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北京城的“梁陈方案”为何失败
撰文：高原基彰
翻译：薄锦
校译：灵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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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有大陆风情的广袤土地上，各类大型建筑物鳞次栉比，这种景观恐怕会令每个造访北京的人都震撼不已。其中各种占地宽广的建筑，反而比那些高楼大厦还要抢眼。世界各地的建筑师曾于改建高峰期间齐聚于此，发挥出各自的独创性，令这座都市中随处可见造型奇特的建筑物。
不仅如此，有如棋盘格一般纵横交错的宽阔街道——尽管这也是在拆毁杂乱无章的旧街道后才形成的——也给人一种井然有序的印象。尽管已经为车辆通行提供了如此便利的条件，每到早晚，这里仍会发生惊人的交通堵塞。深夜十分钟就可抵达的距离，平常可能花上一个小时也不奇怪。
如今的二环（在此以内的区域基本算作“市中心”）实为旧城墙拆除后的遗址，对此，我也曾事先了解过一些。然而，如今的北京，却已教人再难想象曾有城墙及城门耸立于此的景况。只会隐隐觉得，这种大陆特有的风景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吧。
作者在《北京再造》这本书中，基于“保护文物”的观点，列举了建筑师梁思成（亦是梁启超之子）自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斐然成就，以一种洋溢着哀愁感的笔触，描述了由梁思成提出、却被政府弃用的北京城市计划的来龙去脉。
作者在日文版的序文中也提到，梁思成广为人知的事迹还包括（人们普遍相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出于保护文物的立场，出言劝阻了美军对京都与奈良的轰炸。
本书采用嵌套式的写作结构，穿梭于复杂的历史之中。贯穿全书的，是作者对于将主要的政府机关集中在旧城中心区、整个城市呈放射状扩张这一城市计划的批判（这在中国建筑界似乎有“摊大饼”之称）。书中指出，在这种模式下，水源、土地、能源等资源一旦耗尽，城市将无法继续运作。
对此，由梁思成及陈占祥为首的一众专业建筑师，于1950年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简称“梁陈方案”）；该方案在保护北京文化遗产及中国传统（风水）城市布局的同时，也注意预防北京重蹈欧洲大城市中常见的人口集中、交通混乱、出现贫民窟等问题的覆辙。
至于后来围绕北京展开的建设计划，以及该计划所必然牵扯到的政治动向，书中也作了如下梳理：“梁陈方案”以及梁思成等一众具有先见之明的建筑师，在后来的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文革这一连串的时代激流中，承受着外界激烈的否定与批判，最终遭到了放逐。
而在现实中掌控了主导权的“摊大饼”方案，正与梁氏等人的规划理念截然相反，毫不避讳对中心区文化遗产的破坏，一心要将政府机关集中于此，并以同心圆的形式向郊区扩张。
到了文革期间，更是连上述计划都就此停摆，在毫无政府规划的随意增建下，最终在市中心一带形成了一小片环境恶劣的住宅聚集区。
在这段发展过程中，梁氏等人所担忧的交通堵塞、城市中显著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一一化作现实，成为如今北京所面对的主要城市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终于开始有人领会到“梁陈方案”的用意所在，学会（指中国建筑学会--译者注）也开始重新对该方案进行官方评估。
本书便是借用大量的政治文献及建设相关报告，来向读者描述这段历史的经过原委。
由于书中对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记述，由此也衍生出不同角度的论点。笔者在此从中略挑一二：譬如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以及梁陈理念与毛泽东思想的冲突等，都是相当重要的争论点所在。
梁思成曾于民国时期（当时北京名为“北平”）前往美国进行过研究访问，陈占祥则在留英时师从主持“大伦敦计划”(Greater London Plan)的阿伯克隆比爵士(P. Abercrombie)，并于学成后归国。
上文中所提到的保护旧城区原有文物、在旧城区以外的郊区处建设若干卫星城镇来“有机疏散”城市功能的都市规划，其构思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梁陈二人的西方教育背景。梁思成打算将北京建设成华盛顿那样的行政中心，生产功能则移至天津。
在国共内战期间，梁思成目睹了解放军对禁止破坏文化古迹这一命令的贯彻执行，从此成了共产党的热情拥护者。
不过毛泽东却对首都北京正在成为一座“消费城市”的现状表示批判，希望进一步加强北京的工业功能，认为“应当再多修建些烟囱”。这种观点，是受当时苏联建筑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当是个大工业基地”的思想影响所致。“梁陈方案”所提出的内容中，有不少篇幅都对苏联的这种倾向表示了反对。
然而经过三年的争论，官方最终决定，在旧城中心区设立执政机关，扩建天安门广场，把促进工业建设作为改建北京的目标；梁陈方案于是胎死腹中。
不过，1952年，政府决定实施将中央功能向旧城以外地区疏散的“三里河行政中心工程”。当时正值朝鲜动乱，毛泽东出于保卫城市的立场，下达了疏散中央功能的指示。据此来看，“梁陈方案”的部分观点似乎得到了采纳，可在1955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中，三里河工程却被打为“复古主义”，遭到了全面否决。就这样，北京永远失去了疏散城市功能的机会。
1954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等文献中，提出了将马路建得越宽越好、同时限制道路两侧建筑物间隔的“道路红线规划”。而在这项规划中，并没有体现出对拆除区内的文物进行保护的意识。
在反右派斗争中，梁思成做了“自我批评”，结果反而成了建筑界斗争中的代表。陈占祥则被打成了右派，赶下了台；他和许多“右派人士”一样，直到70年代末期才恢复了原有的名誉。
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拆毁城墙，代之以马路。其后，中苏关系在1961～1964年间急剧恶化，中国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亟需加快地铁建设，最终实施了对城墙的全面拆除。1965年7月，地铁开始施工，北京的城门也在此期间遭到了大量的拆毁。
后来在文革期间，文物所遭受到的大规模破坏就更不用说了。书中提到，北京市在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遭到了破坏。
1967年，国家建委暂停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1968年10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被撤销；此后四年内，北京的建设都是在无规划的状态下进行的。
旧城区中盖了100多间工厂，导致了公害问题的出现。绿地被占用，以及简易住宅的修建，导致部分地区开始向贫民窟演变；此外，各政府机关也开始在单位用地内随意拆房、插楼、新建小片住宅等。
并且，梁思成在1966年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建筑界的驱逐。
1986年，上述自建房屋被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截至此时，在规划暂停执行期间，这种无秩序、无计划的新建房屋已占到当时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房屋总量的半数以上，其中新建住宅占到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住宅的70%。这一切都彻底打乱了北京的城市结构。
1983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以及1986年的《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中，再次对疏散城市功能的理念作出了明确的否决，同时再次确立了将城市功能向中心区集中、采用同心圆式城市结构模型的方针。不过，该方案认为，北京并没有成为经济及生产中心的必要，不会建设重工业设施等，同时表示今后将增设住宅及生活服务设施。
另一方面，1993年，国务院提出了一项任务，要求正视人口过度向中心区集中的问题，并将其向卫星城镇进行疏散。然而，由于这一计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的，反而导致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人口密度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居民们被迫钟摆式地往返于昌平、望京、良乡、大兴这些大规模的郊区住宅地与汇集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市中心之间，北京开始逐渐演变成为今日的模样。
不过，1994年8月，在王府井兴建“东方广场”之际，建筑界开始传出了不同的声音，对传统性的秩序遭到了破坏表示忧虑。
不久之后，北京市政协在1995年提交了《关于在城市建设和危旧房改造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建议案》。2000年6月，市政府又决定拿出3.3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并在同年11月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梁陈等人的方案提出了有四、五十年后，政府才开始积极展开与他们当初理念相仿的行动。
不过反过来看，这也意味着，旧城区内未被划入保护对象的地区，会很容易成为改建的对象。在“危旧房拆除计划”中就规定了多达934万平方米的拆除面积，并且得到了执行。
笔者所感受到的这股彻底改换了城市景观的再开发浪潮，或许就是这一系列动作的后续吧。
2001年10月，建设部又制定了“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亦即“大北京规划”，提倡对城市功能进行重新集中与有机疏解。至此为止，梁陈二人的先见之明终于在官方的计划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笔者也经常能在当今北京周边地区的城市计划中，见到这份“大北京计划”的示意图。天津在近几年中加速了经济开发，恐怕也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推行的吧。
以上便是对书中主旨的简要回顾，笔者想向那些对北京这个城市有兴趣的人强烈推荐此书。这本书的信息量如此傲人，能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实在是读者之幸。此外，笔者之前曾不时在这个书评专栏中，提及中国近年所出现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想潮流，其背景或许也可藉由本书窥见一斑。书中还收录了丰富的图片、照片，以及翔实的注解，这也是笔者所想要特别指出的。
【作者高原基彰，系日本东京工科大学外聘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研究员，专事社会情报学、东亚地域研究。原文“北京の都市計画史の最良の入門書”刊载于2010年7月25日的纪伊国屋书评空间：http://booklog.kinokuniya.co.jp/takahara/archives/2010/07/post_8.html。原书信息：“北京再造--古都の命運と建築家梁思成”王軍著，多田麻美訳，集広舎，2008/11/08，418 ページ。】
（本文原载《译品》，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转载自中道网/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