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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僵尸办公室之路

2015-01-26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马丁·菲勒

翻译:朱丽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芭芭拉·斯坦维克和唐纳德·库克1933年在阿尔弗雷德·格林电影《娃娃脸》中的剧照,二人在剧中饰演“高谭信托公司”的两名员工。



1.


如果将来某天我们会被自己“吞噬”(无可否认,对于尤其迷恋食物的美国来说,这个词比任何词语都贴切)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早已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体现自身某方面的人生价值而奋斗。而那个时候的我们,必然早已“陷在”办公室里无法自拔:无论他们是在北卡莱罗那三角形研究中心银行总部的高楼里,在红木家具的包围中偏居一隅;还是在硅谷某大学的校园里,为满足IT怪才们的强烈求知欲精心钻研;又或者聚集在一个为特立独行的自由撰稿人的废旧建筑里隐世而居(尽管这些建筑曾在经济繁荣时辉煌耀目过)。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人,会比美国办公室里的职员,更能在他们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有效利用上班时间的了。


《格间里的秘密:办公室渐变史》,是《n+1》杂志的编辑尼基尔·萨瓦尔的生平第一本书(之前他一直以为杂志撰稿为主)。全书包含两个专题,主要针对过去两百多年来美国现代型办公室的演变过程展开研究,思路清晰,论证十分有力。尽管书中部分章节信息有误,但他所做的研究确实令人印象至深。该书最先讨论的是自19世纪中期开始,女性走向职场的比率不断增高的现象,并对女性在办公室里的角色、薪酬和发展前景等各方面受到局限展开了讨论。这种普遍存在的局限性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早在1866年,立法委员会曾为所有联邦职员设立了一个工资标准:男性职员的工资只能拿到1200至1800美元不等;为了表示不满,立法者限定女性政府工作人员每月最高只能拿到900美元。


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兴起于1970年代的女权运动,并亲眼见证了40多年来人们如何为争取男女平等所进行的各种努力的人来说,萨瓦尔在书中列举的女性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屈辱根本算不了什么。尽管,第一次看马修·维纳的电视连续剧《广告狂人》中那些极力压制女性的场景时,很多亲历者依然会很受震颤。该片戏剧性地呈现了1960年代那个依然由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女性在事业进取上的艰辛。


萨瓦尔并没有提到《广告狂人》,也许他觉得没什么必要,但他对另一部主题差不多的热剧进行了深刻解读:让·尼古勒斯科1959年拍的一部有关事业女性的电影——《最棒的事》。它和维纳的电视剧差不多,都反映了女性为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办公室里的自由平等所付出的努力(这部电影中前半部发生在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大楼,后来发生在曼哈顿的施格兰大楼);书中还提到两部海伦·格雷·布朗的大卖影片——《性与单身女孩》(1962)以及《性与办公室》(1964),二者都在引导女性如何在男同事中突出重围,利用性别引诱获得事业上的进展。


在《性与办公室》中,布朗引用了一些发生在她曾工作过的广播台的实例,大多比较“低俗”:


“男人将会选一个女秘书或女文员,对她展开疯狂的追求……最后俘获她,褪下她的内裤…… 内裤被脱掉后,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重新穿上。这算不上什么邪恶的事。去内裤运动,就是这个游戏唯一的目的。”


但是正如萨瓦尔在下一章中介绍的,在如何获得事业成功方面,布朗姐姐般的开导,并不是只有小说里才有。实际上,自从一百年前,女人走向办公室开始,职场中就到处弥漫着女人将会利用男性的本能冲动进行性引诱,以攀登事业之梯的阴谋论。这种恐惧感在阿尔夫雷德·格林的电影《娃娃脸》中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剧中针对女主角芭芭拉·斯坦维克不断晋升,打出了一幅很大的标语:“她一步一步爬上了成功的天梯——却不择手段!”


斯坦维克在片中饰演一个冷艳的磨坊镇女孩儿莉莉·鲍尔斯,她是被她那拉皮条的酒保父亲带到喧嚣都市中的。某天一个年龄偏大,心地还算不错的德国朋友劝她:不要将道德底线看得那么重。他甚至愤怒地对她说:“你没看我给你的那本尼采的书吗?坚强点,别把那些男人当回事,好好利用他们,直到你得到了你所想要的一切。”——典型的海伦·格雷·布朗式论调。斯坦维克饰演的角色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劝导,在莉莉搬到纽约,并在高谭信托公司谋得一个低薪职位之后,显得特别奏效:她一路往上睡,一直睡到了公司的上层机构中,并成为其中一员。她的成功,被指责为是靠外表,在新艺术的摩天大楼逐层往上混,直到某天一举搞定位处最高层的银行总裁。


尽管自布朗的作品问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已经有不少职业女性获得职业提升,但还有很多女性依然奋斗在争取男女平等的战线上,尤其是为不公平的薪酬差距而努力。哪怕到了2012年,同样一份工作,男人可以拿全薪,女性只能拿到77%。尽管萨瓦尔在书中提到,这和他要谈的另一个问题——办公室政治学有关,且已经被证明不会轻易受立法的进步、社会压力所影响了,更不是个人的价值取向所能左右的。


且不说诸如马丁·斯科塞斯的《华尔街之狼》(2013)等电影中曾有过类似体现办公室里剑拔弩张的场面,现实中有太多诸如此类的鲜活例子了,比如苹果神话帝国的缔造者史蒂夫·乔布斯(据他的传记撰写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记载,他对手下人一向很粗暴,尽管萨瓦尔对他这点轻描淡写)和广告大亨杰伊·柴特。关于杰伊·柴特,我是从弗兰克·盖里那儿了解到他的,因为1985至1991年,弗兰克在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为“柴特-岱”公司设计西海岸联合总部大厦(俗称“双筒望远镜大楼”,因为大楼正面塑立着克雷斯·奥登伯格的一幅巨大望远镜),现在这栋大楼被谷歌占据。如果说《格间里》出现过坏老板形象,那肯定非妄自尊大的柴特莫属,他的一位高管回忆说:“他简直把人吓坏了。出了问题时,他就走来走去,跑到负责人那里抱怨,狂发牢骚并叱骂所有人。”


美国南北战争前,曼哈顿审计大楼里清一色的男性,姑且不论是否真如萨瓦尔在审计王国那一章的开篇中所认为的那样,洋溢着好基友之间机会均等的温馨氛围。毫无疑问的是,战后美国工业的增长指数和财政支撑体系,直接导致了组织管理层之间新的层级的产生,并影响了办公室生活中的所有环节。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白领”(这个词语是由厄普顿·辛克莱于1919年提出来的)在20世纪之交时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来自新诞生的军工行业工人联合会的威胁,和那些对恐怖活动无所畏惧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崛起,导致一些行业的领导层不得不采用异常手段来加强对这些白领的控制,恐吓就是他们首选的方法。


在政治恐吓与极端情绪化的氛围中,一股带着带着改革理念推动进步的暗流涌动着。也正在此时,工人运动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福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登上了历史舞台。尽管他在那个时代,被人敬仰,后来他还被视为是与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齐名的现代先知。在萨瓦尔看来,这位复杂的人物,对任何事都混淆不清,是位“狂躁症患者”。泰勒的对于工作的全部解释,都建立在他偏执而又无法证实的主观臆断之上——现代工业中的工人从本质上就是个懒鬼,他们注定完不成所安排的工作。因此,他认为要对工人实施严密的监控式管理,以防那些游手好闲者趁老板不注意偷懒。


泰勒丝毫没有考虑工人的自然人性和个人荣誉,他这种毫无底线的理论一直广泛蔓延并四处泛滥。泰勒理论能长期盛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公权力的剥夺已经从“蓝领”阶层蔓延到“白领”阶层的办公室中。哪怕现在,当你拨打“救助热线”去处理信用卡、在线支付,或其他消费投诉时,你都会听到一个声音提醒你:“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这即是泰勒强行监控员工理论的后遗症。泰勒有关监视研究的伪科学理论,最后一次被证明成谬论而遭颠覆,是在二战后西欧重新对工人类型进行分类和革新时:汽车行业的工人从泰勒的流水线生产理论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进行再创造,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格间里》的很多章节写得特别好,尤其是前面那几章对现代办公室变迁过程的追溯(自南北内战前的事务所演变而来),很容易让人想起梅尔维尔那部《巴特利,公证人:华尔街纪事》(1853)。19世纪晚期,这些现代型办公室又摇身一变出现在芝加哥和纽约市中心的摩天商业大楼里。但是萨瓦尔似乎误解了路易斯·沙利文对于组成现代办公大楼里的每“小间”办公室的功能的理解。因为,早期办公大楼的最大功能,并非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也非监控室,而是令沙利文赞赏的构成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正如植物逐步向上生长到末端已经摇曳生姿,但依然“不能忘记胚芽的伟大”!


还有,在这本书的最后几章,不知是由于时间仓促还是因为编者的疏忽,出现了几句对于菲利浦·约翰逊的评论(菲利浦·约翰逊,在1980年代是位如日中天的人物,恰逢那时,办公大楼也如春笋般崛起于世):


“在他的信念里,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由其本身特质所决定。他还提出了显性人格的理论。对于这种具显性人格的人,可以和他开诚布公地谈论某事,但是选择做朋友要很小心,因为他会把别人的事像个大喇叭似的随意散播。”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萨瓦尔对于建筑史的概述并不如对文学批评、;流行文化和社会分析准确(尽管他那句“心理学是1950年代大学里最受欢迎的专业”的断言是完全不实的,因为那股热潮早已过去)。他的书中还有一个缺憾是评价不准,比如他评论说“苏利文设计的那些大楼混沌一体,分不清楚结构”。照他的意思,任何建筑物应该分为底座、轴和主体三个部分。然而沙利文深受“布杂美术”的思想影响,一直都在刻意回避这种所谓的结构,并赋予他所设计的大楼以新的理念。


同样还是在那一章中,萨瓦尔的“摩天大楼向上”理论与密斯的“少即是多”、沙利文的“形式服从功能”理论一起陷入到三种对建筑最常见的曲解陷阱中了。他还将建筑理论家阿道夫·鲁斯定性为:“澳大利亚的一位曾不光彩地批判建筑上的装饰,如同刑事攻击的现代主义者。”他还引用鲁斯的文章《装饰与犯罪》(“Ornament und Verbrechen”)中的原文,并望文生义地认为“装饰就是犯罪”。尽管鲁斯只是认为异常行为是与图案的原初吸引力有关。他认为这种联系就如犯罪倾向和纹身的关系是一样的。更进一步说鲁斯的意思是,那些不必要的社会装饰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所需而存在。就如一战时期的维也纳,人们没必要在严竣的公共住房形势中努力证明自己有多帅气。

↑雅克·达蒂饰演的蒙塞儿·于洛出现在办公室茶歇时间的场景,1967。



除了这些误解之外,文中还有几处严重错误。比如:亨利·罗素·希区柯克是名建筑历史学家,不是一位建筑师。而1932年,由希区柯克和菲利普·约翰逊在现代艺术展览博物馆策展的展览会,题目是“国际展览”而非“国际风格”,“国际风格”只是与展览配套出版的小画册的题目。萨瓦尔还写道:“勒·柯布西耶对大面积的玻璃橱窗的热衷是他遵从原则下所作的最大贡献”,这句话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柯布西耶就十分推崇使用狭窄的带状玻璃条,而不是大面积的玻璃窗。二战后,他所设计的混凝土结构高楼比密斯设计的摩天大楼使用的玻璃少多了,而且勒·柯布西耶设计的窗子大都是带遮蔽功能、又透气的百叶窗。


有时候,萨瓦尔的文中也会冒出几句稚气未脱的精妙语句。他提到1972年到1976年间不断被媒体报道的波士顿“汉考克宫”,这栋大楼是由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共同设计的。该楼装修上的一个很大失误就是大面积使用玻璃窗,因为安装后没多久就频繁出现安全隐患。文中写道:当时楼内的很多企业不得不“把办公室搬到郊区去(可能是为了躲避城市里不断响起的玻璃掉落的声音)”,尽管萨瓦尔也知道搬迁可能更多是为节约成本。


关于纽约的世贸中心,他在书中写道:“1977年,整个城市遭到了灾难性的停电,整栋楼阴森黝暗地矗立在一团漆黑的城市之中,没有什么能比这栋楼更能让人想起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所设想的悚人场景了。”然而事实情况是,停电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曾在头版头条登出了世贸中心是曼哈顿的天际线里最亮的元素之一的报道。因为大楼里应急发电机提供的电源,停电后不久,不仅照亮了正栋建筑物的下部楼层和屋顶轮廓,并且经反光铝板的反射,整栋楼显得比周围所有的建筑都更加明亮显眼。


作者还提到了斯坦利·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1968)中那块以神秘图腾形式出现的黑石板,“这块施格兰一般的黑色巨石预示着未来的人们将会被机器所控制。”同样的画面也被建筑理论家莱茵荷德·马丁在《复杂的结构:建筑、媒体和企业空间》中借用,他在书中称库布里克的巨石象征是座抽象艺术的“里程碑”,值得罗伯特·莫里斯或唐纳德·裘德深思,也启发了IBM设计象棋大赛中的人工职能——“深蓝”时的理念:将彩色编码与拓扑结构型的黑盒子结合在了一起。


不过这样标志性事物,就是用来解释某些设想的。如曾经与库布里克合作过电影剧本的阿瑟·克拉克在设计巨石板时,原本有个更广义的,神秘而无法言说的神秘喻指。它并非要直接批判当代企业文化,也并非是对未来技术将称霸世界的前景预测。


3.


20世纪70年代,作为《进步建筑》杂志里负责室内设计板块的副主编,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开方式办公室规划的新型领域。因此,萨瓦尔的这本书里,我最先阅读的就是“开放计划”那章,因为我想知道他对于那段时间的办公室史的观点,毕竟那是我最熟悉的部分。令人满意的是,他对那段重要发展时期的概述十分精准和清晰。的确,二战后,由于那些削减成本的开发商的推崇,国际建筑界对于繁复设计风格的审美热衷已经锐减,竭力为现代白领打造的开放型办公室融入了更多的人性化设计,而且成为打造最便宜办公室的最大推动力。


这个革命性的设想以“办公区”的形式问世于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对于办公区域的重新规划是由奎克伯纳团队(该办公室设计公司最初建立在奎克波恩的汉堡郊区)提出的,但这个设想与战后德国迅速恢复生产的理念不谋而合。战后,许多战败国都沦为废墟,幸存的办公设施也被盟军占用(比如法兰克福的的汉斯·博济各的法边大楼,1928至1930年间曾是欧洲最大的办公群,但在1945年成了美国军方的军事指挥部),因此价格低廉的即兴改造十分有助于复兴德国企业。(对于那些战后的办公区域看起来像什么的疑问,可以从1979年阿诺·马瑟斯为莱纳·维纳的电影《玛丽亚·布劳恩的婚事》所做的美术设计中可以窥出个究竟,这部电影中的独立办公隔间都是用装饰性的绿色藤蔓植物隔开的。)


开放型办公室问世十年后,受到了美国办公器材制造厂的大力迎合,他们不仅制造独立的桌椅和文件柜,还促成了办公器材的系统整合。这些模块单元以“工作任务”为指导合并分区,越来越多的办公照明设备和其他基础办公设施得到更加有效的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确实更加节能,并实现了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然而20世纪中期出版的一些书中,却将办公室描绘成了扼杀灵魂的废墟,包括一些社会学的研究也这么认为。比如大卫•里斯曼、内森•格雷泽和鲁尔•丹尼著作《孤独的人群:美国人角色的变异》(1950),C•莱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以及威廉•维特的《组织内的男人》(1956),还有思罗恩•威尔逊的畅销小说《身穿灰色法兰绒的男人》(1955)……这些也许都能让美国的办公经理们正视开放型办公室的效应。这些书中,最有力的是1964年罗伯特•普罗普斯特为赫尔曼•米勒主编的那本《行动办公室》。赫尔曼•米勒公司一家密歇根州的家具制造商,这家公司最出名的是查尔斯和雷·厄马斯、乔治·纳尔逊以及野口勇于20世纪中叶的高格调设计。


普罗普斯特,一位并没有办公室规划专业背景的博学之士,坚信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办公区域一定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力。他将一个系列的家具集合在一起,创设灵活的“工作站”(就像他在“行动办公室”中所建议的那样),反对工作时一直久坐不动。因此他的设计理念中,至少包含一个站立的桌子,一个文件搁架和一个传统的办公桌。


最初《行动办公室》的广告,是用一个模糊的男性形象传达20世纪60年代办公时“动起来”的节奏理念的,但是这条商业生产线却并未取得成功。这又激发了勒普罗普斯特设计出一个修订版——《行动办公室2》(1968)。新旧版本间最大的不同,是第二版中认为独立分区办公,已经成为开放办公室中最令人反感的一面。因此《行动办公室2》的新广告中并没有人,只用了可以移动的墙,而且转动时还会留出一个很大角落,给人一种宽敞、灵活之感。


但是,这个设计没有在公司与客户之间设立一个材质方面的硬性标准,也没有考虑到家具公司会用轻薄的材料以次充好,于是市场上出现了廉价仿制品泛滥。70年代,美国经济的急速下滑和滞胀,也导致了开放式办公室不太合理却十分广泛的采用。毕竟开放式的空间可以为企业控制员工数量提供便利,也为他们迅速恢复秩序,展开新一天的工作创设条件。据萨瓦尔统计,现如今93% 的美国职员都在小隔间里工作,然而至少有60%的人不太喜欢那样的工作环境。


对于那些立方体式的工作格间,最大的抱怨主要针对无法保证隐私(有声信息方面)。早年,赫尔曼·米勒曾用收音机和流水的声音,冲淡相互间产生的噪音,然而这些响个不停的所谓背景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噪音。就像当年很多人不满“泰勒”的流水线工作理论一样,许多人觉得无法在他们自己的办公桌前对电话里的内容保密。(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建筑杂志上班,另一位在策展公司上班,每次我打电话过去时都对我说,晚点等他们回到家再打,那样谈话会更加自由也更不会受拘束)。


1989年,斯科特·亚当斯在报纸上用漫画的方式,将身在立方体格间里的办公室人员,塑造成了一个个带着厚眼镜、一无是处、和他名字一样呆头呆脑的迪尔波特白领形象。此后这一形象又频繁地出现在动画片、视频游戏和与之相关的作品中,用来讽刺那些生存在拥挤地区的人们。相形之下,与加利·特鲁多塑造的极具政治敏锐度的杜纳斯波利相比,迪尔波特脾气温和,更多的却是对现代办公室里平庸和空洞生活的绝望。虽然2008年,当经济大衰退笼罩的失业恐惧结束之后,许多人不得不为自己还能待在一块巴掌大的、姑且算作自己的小空间里感到庆幸。

↑杰伊·诺尔特的网络漫画《僵尸办公室》节选,2013。



近期网络上流行一组描绘现代企业职场之黑暗的漫画,题目叫《僵尸办公室》。这个网络营销网站打出一个口号“僵尸启示录在此,还不滚回去上班?”联系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有关僵尸的恐怖电影,现如今那些待在办公室里,曾经还能称之为人的生物们的遭遇,暗示了现如今,这些白领早就已经如行尸走肉一般(而或只是将死未死,和僵尸差不多)。这种类似的情况,以前还只是出现在部分地区,现在这种恐惧感已经遍布到美国劳动社会的各个层面了,而对于僵尸的想象也并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瞎想。尤其是,缩小格间面积,竟然也成了企业节约成本的重要手段之一(1994年,每个工人还可以拥有90平尺大小的格间,2010年竟然缩减到了75平尺)。这不得不让萨瓦尔设想今后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家里,或者在有网络的公共场合办公。


现如今,一种称作“共用工作空间”的场所成了替代常设办公机构的地方。这种公共设置并非职业介绍所,而是为一些企业给下岗的白领员工提供一个临时办公空间。在找到新工作前,能待在一个和原来工作环境差不多的地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安慰。对那些自由职业者和小生意人来说,所谓公共工作空间,比如费城的英迪大厅和密歇根大激流城的70号网通区,都是在模仿硅谷的办公室设计,比如一些拐角处或闭合门的设计(硅谷的很多办公室,都在淡化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空间意识和等级分化意识)。那些稀奇古怪、又异想天开的装修里,充斥着大量时髦的二手店商品,甚至还有兄弟会的游戏桌(桌球,乒乓,台球),似乎都在暗示着这里没有什么“朝九晚五”。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共工作空间,只收短期出租费,不像常设办公室需要支付一笔庞大的支出。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多数有关如何合理安排工作区域的理念,最初都萌发于最能代表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的高科技行业之中。萨瓦尔还提到他在访问海湾地区两家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公司——位于加州山景城的谷歌和旧金山的GitHub公司时,他发现了一种新型硅谷模式,即围栏式办公。他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帕洛阿尔托附近斯坦福大学(许多高科技行业的带头人都曾在这里学习)本科生的宿舍。通过给那些未婚的年轻男性“脑力劳动者”提供免费的服务和娱乐设施,让他们在这里轻松愉快地享受被(郊区)自然包围的休闲生活,这样做的效果比用一个个小格间更能轻而易举地让他们专注在工作岗位上。


对于那些习惯于在学校里通宵达旦地学习,并在睡醒后的每个小时都在一刻不停地与电子设备打交道的后迪尔波特一代来说,他们不会受到来自那些不断壮大的、焦虑的临时工队伍的影响,因为临时工的雇主不会为他们提供像全职员工那样的高福利(尤其是医保)。虽然这些幸运的全职工人对日渐增大的等级和贫富差距,有时也不太有免疫力(除非他们自己操纵了公司的原始股权,拥有大量的股份或除了高工资之外,公司给他们提供能的留住人心的重要资本)。


在萨瓦尔看来,他从所搜集的材料和这么些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做的研究中得到一个结论:这两个世纪以来唯一没有改变并依然存在的信念,是办公室的物质条件决定了员工的生产力。然而这常常是种错觉。对于任何办公建筑和设计来说,办公室是企业价值观的直接体现,而不是只为提高生产力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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