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 | 北伐战争中三个少为人知的侧影
整理：刘亦凡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北伐战争史就是一部无情“新君主”对无脑旧军阀的胜利史。然而，这里的三篇文章试图从别样的角度重估影响这段历史的几个少为人知的因素。
第一篇文章关注1926-1927年国共两党对反帝国主义策略的运用，向我们揭示了在派系斗争之外，两大革命政党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帝国主义情绪之间的平衡与合作。
第二篇文章从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的关系入手，勾勒了二者在两年时间内的合作与斗争线索，在蒋介石与资本家联姻的主流叙事之外，呈现了一幅更为复杂精微的关系图景。
第三篇文章聚焦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通过对惨案发生前后北京奉天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变化，澄清了日本、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北伐战争的重要影响。
派系史还是合作史？——北伐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的反帝国主义策略
整理自：Exploiting Anti-Imperialism: Popular Forces and Nation-State-Building during China’s Northern Expedition, 1926-27, Modern China, Vol. 35, No.1, 2009.
作者：Michael G. Murdock
以“四一二”事变为标志，北伐战争及其结局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都是最初志同道合的两党斗争分歧的结果。在既有研究众口一词的推波助澜下，这一强调党派之争的解释路径更进一步坐实了后人关于北伐的基本想象。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考察两党的反帝国主义策略，派系斗争或许并非北伐图景的拱顶石。
早在标志着首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决议中，两党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姿态就已昭然若揭。两党的政治宣言将“帝国主义”标定为以“武力的掠夺”、“经济的压迫”戕害中国“自由与独立”的元凶，而在1924~1925年民众反帝情绪的幕后，同样有两党不遗余力的支持，除却以资金、人力等多种方式支援了五一三运动和对英国厂家的抵制，两党还将废除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列入国民革命的纲领性目标。而在北伐进程中，反帝组织更是承担了战区罢工和干扰敌军军工厂的职责，并成为革命军接管城市后市政管理的重要支柱。
尽管如此，两党共享的反帝姿态并不就此意味着无条件将“反帝”执行到底。群众反帝激情潜含的危险与狂热，再加上联合外国发动革命战事的紧迫需求，使两党同时在“反帝”策略上分享某种保留。1926年6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开拔北伐，广州一时全城无备。在香港不断发酵的罢工浪潮下，驻港英军开始紧密战备，而另一方面，反帝情绪和毁坏教会学校的运动又在革命军新克的湖南、江西等地迅速蔓延，12月，湖南的示威者甚至延及了雅礼中学和湖南大学，而主管群众运动的中央青年部又几乎无法对外省群众形成有效控制。
在这一情势下，革命政府于12月14日召开紧急会议，从两个方面调整了反帝策略的重心。一方面，为了减少来自上海、香港方面的威胁，两党要求宣传部门揭露英国“破坏北伐战争的阴谋”，另一方面，革命政府也加强了涉及群众组织反帝言论的预审，并要求以“最大的谨慎”对待国际事件的报道。与此同时，对群众组织自身的规劝也在进行。青年部和工人部的特派员开始莅临青年与工会集会，向群众灌输革命局势的轻重缓急及其“战术问题”，而中共也开始勒令共青团干部保持节制，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革命政府与革命军成功介入了帝国主义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含混地带。伴随国民政府于1926年12月迁至武汉，大量来自广东的政工干部填入武汉的政府机关，介于内外之间的国共两党再度面临左右两难。革命党人的使命要求它们坚定地站在工人与学生一边，而管控群众运动的组织缺陷和日益扩张的军备需要，又使“基于良心行事”成为风中的神话。正如陈公博所说：“对武汉革命军备财政影响最大的就是罢工，持续低迷的市场和整日游行的工人清楚地显示了新政权秩序的混乱。”在苏联顾问卡拉齐夫的建议下，革命政府决心中止对群众运动的支持。12月6日，广州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禁止影响军工、金融、交通、公共服务的罢工活动，武汉市政府亦在同日召集中央劳工部官员，商议严格规制工会组织。
但无论革命政府如何尝试重握主动，令人忧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2月中，北方军阀结成反革命同盟。各大报纸透出的消息显示，香港方面已向奉天政权提供了一笔500万英镑的战争资金，以供其发动一场“南伐”。针对这场突发性危机，国民政府这一次选择了以牙还牙。12月19日，孙科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进行了公共演说，在“武汉市民反英运动大会”这个由200多个群众组织集合而成的临时团体配合下，对英国厂商和天主教堂的示威游行一直持续到圣诞夜，南昌、九江、芜湖、宁波等地的群众组织也在同时与武汉遥相呼应。到国民政府正式在1927年元旦宣布迁都武汉时，举国上下的舆论已经彻底倒向了武汉和广州。不仅武汉宗教界宣布效忠武汉国民政府，到2月19日，迫于内外压力的英国当局也正式与武汉政府签署了汉口租界的移交文书。
鲍罗廷的计策大获全胜，但群众的怒火并未见好就收。尽管武汉在条约签署后与英方达成了相安无事的秘密协定，但广州、重庆的工会组织仍在2月底挑起了新一轮大规模游行示威，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沪上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更在3月初发动了武装起义，脱缰的群众破坏、乃至收缴了不少英租界的公共财产，一时间，英国国内民怨沸腾，资助北方军阀的声音再度尘嚣其上。武汉的国民党领袖此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各大宣传机构也对外宣称，1926年底武汉和九江的群众运动不会在上海重演。可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上海的反帝浪潮不降反升，到4月中旬，上海工人已进一步控制了闸北的军事基地，收缴了数千支军阀武器，甚至组建了75个全新的工会。
在反帝策略上惺惺相惜的国共两党，此时终于听到了分道扬镳的号角。焦虑的国民党右翼和军队开始担心倾向左翼的武汉政府在武汉复制上海的闹剧，进而触发外国军队突袭方才进入上海的北伐军；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左翼领导则怀疑蒋介石有可能已与列强和资本家阴约瓜分上海，以削弱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威。反帝主义也就因此成为双方斗争的导火索。在前者缺席的情况下，后者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抢居正统的方式要求蒋介石及其革命军服从党的控制，而蒋介石则相继解散上海的工人武装组织、建立反共工会与之抗衡。
故事的结局就这样回到了故事的开端。4月12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的共产党人，并随之在广州、长沙、成都、湖南等地发动了对群众组织的取缔和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士兵被明令要求保证外国人士的安全与财产，到4月16日，新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向在广州的英国使馆通电表示：国民政府已经肃清了“企划非法活动的不安因素”。
尽管蒋介石发动的“白色恐怖”在英国使馆官员的眼中也属残暴迅捷，但相比两党在北伐初始短暂的几月间运用反帝主义取得的成果，这场臭名昭著的镇压只能说是一个深层次分歧触发的附带性结果。而当反帝热情撞见外部压力，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似乎只能让位于冰凉冷酷的政治逻辑。这既是在名义上建立一个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革命政治悬而未决的难题。
分赃史还是缠斗史？——1927~1929年的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
整理自：The Kuomintang Regime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1927-2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7, 1979..
作者：Parks M. Coble, Jr.
共产党进京赶考，国民党最先去“考一考”的，却是上海。多年以后，透过国民党左派凭借革命道义塑造的历史图景，人们对这场“大考”的观感，往往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篡改了国父遗教，使大资产阶级重新变为革命党的政治基础。然而，尽管国民党的迎考在总体上是一次可信的失败，但大资产阶级是否就此成为北伐和大革命的正式基础，或许仍待我们进一步的审视。
对蒋介石及其北伐军而言，上海这场大考的难度绝不亚于刺刀见红的战场。在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以前，上海就集聚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金融机构，各行各业的自治程度均为前所未有，而在由法租界、公共租界和中国管辖区交叉的“蜘蛛巢”里，各国资本家和大资产阶级织成的经济网络，更为不善或善意的来者预设了眩晕难解的迷宫。1902年创始的上海商务总会长期代表大商人的利益，与走马灯般变换的统治者分庭抗礼；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自帝清时代置办起即获得不可触犯的自主权；而从1875年开始进入上海的宁波银行家在20年代已然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上海银行协会，通过私人关系和同乡网络，他们的势力更是渗透到上海的工业、航运等核心领域。
面对这个各方资本盘根错节的考场，找准考位，本身或许就是一大难事。但对早年在上海期货圈混迹许久的蒋介石而言，寻求浙江同乡的帮助自然是最为简明的选择。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后，正值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本土的浙江银行家不仅担忧自身的经济利益，对于工人反对列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也切合他们对外国资本的不满之情，而从2月就开始筹谋与党内左翼切割的蒋介石更是对此心知肚明。本着旧日的江湖交情和相似的政治动机，双方当下一拍即合。3月29日，宁波商会与蒋介石秘密议定彼此支持，前者为蒋介石提供一笔300万银元的贷款和帮会势力的支持，后者则承诺剪除共产党和群众运动在上海的影响。
金融是一把手枪，政治则是明白何时扣动扳机。在金融家和青帮的支持下，蒋介石得以有恃无恐地发动“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人的成功清洗，使他获得了上海资本家的进一步信任，并得以用南京国民政府的信用继续筹集北伐的款项。但这一次，势头正劲的蒋介石决定不再低三下四。5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要求上海各大银行购买新政权的国债券，拒绝与拖延者都将登上国民政府的黑名单，并予以制裁警告；借由银行界支持者的运作，商务总会的上层也开始由国民党官员列席主持；为了杀鸡儆猴，蒋介石甚至不惜在公共租界伺机抓捕拒买国债者的儿子，直到他的父亲主动向国民革命事业“捐赠”一笔不菲的资金。根据美国驻沪使馆的观察，到迫于党内压力的蒋介石于8月离职，“上海的商贾已对新生的国民政府产生了极度反感”。
是年9月，由武汉和南京双方联合组成的国民政府执政上台。失去了蒋介石帮会手腕的新政府立刻发现，谨遵规则程序的征收措施根本进不了上海滩。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孙科缺乏在上海的私人联系，以致新政府亟需的战争与建设经费无处筹措，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军队支持者又在党内不遗余力地攻击新政府的无能软弱。1928年1月，与宋美龄享受了短暂新婚时光的蒋介石和宋子文一起，重新回到了南京政府的权力中心。
回到考场的蒋介石明白，唯有完成北伐，才能向世人证明自己并非只有偏安之才。在小舅子宋子文和老朋友杜玉笙的协助下，蒋介石再度对上海的资本家动用非常手段。不仅财政部针对富人制订的新税制飙升了2.5个百分点，法租界内的绑票更再次成为司空见惯的奇景，从1928年1月到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拖家带口逃离上海的富人不胜枚举。用“擅于”捕捉富人疾苦的美国使馆的话说：“看起来，蒋在上海的势力开始了新一轮官方敲诈，草木皆兵的上海很可能已经感受到1927年夏天的气息。”
不过，随着北伐军占领北京，针对上海资本家的强制与榨取策略势必难以为继。军事的阶段性胜利不仅松缓了经费上的需要，关于裁减军费的呼声也逐渐在南京抬头，而此时的宋子文也比以往更需要金融界的政治支持，以便其在党内巩固地位。1928年6月至7月间，宋子文在全国各地召开了数次基调温和的金融工作会议，并宣称政府今后将以自愿原则处理军费征收。8月，在国民党中执会第五次全会上，宋子文甚至警告：如果党内拒绝自己的军费减裁方案，国民政府将很快陷入破产的境地，而上海商贸总会则在8月6日决定向政府提交偿还贷款的最后通牒，以求配合宋子文在南京的政治攻势。
借助上海银行界的力量，宋子文的政治目的在名义上终于达成。尽管明知宋子文的计划无法成行，中执会还是同意在9月建立全国预算委员会，以求统一财政、合理支出。但宋子文没有预料到的是，上海资本家的胃口远远超过了他的设计。商贸总会不仅在9月向宋子文提出了减税要求，还在10月联合了各省商会，威胁发动一场拒绝纳税的运动。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时，上海银行界的要求已从减税进一步上升到向党内派驻商会代表。
局面已经失控，宋子文此时已不可能压制党内元老的怒火。党派与资本家之间的争端一触即发。4月22日，蒋介石授意之前安插在商贸总会内部的救国会和商民协会领袖发起进攻。两会成员以会议室使用安排不当为由，闯进商会大楼实行“武力抗议”。在禁止上海媒体报道相关消息之后，上海党部又迅即召开了一次由中小商人代表参与的联席商会，制订全新的商贸总会制度章程。尽管旧商贸总会的代表仍在南京表示强烈抗议，但在党部管控的舆论和中小商人的双重压力下，无奈木已成舟。1930年6月上海商贸总会的正式重组标志了宋子文和上海资本家的失败，而这场弥久的考试也以国民党对旧盟友的压制宣告结束。
起于街巷，败于街巷，对这几年间功败垂成的上海资本家而言，无疑是最大的政治教训。在战端频仍的年代，丧失相对军人的优势地位必然意味着自身的颠覆。而对无尽的来者而言，街头伎俩和政治手腕虽然能使强力在无法的境遇横行一时，但依赖“作弊”与豪赌是否能换来一个利泽终生的成绩，似乎也不是什么超出常人生活经验的问题。
复仇史还是合纵史？——“济南惨案”、日本与美国对中国北伐的影响
整理自：The Chinese Rediscovery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Jinan Incident as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3, No. 4, 1994.
作者：Zhitian Luo
1928年5月，开赴北京的北伐军在山东济南与日本军队狭路相逢。由于担忧北伐对其在满洲利益的损害，日本悍然袭击了济南的中国军民，导致数千名中国人死亡。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看来，“济南惨案”除了是蒋介石与国民党消极不战的力证，还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分水岭。在惨案发生以后，国民党开始将一雪济南之耻和反帝目标置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上，而蒋介石也由此幡然醒悟，从而将日本视为中国统一后的最大敌人。
然而，这些口径相似的论点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早在1926年，蒋介石就在其日记中将日本锚定为中国最大之敌，而鉴于国民革命的重大目标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同一时期武汉国民政府针对日本的亲善姿态也不过是用以平衡列强的一种表象。与苏联密切捆绑的国民政府在北伐初期对日本的政策目标，不过是期望保持日本在国民党北伐进程中的中立位置。
从北伐时期国民党对外政策的复杂理路来看，“济南惨案”或许并非其对日政策变迁的中心，尤其当我们考虑1928年中旬国民党的政治环境，对外政策重心变迁的指向在此更为明显。由于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事变”和接踵而至的宁汉合流极大削弱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外加英国势力又几近是北伐运动自始至终的大敌，在济南受到日本重创的国民党此时几乎孤立无援。对蒋介石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如要有效借助外力制约日本，唯有德国和美国可供选择。
就1928年前蒋介石的外交资源而言，德国无疑是比美国更容易争取的对象。贯穿整个1927年，武汉政府通过胡汉民的左右手伍朝枢建立的对美关系纽带不光只是一种非正式的接触，而且就南京与武汉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来看，通过武汉争取美国的支持绝非利于蒋介石的权宜之计。然而，到1928年中旬，南京与武汉的政府机构已经合并，而蒋介石本人身边也多出了一些关于美国的决定性因素。夫人宋美龄和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自然毋需多言，曾任北洋政府驻华盛顿会议的顾问黄郛此时也担任政府的外交部长。再加上1928年4月、英方大使在与黄郛磋商保护英国利益的过程中，已向其建议早日考虑与美国建立外交联系，在1928年中旬转向美国无疑是更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不过，蒋介石并不是美国在中国唯一的潜在盟友。由于日本拒绝公开承认把持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国家领袖的地位、并谋求在国民党攻克北京之前与张签订割让满洲的条约，张作霖在1927年邀请美国背景深厚的顾维钧入阁，并派出干将杨宇霆赴美同海军官员接洽，以求通过引入美国军事援助，起到制约日本的功效。尽管杨宇霆当场向美国海军提出对华售卖军舰的要求过于唐突、未能成行，但就济南惨案爆发前南北双方的姿态而言，奉天政权无疑更胜一筹。
事实上，直到惨案发生，蒋介石规避其行军路线与日本冲突的方式始终是殷切的怀柔。1928年3月，蒋介石在上海多次宴请日本官员与记者，并派遣张群访日磋商相关事宜。但5月3日大规模冲突的最终爆发使蒋介石终于领悟，不可避免的中日冲突远比他想象中的来得要早。尽管北伐军在5月中旬分兵南北两路，而蒋介石率其精锐退守徐州，但惨案之后一边倒的舆论和政治环境，已令这场伤痛的革命轮廓明晰。
在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已接近京津地区。在北京，四面楚歌、同时怀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张作霖此时断然决定和日本人翻脸。5月9日，就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这一天，张作霖公开表示了对日本的强硬立场，同时，出于之后重整旧部、返回东北的考虑，他下令撤出奉军在山东的部分部队，以便继续北上的北伐军与日本周旋。在南京，蒋介石一方面派出特使与张作霖接洽、商讨统一事宜，另一方面则发动国民党宣传机构将对日本的控诉扩展为国际性事件。
转折终于在此刻降临。5月10日，无从依附的南京政府正式接洽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其居中调停济南惨案的后续事项。根据蒋介石的筹划，国民党在济南事件国际化的基础上与美国的接洽，必将使日本在山东投鼠忌器，再加上日本在满洲的存在对美国利益也产生了巨大威胁，蒋介石推断：美国有可能进一步入局，支持道义与胜券在手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日本在国联中的干涉致使美方惮于迅速回应蒋介石的调停请求，但一年前日本在南满铁路贷款问题上的过节和眼下国民党席卷中国的大势，还是令蒋介石的构想成为了现实。美国国务院在权衡了利弊得失后得出结论：中国唯有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美国在远东抗衡日本和苏联的盟友，而目前看来，最有可能在长期内实现统一的政治派系无疑是占据了道义和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很快，新任外交部长的耶鲁毕业生王正廷就和美方代表共同拟定了一份密约，双方约定：待国民党统一全国之后，美国将承认其外交地位，并归还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国民党则承诺给予美方最惠国待遇。前者使国民党和美国双方都能沾有道义上的荣光，而后者则是张作霖的奉天政府多年拒议的条件。
至此为止，尽管国民党政权与美国在济南惨案上的合作仍然是一次权宜性的媾和，但两国特殊关系的雏形已经浮出水面。在国民党无路可走的情形下，美国成功先于其他大国单方面确保了日后的在华利益，而国民党和蒋介石则争取到了一位足以抗衡“中国最大之敌”的同道。从这对仓促结伴的同道在后来岁月中的分合来看，二者的相异之处或许远远多于同袍之泽，双方在济南惨案前后权变行宜的行事方式也屡屡成为之后两国关系的范例，但或许让它们都更为欣慰的是，日本这位愤怒的邻人一直保持了与世界为敌的强硬姿态。在这个意义上，北伐不仅是现代中国基本框架的廓清者，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格局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