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政治：西非“性罢工”
撰文：戴潍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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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把一团冻雪投进身体匣子。里面是夜——
千家万户的灯盏这时消失，只剩子宫里的那一盏
亮着。沉默在集结，战斗的身体。
今夜所有邻人家中，姐妹罢工都在进行
对丈夫对情人对男友对客人
油彩顶在头上——
我爱顶嘴的非洲小妞，
这一刻不要与男人为敌，否则国家经济就要崩溃
不要没休止的殖民过去，只怪那鲸鱼须没锁紧你
权力，像一枚小图章，把每一个角落
无微不至地糟蹋——
身份证上是一个陌生人，枕边是另一个
你的道路不在你身上，我选举的不是我自己
真相的天空我们够不着，只拥有这个沉甸甸的夜
光，停落在一些凸起的塔尖。世界——
只剩下各种各样的沉默
多哥的男人们大概永远无法忘记那黑暗又荒唐的一周。一连七天，国境线内，家家户户都在真实上演古希腊喜剧《吕西斯特拉忒》中的桥段；星空下的每座屋檐下，暗夜里的较量默契进行；就连专业领域---妓院，也义不容辞地加入了这场最小成本的革命。阿梅甘维的姐妹组织提前把钱付给妓女，以弥补她们在全国“性罢工”中的经济损失。她们的利比里亚前辈曾成功运用此法，结束了长达14年的内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利比里亚反战作家莱伊曼.古博韦，在2002年带头发起了“性罢工”，呼吁暴力和内乱一天不结束，利比里亚妇女们就一天不松开夹紧的双腿。
无独有偶，在哥伦比亚匪帮聚集的中西部城市佩雷拉，黑帮成员的妻子们曾联合发出最后通牒：放下武器或者放弃性生活；在非洲的喀麦隆，女人们以耗时三个月的性罢工，耗尽了丈夫们对农业生产的坐视不理；在肯尼亚，妇女们甚至拉总理老婆入伙，以“性”为要挟，平息了总统和总理间的派系斗争；在马德里，西班牙的交际名媛们勒紧裙裾，直至银行家们履行责任，为陷入困境的穷人提供更多贷款。
裙裾里的革命，打破了人们对革命乌托邦式的理解，连反对者批判的声音都暗含猥亵，可姐妹们的抗议却正大光明的推进着。这次，她们的目标是总统福雷。2012年8月，伊莎贝尔.阿梅甘维在全国组织发起为期一周的“性罢工”，要求释放先前被拘禁的示威青年，并要一举废除国民议会提出的选举法新条例。福雷·纳辛贝，这位多哥前总统埃亚德马唯一从政的儿子，正是这项“福雷特供”的选举法，促成了他的总统连任。如同90年代萨达姆的头像充斥伊拉克的街头巷尾，多哥的广场、宾馆、学校、民宅，没有一处漏掉了福雷的尊容。他红光满面的肖像，戳遍多哥的每寸国土。
这位违宪上任的前总统之子，曾用催泪瓦斯赶走了街头的反对派，却赶不走被窝里的反对派。
“世袭制一点都不性感！”“我们有许多手段让男人明白，多哥妇女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在生活里当不了丈夫，在床上也别想当丈夫！”说这些话的正是“让我们拯救多哥”妇女组织的精神领袖阿梅甘维。阿梅甘维，一个让多哥男人一听就阳萎的名字，和全世界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一样，时刻招呼着来自四面八方最丑陋的刻画：“对她来说罢工当然容易，她自已反正没有男人一块儿生活”；“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是在渎神！”
罢工那周，整个多哥国彷佛守了一场漫长的斋戒。斋戒过后，大地上再次掀起一轮轮滚烫的报复和非议。女权主义从来都不是女人一同反对男人的战争；同样，战争的受害者也从来不只是男性。一轮大月亮软塌塌地升上天。非洲的月亮，似乎是专职帮大地降温用的。凉月下，我和一群非洲棉商谈天时说起明天将同阿梅甘维在贝村会面。直率的黑人兄弟们立时皱起了滑稽的眉头，他们有人找来登载她消息的报纸，不过从她频繁刊出的相片看，表情总是毫无歉意。
第二天，我在多哥人权联盟（LTDH）楼下的露天咖啡店见到了阿梅甘维。她斜裹着一袭酱红色印花长袍，庞大的身子铺在椅上，华丽丽像一座沙发。皮肤黝黑光泽如一匹闪亮的骏马。椰林的风带来了不远处多礁湖上鼓躁的气息，空气中混合着树木的汁液，咖啡，可可和磷矿石的味道。阿梅甘维坐在那里，似在孕育自已，紧实而富弹性的肌肉下，大地之母的能量在涌动奔腾，大概只有非洲这片“天堂的郊区”才会出产这样富饶的身体。
现在，她们用这身体战斗，在最私人的领域，掀起一场最公共的革命。
我拉开她对面的白色塑料椅，在一大块伞状的云团下坐好，随处可见的小晰蝎在我们脚边自由蹦跳。
“他们说女权主义者都憎恨男人，与男人为敌。天哪，我们热爱男人！只不过，有时候要想办法让他们冷静下来，你知道热带草原气候叫人容易冲动犯错。”她一边搅拌着泡沫丰盛的咖啡，一边道，“姐妹罢工，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恢复理智。”
“可你有没有想过，剥夺原始的欢愉，是性的法西斯主义？”尽管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但我还不打算和各种奇怪的女权分子革命亲人般一拍即合。
她这时递过来一根儿“阿洛美”，解救我被芒果嵌得不堪的门牙，那是多哥特有的一种小树枝，截下一段放到嘴里，树枝纤维会在唾液浸泡下裂开，当地人用它刷牙。阿梅甘维突然谈起了子宫的神秘及其黑洞空间，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部分。这位律师出身，精通从避孕套到选票的全套妇女革命史的黑色女人，从身体里找出一条密径，这条密径直通公共事务，政治生活，甚至总统。
“身体是永久的政治博弈场”，她道，“重新拥有女性的身体，可以给人类带来极为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比社会革命可能还要彻底。你得知道，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区，女人可动用的资源都非常有限。我们的方式干净且直接。”
我还是忍不住问阿梅甘维，倘若形势所逼，她会不会和她一直效仿的民意领袖莱伊曼.古博韦一样，以公共场合脱衣全裸作为要挟。毕竟她们是非洲的莫言、季莫申科，与娱乐艳星有云泥之别。阿梅甘维并没有回答，只抱之以意味深长的一笑，过了一会儿，她颇为韬略且神秘地说：“性罢工才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会有第二步。”
1961年9月，阿梅甘维出生在多哥第三大城市帕利梅，在家中八个孩子里排行老六。时间是天然的隐喻。胜利女神清点她的战士上场，数到了阿梅甘维。就在同一年，刚刚独立的多哥组建起了自己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在这个拥有41个部落，居民百分之七十信奉拜物教的国家，像阿梅甘维那样的基督教家庭显得颇为时髦、洋气。她从洛美福音公立小学，一路念到洛美圣母院使徒中学，从没离开过单纯的基督教环境，也无怪她从政以后加入多哥基督教长老教会。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是多哥民主开放的短暂花期，花季里的阿梅甘维彼时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一大读书期间，她左手孟德斯鸠《法的精神》，右手贝尔·胡克斯的女权理论。塞纳河边的她，顶着一头混合福建商人出售的假发纤维编织成的密集细辫，和曾经的殖民者后代们激烈地讨论女权主义的法律方法和理性实践。她想念起曾为黑奴的祖母和嬷嬷。谁能相信，她们曾是旧世界里最自在的女人！当欧洲淑女被鲸骨紧身衣压迫得肋骨变形、内脏萎缩，日本仕女低眉顺眼忍受宽腰带，缅甸女子被无休止增加的颈环扯得肌肉撕拉，中国的三寸金莲们颤颤巍巍行将摔倒时，非洲女人们依然享受着对富饶身体的崇拜。
就在世界各地的女性挑战身材的极限运动时，非洲的祖母们坐在门口的太阳芯子里，一面哄孩子，一面哼唱谣曲：“我是个又大又胖的妈妈，满身都是肉直晃荡，我一晃荡，瘦骨嶙峋的女人就没了家”。
只是，她们摇篮里的孩子多半是白人小主子。
谁又能想象，在马丁路德金高喊“我有一个梦想”近五十年后，当我来到依然贫瘠的多哥，当地许多法国人仍旧坚持不与黑人随从同桌进餐。老爷们迈入“高档”餐厅，黑人禁止入内。别担心，他们来不及寂寞就找到了同伴——同在餐厅用餐的白人撂在门外的伙计——黑人小伙们淡定地在门外墙根一溜儿排开。
祖母们侥幸逃脱文明世界的审美侵犯，仅仅因为，在殖民者眼里，她们没有性别——“在每一个无性别的黑人杰迈玛大婶身边，都有一个禁锢于女人味中的安小姐。”
阿梅甘维知道，黑人妇女们要争取分享的绝不是第三世界的贫困与歧视。女权不只是目标，也是创造机会的工具。在扩大化的女权主义定义里，她需要为一个社会的完整性奋斗。她决定回到洛美，攻读法律硕士，同时涉足政治。1994年10月，阿梅甘维作为一名律师正式上岗；彼时，同在非洲大陆上的卢旺达，女人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已经过半，这在全世界都是女性参政议政的最高纪录。刚刚结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得男性数量锐减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女人不得不崛起顶上。那时间，阿梅甘维平日在法院工作，周末就去兼职做志愿者，给异见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她加入了妇女协会，集体人权防御协会，多哥人权联盟，多哥基督教长老教会等多个团体。因其精通法律，投入大牢的政治犯、冲击警察局的学生、越轨的记者、积极的人权活动家都能指望得上她。她的体型日趋接近祖母，她渐渐成为了庇护异议者的“大母神”——是的，阿梅甘维丰饶的形象让我不止一次联想起简帛甲金当中“母”的痕迹，久远辉煌的母系氏族。尽管那是存在于汉文明中的母系传承，但她们确有相通之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阿梅甘维的工作开始与集体民主反对派发生关联，她甚至参与了研究多哥民主化进程框架的全国会议。
随后，她野心勃勃加入创建联盟（UFC），担任起副秘书长和副主席职务。2007年，在联盟党派的簇拥下，阿梅甘维当选多哥国民议会议员。她激进的政治主张和高贵的愤怒，很快为她赚来了“歇斯底里”的标签。她像一个精力充沛的母亲，毫不疲惫、不惜代价地要在一个新兴国家孕育出更高质量的人民。
三年以后，多哥爆发激烈的国内危机。阿梅甘维遭到严重排挤，从议会下台，开始了她“内在的流亡”。
“歇斯底里”一词源于希腊文hysteros，意为子宫。19世纪的精神病学，曾将歇斯底里定位为一种子宫的疾病。难堪的是，这样的谬见一直遗传至二十一世纪的顽固头脑。这个一再被贴上“歇斯底里”标签的女人，从议会出走后，联合创建联盟（UFC）的绝大部分骨干，带领民众再度创立了全国变革联盟（ANC）。不久，她在洛美的千人集会上号召发起令世界咋舌的“性罢工”，经由病灶践行女权主义诞生之初的宗旨：私人的，就是政治的！
西方女权打响的第一炮是性解放，开发感官，打破禁忌；到了中国，两性文化就不光是禁忌的问题，它更像一宗秘传的法门。如福柯所言，只有东方存在“性的艺术”；而非洲却让我们吃惊地看到，“性”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如何改变着动乱中的国家。在西方，女权主义日渐萎缩进教科书和人权会议；在非洲，轰轰烈烈的运动却刚刚来临。
十二月的一天，在去大使馆的路上，司机突然停下车，说走不了了。我和同事下车一看，道路被垒起的石块封堵了，不远处，一大片身着红衫的女人们冲向千人广场。这些“恐怖的美人”焚烧轮胎、激声抗议，她们不少人手中还高举着裹上胶带的玫瑰花——这种蔷薇科灌木的生殖器。“性罢工”，远未终结！女人们把广场都铺红了。她们情绪愤怒，脸上涂画油彩，为首拿着扩音器的正是阿梅甘维！司机说，这已经是第二次“红色游行”了，9月20号就有过一回，目标还是让总统下台。原来这就是阿梅甘维所说的两步走策略中的“第二步”。她现在担任副主席的全国变革联盟，已经成为多哥主要的反对党。
在非洲很多地区，女性已逐步形成与男性平行的领导力。她们日渐成为制度和规则的生产主体，而不仅仅甘于充当商业文明中的消费主体。第三世界女权主义首先需要选择的，是文明的容器。多哥这个仅有600万人口的小国，还相当于中国70年代的发展水平。走在狭窄不平的街道上，两侧的民宅并没有京城家具卖场里标榜的非洲风情。八十年代开放以来，中国人用花样翻新的义乌小商品持续布道，黑人小贩们如今也开始学会在杂木上喷刷黑漆冒充上等的乌木。在洛美的“商业区”，不时会有自称“艺术家”的年轻小伙从身后快步追上，截住你——这种时候我会萌生出回到王府井的错觉。他们拉住你，用词汇有限的商务英语向你推销自己的作品，通常是几幅画，或者几桩雕刻。你敷衍地抬眼看看，布施般把手插进零钱包，可就在这时你的眼被刺痛了，你看见了真正的艺术——赞美神灵的艺术。他们的神灵不用天天在佛龛上坐班，神随时随地与子民心心相印。旧世界的艺术是圆满神性的颂扬，奥斯维辛之后，整全的人性破碎了，现代派是渎神的艺术。可就在这条龌龊的小路上，你不经意间，在小贩堆里遭遇了古典艺术家的光芒。他们会很为难地跟你开个天价，然后不断解释这件作品花去了他太多时间。他们的天价，你只需点上几张花钞票就能付上。这些钞票面值动辄几万。自从加入西非共同体，多哥就开始使用这一中国银行至今无法兑换的币种——西非法郎。回京后，我剩下的一摞花不出去又兑不出来的红绿钞票，至今安静地躺在抽屉深处，像一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缤纷邮票。那些不明身份的“发件者”，诱引着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开垦。多哥的朋友告诉我，阿梅甘维在第二年的议会选举中重新当选，现在是国民议会团主席。
有时候我觉得，女权主义真像一门邪教，率先获得启蒙的女性会变得异常悍勇，心怀死忠意志坚定，加入人类史上“最漫长的革命”的远征军。她们的思想跑在伦理和道德的边疆上，她们的世界建立在新的定义上，她们可以做出的牺牲超乎想象——她们宁可把自己的生活活砸！阿梅甘维似乎成了她本人理论的人肉武器。她很早就当上了单身妈妈，有一个在民权呐喊和女权奔走呼号声中成长起来的女儿。多年来，围绕在她生活里的男人，不是战友就是对手。
身为女权主义者，阿梅甘维却是个保守的女人。上帝并不总把最僭越的头脑和最冒险的身体搭配在一起。然而，对女性身体的“消极运用”或许比“积极运用”更极端更本质。这些皮肤像上了釉的非洲妇女弄出的性罢工，并不像人们嘲笑的那么天真荒谬，她们革命者般忠贞的姐妹同心，有着这个世界被资本污染前的心灵质地。中国妇女的上一次团结协作还是20世纪20年代，纱厂女工联合起来不缠足、抗婚、欢迎生女孩。而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我们以西方女权主义为标杆，坚信经济与女权程度的正相关性，却很少留心我们黑色姐妹取得的成绩：她们从家庭一路顶嘴到议会——在这个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地区，08奥运会才实现奖牌零突破的重债穷国，本届政府28名部长中竟有7名是女性。
尽管违宪的总统并未因此下台，但至少多哥女人清晰彻底地表达了她们的意愿。她们的发声器官和这片活力四射的土地一样健全通畅。奔走在太阳下的，全是一个个果子般熟透的身体，万物的新陈代谢正加速进行，欲望会来得急如飓风。在一个极少体会压抑的年轻社会，罢工才有可能奏效。人们单纯热烈，面孔上迸发出的快乐能量感人至深，我惊讶于他们身上单纯的动物性，一种比经济更强大的驱动力！我开始不懂什么才算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最后一次见到阿梅甘维，是在多哥农业部办公楼的等候厅，她夹着厚重的文件袋挤在密密的人群里。在多哥只要你愿意排队，就可以面见部长。阿梅甘维前来递交一份关于保护种植业妇女权益的提案。我们在窄小的走道里打了招呼。我瞥见她的黄色文件袋封皮上，印着当年女议员凯瑟琳呼吁在民权法案上添加性别准则时的名辩——
“我们比你们更坚持，我们比你们更长寿，我们一直把你们困扰至死。”
2013.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