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译者蓝诗玲：他面对着两种力量的撕裂

撰文、采访、翻译：Jacqueline W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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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8辑）不应该被遗忘的鲁迅》，各大书店和网络书店有售。

鲁迅1927年到达广州，在中山大学工作。他在《而已集》的一封通信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不料实际主持校务的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客朱家骅接着说，鲁迅太谦虚，就鲁迅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

鲁迅在他去世后的近八十年间被戴上了各种帽子，他的文字成为了各种主义架构的流动载体：他是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他是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他是旧式体系的继承者，他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是一个孤立于绝对中的自我，一个或明或暗的讽喻，一个被他者封为圣人（canonize）的偶像破坏者。若从罗兰·巴特的角度来看，作者作为一个失去声音的象征物，鲁迅既无法“阵亡”，也必然“阵亡”——阵亡在这噼噼啪啪中，也存活在这噼噼啪啪中，唇齿间的生前与口号中的生后并无太大差别。

与弟弟周作人对作者个体身份的明确推崇不同，鲁迅始终在集体意识与个人主义、公共的语言与私人的语言之间的互相作用中焦虑。或许鲁迅对简化的拒绝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中的艰涩难懂正是来源于此。他并未有完全摈弃传统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而是将文字本身变为不同力量激斗融合（或不融合）的战场，将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 分开, 从而在单纯的新旧、中西的维度之外寻找其他可能性。

鲁迅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他对“硬译”（或“死译”）的坚持来自忠于文字本身，而非服务于固态的解读。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这是鲁迅对于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的看法。然而，在文学作品如此专注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五四时期，主张现实主义的鲁迅作品仍然被魔幻与唯美主义牵动，而非单纯将其作为空虚的讽刺载体。野草中的梦在那个最好的和最坏的时代，既智慧也愚蠢的时代，鲁迅既是激烈虔诚的参与者，亦是冷静超然的观察者，在抨击旧式儒家偶像的同时，也对新式启蒙偶像着保持怀疑 。正如梁实秋在与鲁迅的争辩中所质疑的：“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鲁迅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充满了矛盾，他是破坏者，也是铸造者。在收录于《两地书》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距《呐喊》出版已有将近一个世纪，同当时一样，今天的中国仍然积极融入全球文化，又焦虑于民族文化的身份与定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自身的种种不公与矛盾，鲁迅或许正是通过“一把旧椅子”的争夺体会到了惊人的历史循环。就鲁迅的各种影响与矛盾，我采访了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的蓝诗玲（Julia Lovell）博士。她研究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是《文化资本的政治角力：中国追求诺贝尔文学奖》《长城：中国面对世界》和《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等书的作者。除了企鹅经典于2009 年出版的《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以外，她的译作还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朱文的 《我爱美元》以及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访谈以英文信件的方式完成，后翻译为中文。）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食人”是鲁迅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如果说拒绝轻易被食用、吞咽是西方现代派诗歌面对机械化、便捷化的反应性特征的话，它是否也体现在了鲁迅对于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上？它是否又与鲁迅对白话的支持与对文言的疏远有关？

蓝诗玲（以下简称“蓝”）：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正如伊娃·周（Eva Zhou）的研究表明，鲁迅最早探索食人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于他的当代读者而言应当是相当混乱难解的。其中的思想至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被广为传阅与理解，就算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中也是如此。鲁迅还主张所谓的“硬译”，既将外语结构引进中文里，就算最终结果是相当莫名，不搭调的语言。这一切都与五四时期白话小说最核心的矛盾有关。一方面，这一代的作家希望通过使用白话来创作“属于人民”的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却也不屑于现有的流行白话小说（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而因此创造了一种新的欧化的白话，它对于未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人来说艰涩难懂。因此，瞿秋白在30 年代就开始忧虑地意识到，新式白话小说似乎并没有大受“群众” 的欢迎。

东：在鲁迅的诸多作品，如《药》和《狂人日记》中，疾病这一象征频频出现。您认为在鲁迅的文字下固化的“国民性”究竟是“治疗的”还是“传染的”，“自然的”或是“人造的”？

蓝：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病理化（他所认为的）中国人的缺陷，并由此而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和孙中山，这两位现代中国病灶的理论者，都接受了医学方面的教育。）鲁迅至今仍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尊严的标杆，国民性在他看来是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他的威望与影响也因此将文学与民族性的病灶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很难高估他的信念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识的渗透程度。正如刘禾所说，医学和解剖学作为比喻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这揭示了中国和中国文学存有根本性的障碍或缺陷的同时，也彰显了文学工作者在此大背景下的治愈力。

尽管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尤其强烈，这些思想也萌芽于贯穿19 世纪的更为广泛的高度自我批判性思维。最晚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开始，有影响力的中国评论家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批判辛辣程度就不亚于对国人本身。在20世纪之交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吸收了帝国主义认为中国人具有种族性缺陷的看法，从而导致文化改革、启蒙运动大都建立在了治疗患病的国民性上。

东：在您的《文化资本的政治角力：中国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一书中，现代化被定义为“与如科学、资本主义等物质发展紧密相连”，而现代性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观，根植于进步、运动、不可重复的时间、创意与独特性等理念里。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对他们分别（或许不同的）的态度会是什么？

蓝：我认为对于现代性的定义还应该加上：价值观、常识以及所谓“传统”的转变，所带来的对过去的不确定。鲁迅现代性重要的一面即是面对两种力量的撕裂。一边是自小受到的传统教育（并通过读书与做研究持续到了他成年之后），另一边是他对改变中国文化的渴望。这在《故事新编》中的躁动中最为明显：当他看向中国过去的文学资源时，他的思绪却一再回到当前，在伪装下侵入他古老的创作背景。

东：农村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处于怎样的位置？《阿Q 正传》和《祥林嫂》中描绘的农村生活似乎与《社戏》和《故乡》颇有不同。尽管鲁迅反乌托邦版本的农村生活更为人知，他的作品是否也揭示了中国农村传统生活更为母性、超验主义的一面？

蓝：在提出的例子中，反差主要来源于叙事者年龄上的区别。在《社戏》中，故事是由一个孩童式的角度讲述的，单纯地感受在路途上的喜悦。在其他三个故事里，叙事始终携带了成年人阶层性的内疚，一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无能为力的内疚。

东：贫民、女性等边缘人大多被中国古典文学忽视，鲁迅对他们的演绎与代表与钟雪萍所提出的中国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情结”又有怎样的关系？

蓝：自我第一次接触到钟雪萍关于“男性边缘化情结”的理念，就非常感兴趣。我在这里简化一下她的想法。她认为， 20世纪80年代的男性作家的文化宣言揭示了他们意识到他们相对于政治中心的边缘化。然而，他们并没有通过这种边缘化来寻找和欣赏相反的诸多可能性，反而认为应当顺势将中国文化“真实身份”的中心移植到他们所在的边缘。

那么，这样看的话，鲁迅是否是一个暗藏的文学民族主义者呢？他鲜明的反传统倾向以及强烈的怀疑态度让这不太可能。然而作为文坛的一个极好辩又有时尖刻的参与者，他也焦虑于自己的名气与他自20 年代起逐渐承担的名人与文学领袖的位置。我认为他非常想在中国文坛上扮演一个“中心”角色。塞英·孙（Sun Sinyin）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就鲁迅的个性与行为的这一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探讨。

东：您如何看待鲁迅作品对性别与性的处理？

蓝：它们在《彷徨》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尤其是《幸福的家庭》《肥皂》以及《纪念刘和珍君》。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依旧是辛辣尖刻、复杂但也富有同情。他的立场是直截了当的女权主义：他已经准备好了要揭露与他同期的中国男人的虚伪，尤其是那么自称所谓“现代”的男人们。然而，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他的女权主义思想总是通过他的男性角色表达出来。总的来说，他不怎么尝试去描绘缔造强势复杂的女性形象。

东：您认为鲁迅对于今天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蓝：他简洁、高度打磨的文字本身以及它们所表达的强烈的道德复杂性和模糊性仍然为当今的作者在语言的经济性和小说架构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对于更广泛的学术界而言，他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中批判、反叛的传统。任何想要了解20世纪笼罩在中国的绝望感的读者或许应该先从鲁迅的短篇小说开始。

东：现实主义与魔幻主义，解放民族与个体意识的反思，这些矛盾的力量在鲁迅笔下如何融合？

蓝：我不认为它们之间真正融汇妥协了，而仅是矛盾地共存。这个矛盾的解决方案或许不在于费解于它们之间的合理性，而是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者和实践者本身存在诸多的不一致。这个悖论正是让20 世纪中国文学如此有趣复杂，并拥有如此多激烈辩论的原因之一。20 世纪见证了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的强烈不确定性：文学究竟应该代表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还是受过教育的精英？它究竟应该代表民族集体，抑或是个人意识？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我们看到以上一些矛盾的力量和思想作祟。

东：日本、俄罗斯和西方给鲁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作为翻译家，他所翻译的作品和作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蓝：他与日本的关系自他留学并在那里尝试启动他的文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也建立了深刻的友谊。据我所知，鲁迅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用日文写的，让人去叫医生。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深入地探索了俄国马克思理论。当然，起码在题目上，他的《狂人日记》来源于果戈里的同名小说。鲁迅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读者。如秦乃瑞（John Chinnery）和帕特里克·韩南﹙Patrick Hanan）等学者都探讨了欧洲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国际化读书视野的痕迹散布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既有波兰显克微支的讽刺，又有因为翻译俄国安特列夫怪诞而更为精致化的象征主义。他甚至曾经建议过中国的年轻人，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

东：您认为早期鲁迅和晚期鲁迅在内容，风格与形式方面有哪些不同？爱德华• 萨义德在《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中谈道：“晚期性即是，到最后，意识清晰、饱含回忆并且也（不可思议地）清醒地感知到了‘当下’。”这是否也反映在鲁迅创作生涯最后期的作品中，如《离婚》？

蓝：《呐喊》与《彷徨》之间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呐喊》中是最直接的愤怒，这表现在对于角色和状况的选择和划分中。我认为《彷徨》更安静、更悲伤一些。道德上的矛盾摇摆，总的来说，表现得更为微妙。《离婚》的视觉强度似乎很好地诠释了萨义德的话。但也正如萨义德所说，鲁迅依然通过那些他晚期所写的关于当代文学和政治争论的杂文始终坚定停留于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