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1944，采访延安文艺界人士

撰文：赵超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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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7月间，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访团赴延安采访，采写了全程见闻。本文记述了记者团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情形。

因为谈到了延安作家的生活，不妨带便叙一叙6月26日延安文化界座谈会的情形。

那天的座谈会，可与14日文化沟的群众大会先后辉映。延安当局在14日的大会中教我们看一看延安群众的“颜色”；而在文化座谈会中，则把延安作家的战斗情绪充分表现给我们看了。

那天情形有如戏剧，主演人是吴伯箫和艾青，配角是肖军。作为一幕戏剧来看，主要的观客是外国记者，并非中国记者。

闲话少说，让我把那天的情形依次叙下去：

在步入边区银行的大楼时，我们看见，已有40来位作家们在场了。边区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吴玉章先生，是那天的首席主人，也已到场等候我们。

起初是很轻松的自由谈话。中国记者纷纷找他们所要找的人。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满场都是照例的客气话。

柯伯年先生首先为我介绍丁玲。

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军服，声音宏亮，“有一点象女人”。

在朱副长官的园会中，我曾向邓颖超先生谈起过丁玲和陈波儿。因此，在其后数日的边区政府宴会上，主人方面就把她们两位排在我一席内，但是她们都没有到。这事丁玲也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客气话从此事开端。丁玲说明，因为那天下雨水涨，过不了河。

然后轮到我问话，我就说了“有什么新作品没有?很想拜读拜读!”这问题，费了她5分钟的解释，说是为了“学习”，一年来很少写作。末了，她反问我对边区的文艺“有什么观感”？

我率直地说：“我感觉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为了这句话，她又作了5分钟的解释，总其言，是“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

这时，包围丁玲的人多起来了，我便转到隔座去和陈学昭女士谈话。

陈学昭女士脸容丰腴，鬓发修整，很别致的装束(白羊毛背心外加“茄克”，西装裤，青布鞋)。态度娴雅。一口缓慢而清晰的上海话，依然带一点“巴黎回来的女绅士”的风度。

她首先以迫切的态度询问重庆许多朋友的情形，可惜我于她的重庆朋友竟是一位也不认识，使她非常失望。然后她以低缓的音调，叙述着延安作家的生活，我突然发问，“你是学过西洋文艺的，你满意于共产党这边关于文艺的简单理论么?”

她避开了文艺理论，只是披沥她自已的心境道：“我是学文艺的，当初很想在国内干些文艺工作，但是回国以后，发现我所学的对于多数人毫无作用，我希望文艺对民众能发生改善生活的效果。后来证明这是梦想。因此，我才觉得在求精美的作品以前，有先求通俗与普及的必要。我是因为这样，才断然抛弃了过去所学的。”

我表示所谓通俗与普及，不过是托尔斯泰平民文艺的推绎，而依我的意见，这种理论未免过于功利主义了。倘依这个标准，则如国内有许多作家的许多作品，显然是不适合大众的，“你们将给他们怎样的估价呢?”

她说，那些作品不必为大众所理解，却可以作为“文艺干部”的营养，所以“我们仍应给以很高的估价”。

我知道，相互的说服是不可能的。在我抬头思索应当如何换一个题目来谈下去的时候，一眼看见另一边门旁有一个军装的男子，面目黧黑，瘦削。转着小小的眼睛，一声不响的枯坐着。学昭女士告诉我，那就是成仿吾，刚从晋冀察来的。

料不到这个打铁匠似的人，就是创造社老将之一的成仿吾。没有经过介绍，我就找他去了。我知道他久已放弃了文艺工作，也就不谈这些。他谈了些晋冀察那边的教育和通过敌区的情形。因为他正是那边联大的校长。他问起郭沫若先生和最近的作品。他说，除了一本《屈原》，其余的都未拜读，他希望有机会读到其余作品。

这时，吴玉章先生站起来报告，要把大家分别介绍一下。他介绍延安的作家，我们的领队谢保樵先生介绍记者团。介绍之中，我听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欧阳山，柯仲平。张庚等，然而人太多了，无从一一请教。

接着，吴先生颤巍巍地致欢迎词，他是共党五老之一，灰白的头发，清秀的容貌，前几天就扶杖来访问过我们的。他致力于拉丁化的“新文字”，也是延安文化界的最高领导人。他说完了话，柯仲平先生起来报告边区文化运动的概况。随后，丁玲女士也上场了。

丁玲红着脸孔说，有人问她新作品何以如此之少，而疑心到她的写作受了妨碍，事实并不如此，她是觉得从前的作品不适于现在的新环境，所以还需要学习新的写法。于是，她报告了一段过去的文艺活动，以证明她的写作是随意的。

当然，她的话并不象我所记载的这样老实与简单。事实上她是起来为这一幕戏剧致开场白。开场白完毕，“斗争”剧揭幕了。

第一位上场的主角是吴伯箫。气势昂昂地，声明他每天“照常吃三餐饭，而且是毛纺的突击手”。

第二位上场的是诗人艾青，长着一副失眠诗人的面孔，睁大了红眼睛，愤愤地声明他在边区很受尊敬，是被聘请的“边区参议会议员”。

他们说了许多许多的话，一句一句，由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先生译成英语，供给外国记者们记录。

我们中国记者们只是冷静的听着，我知道他们正象一个发脾气的孩子，非要让他尽情发完了脾气，是不会停止的。我同时知道这是一幕戏剧，既然揭幕，一定要表演完场，而到了完场的时候，自然会收梢的。他们的话虽然稍稍失了待客的礼貌，但是我们的职务是观察真相，而这亦是真相之一，我们怎可以不冷静听取呢?索性再听下去吧，第三个人是“八月的乡村中”长大的肖军。光头，黑脸，披着宽大的短衣，大声宣布他个人在边区的“三不怕”，一不怕饿死，二不怕冻死，三不怕敌机轰炸。然后他转过来问重庆作家生活和出版界的情形。我们记者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答复。

情形还没有缓和下来，旁边的周扬先生(延大校长)轻轻地问我：“空气是否太紧张?”我回答他：“空气倒是小问题，肚皮实在俄极了”。这话提醒了他们，已经是下午2时了。于是，经过成仿吾先生的“晋冀察文化”的报告之后，座谈会结束。开始那一顿过了时的午餐。

午餐时的空气轻松得多了。随意的闲谈，逐渐解除了刚才主客之间的僵局。在席上，认识了范文澜先生。他过去是北平女师大学校长。现在主持延安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温和的谈着这边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学者的气概。

酒过几巡，丁玲现出她湖南人的性格来了。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但后来我终于发现一件事，证明了她还保留住最后一点女性。当甜食上桌时，她捡了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亲切的讲了一阵孩子的事情。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

这一顿午餐进行得很快，因为我们知道饭后还招待我们看秧歌，时间已不早，秧歌队早已等着我们了。

本文由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采写并于1944年发表于该报，原题为“文艺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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