手一册的册子,上面内容是一些简单的中文词汇,比如吃饭、上班。我今天看来都还是不知所云,因为许多术语不是非常准确。大部分华工来自山东,可能普通话跟我差不多,都不大好。每天出操时军官就用英文喊“let’s go”(出发),但是山东人听来就是喊“赖死狗”,是非常侮辱人的,他们就在原地不动。教官接着喊“go”,他们听上去就像是“狗!狗!”,这就是更严重的侮辱了。除了种族歧视之外,还有文化上的misunderstanding(误解)在其中扮演了角色。有一次,华工和美国军人打群架,最后不仅把美国人打败了,还让美国人向中国人道歉。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以工代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地参与西方文明内部事务的创举。


这位先生叫张长松,江苏人,张长松先生跟许多华工一样,语言不通。有一天他到工头那去交涉,他的法文也不好,比比划划,就是鸡同鸭讲,最后不欢而散。张先生尽管不是山东人,但是他有英雄壮举,立马把法国工头的衣领揪着,要去翻译那里理论。这位法国小姑娘当时十六岁,在那位工头的办公室做些杂务,看到中国人这个英雄壮举很感动,后来和张长松结婚了,生了不少子女。


华工在法国被称为“苦力”,但我认为“苦力”应该分开讲。苦和力。他们真是吃尽了苦。很多华工没有乘过船,在路途中晕船很厉害,跳海自杀的也有。绝大多数英招华工要经过加拿大,在西海岸温哥华登岸,乘火车横跨加拿大到东海岸,到东海岸再乘船到欧洲。之前我们说过,美国有排华法案,加拿大也是一样。每个华工进入加拿大领土要缴人头税,五百加元。我后来算了算,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钱。为了避开这笔税,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达成协议,不管火车在路途中停站还是抛锚,华工不得离开火车一步。而且华工假道加拿大的消息要绝对保密。前几年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书里提到这件事,英招华工十万人,从加拿大进出就有二十万人次,但是加拿大本国人闻所未闻。加拿大的一些作家为此还专门来访我,并发表相关报道。


诚然,他们非常苦,但也有无限的力。这里的“力”不仅是指之前所说的挖战壕、会武术,他们还是中国走向国际化非常重要的部分。之前也有过华工出洋,去古巴去美国,但那都是私人行为。在清朝,任何人离开祖国,到国外谋生,都被称为“天朝弃民”。而在一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特别在总务院下设立保侨局。梁启超在报纸上说,“我国既为国际团体之一员,则在体面上及责任上,对于德国此种蔑视中立国之行动,万难漠视,否则,即为自外于国际团体之列”,“故我国一方面以国家对于国民之责任,一方面对于世界国家地位,尤不得不有一种主张也”。他提出,中国如能借保侨的机会参战,“实为我中华民国国政上开一新纪元”梁启超一代的中国精英,就决定宣战,所以中国在1917年8月份终于步美国后尘,正式宣战,那是后话。我们由此看出,一战华工为中国宣战争取了机会。换句话说,华工不仅为协约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还出色地捍卫了国家利益。华工不仅参与拯救西方文明,也是参与中国文明再造的主要部分。


华工当时在巴黎的时候,成就了所谓可能国人今天所谓的“中国梦”。他们有较高收入,物资供应也有保证,一战时法国、英国的物资很短缺,但是他们的供给有咖啡、葡萄酒、米和油,尤其有钱。此外,华工非常年轻,大约二三十岁,(有很多浪漫故事于此间发生)。这里有一个故事:蒋廷黻当时为华工工作,有一天有一个法国女士匆匆忙忙跑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蒋先生,有一位华工被送到马赛了,很快会被送回中国。你能不能帮我求求情,不要让他回去。蒋先生就问她为什么要帮这位男士,她说我已经和这个中国人同居两年了,我很爱他,将来要和他结婚。蒋廷黻说,你可能不了解中国,如果你和这个男人结婚,你将来就要去中国生活。这位法国女士怎么说呢?她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她说这个中国人从来不打我,我如果不跟他结婚,将来也很难找到法国人结婚。因为一战期间法军的死亡率极高,就算最后她想要跟法国人结婚,要么对方是个酒鬼,要么是个断胳膊少腿或是心智不全的人。所以她就觉得,我倒不如就跟这个人结婚。战争结束后留在法国的三千名华工,都是有法国老婆的。2007年我在山东做调查的时候,经常听到有关华工的一个故事。他们老爷子去世之前,要交代遗言,一般都说,老子这一辈子没什么对不起的,如果有对不起的,就是你们法国大妈。这里的法国大妈应该就是他们当年的法国情人了。


所谓的中国梦,就是有钱、有地位,还有爱国情怀。他们在欧洲时,跟法国人、美国人打架,在回国途经日本时,都不愿意上岸,因为华工认为日本对中国不厚道。五四运动时有一个口号“劳工神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是与一战华工有关连的。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华工在法国不仅跟西方人学习先进文明,谈法国女朋友,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观察和感悟。比如当时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在法国他们有机会和妇女一起工作,男女是平等的。又比如他们与西方人一起工作,不比西方人差。有一个叫傅省三的华工说“我们与西方人赛脑力赛体力,都不比他们差。如果我们拥有平等的教育,中国的前途不可限量。”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晏阳初在与华工工作后,改变了他的一生,“以前的小我死了,以后的大我就是华工。我愿把一生献给华工。”他提出3C救中国,即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晏阳初一生献身于平民教育,为中国除文盲、造新民。


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到法国勤工俭学,也是步华工后尘。1919年,邓小平到法国时不到十六岁,而不少华工直到1922年才回国。中共早期创始人曾与华工有交集。如果大家去看毛泽东先生的信件,写给蔡和森,萧子升,他对一战华工有非常高的评价。毛泽东本来也想去参加勤工俭学,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就没有去成。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看我200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后来2008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版(《中国与大战》,(马建标译)。我在2007年还出版过一本小书,叫《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我目前正在写该书的修订增补版,杀青后会同时出中,英,法三种文字版本。201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人的《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该书的中文版今年夏天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家别忘了,今年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从今年起到2018年,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关注一战这个领域,而一战带给人类的遗产, 特别是留给我们中国人的遗产,还有待进一步发现,我们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


问答部分


问:中国和一战的关系,除了华工是重要一页以外,还有中国大量近代工业企业为参战国提供了非常好的原材料支持。这里面有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开滦矿务局,汉冶萍公司,也有像荣氏开办的民间实业,这些企业一战后利润迅速上升。我想问问徐老师,有没有关于在经济上中国与一战的研究?


答:有的,法国有个学者叫白吉尔,他有一本法文书后来翻译成英文和中文,叫《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台湾还有一名学者研究中国一战期间的经济。很明显的是,日本经济从一战中收益更大,一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工业、船运。西方列强在战争期间无暇照顾,为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民族企业和工人因此顺势而起,有很多努力都有正面意义。有一个“火柴大王”叫刘鸿生,近期康奈尔大学有一位教授(Sherman Cochran)为他写了传记。那本书写的极好,不仅写了刘鸿生本人,还有他的家族,包括在一战期间如何转折命运。该书的英文书名为: The Lius of Shanghai (上海刘氏家族), 去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今天讲一战,是通过国际史的视野来讲的,实际上有很多角度去谈这件事情。比如华工回国之后怎么办?14万人里,大部分其余人都回来了。这些华工在法国接触了最先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中国政府一度有很好的设计,安排归国华工去工厂、公司工作。可惜的是1922年后中国实力很弱。这批华工中有的在上海当工人,领导了最早一批罢工。华工很厉害的,在法国都敢跟当时有名的“老虎总理”Georges Clemenceau谈判。1923年山东有一次临城劫车案。这个案件我们现在很难判断有没有华工卷进去,有多少华工。但我个人判断是肯定有的。这是一辆非常豪华的列车,车上有一位女乘客是洛克菲勒的亲戚,被半夜劫持后,车上的女士都衣冠不整的,被带到山上去。但劫匪对妇女还是很客气,妇女是被第一批释放的,这位女士回国之后在报纸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她亲耳听到有绑匪说法文。这批人质被带到山上之后发现,劫匪的战壕修得特好,因为华工在法国有过修战壕的经历,他们的水平是世界一流。这些都是疑案,就有关华工归国后的状况,很值得研究。


问:现在似乎有一种思潮在反思北洋的政治和外交政策,老师您之前也谈到了这些。我想请问一下老师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中国参战的过程?之前有一些点到的地方,但还是很陌生。


答:参战我当然在开头说了一些。一战爆发对中国来说是“危”和“机”,而北洋军阀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非常有意思。在外交这个层面上,无论谁当权,决策权大都放给精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二,舆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外交政策群体”,他们包括精英和民间力量,发动罢工、游行、抵制日货。也许你们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我认为中国在一战问题上的外交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在一战期间开始收复丢失的主权。在中国国力积贫积弱、政权更迭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另一点,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发挥公共外交软实力,把日本逼到被告席上。外交的真谛是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是有原则的妥协。而我认为一战期间,这个外交目标达到了。虽然袁世凯后来称帝,就像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让后人对他多有微词。但是我们去看袁世凯和日本人谈判二十一条,耍尽花招。当时日本对中国人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许透露条约内容,袁世凯当天就透露出去了;然后为了牵制和日本人的谈判,故意把外交部长撤掉,拖延时间;而1915年被逼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最严重的第五组是没有同意的;中国之所以在1915年21条后 立即想方设法要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在和会上收复迫不得已让出的利益实乃为主要原因。——我认为中国可能是中立国里最早考虑并精心准备要在战后会议上争取利益的国家,顾维钧在1915年就着手为参加战后和会开始搜集资料。我们今天不能因为对这段历史研究不透彻,就把北洋政府一棍子打死。恰逢一战一百周年,我认为是反思北洋外交政策是时候了。几年前国内的电影《我的1919》,讲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文艺界的人开始反思了。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尽量少提“北洋政府”,而用“中国政府”,因为毕竟北洋政府也好,北京政府也好,都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虽然孙中山先生被尊为国父,但是如果把孙先生打算和日本人签订的条约和袁世凯被迫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来比较,孙中山的条款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损害更多。当然,这也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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