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岛路：青岛情色往事
撰文：李明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要看清楚安娜别墅时代的青岛，不能缺失大鲍岛中国城。这块毗邻城市欧洲区的坡地，由于广东、宁波和山东周边投资商的广泛参与，在城市化早期以远远超出德国租借地当局者想象的速度，魔术师一般缔造出了不可复制的成长传奇，其中诸如周宝山、刘子山、宫世云、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高秩臣等华人商业领袖，成为了能够与老罗伯特这样的德国投资者争奇斗艳的本土榜样。
从安娜别墅所在的曲阜路向北，依次是德县路、平度路、黄岛路。这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在1900年代完成了青岛欧洲城向大鲍岛中国城的过度，并在黄岛路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实质上，黄岛路对于安娜别墅时代的早期青岛的意义，犹如欧亚之交的土耳其，一边是欧洲文明踌躇满志的扩张，一边是本土文化步履维艰的坚守。黄岛路一路过来的绵延，没有成为保守主义的屏障，也不曾培育出理想主义的种子，却让平民化的节拍，积累成日复一日的风景，平常、顺畅、斑驳，最终成为了流动着的城市纪念碑。
亡羊补牢的陌生人
黄岛路和其所依附的大鲍岛华人社区的源头，肇自1897年11月德国海军对胶州湾的占领。1901年8月海因里希•谋乐编辑的《山东德邑村镇志》记载，历史上的大鲍岛村位于胶州湾青岛的北面。有王姓和于姓居民680人，都是渔民和农民。村中建有一座带学校的祠堂，和一座成规模的士绅庄园。谋乐考证，“鲍”字指经干燥腌制的海生物，鱼、牡蛎等。此前地图上也将这里称豹，就是豹子、豹猫。豹岛是海湾中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岛。德国占领军随后将大鲍岛老村庄收购，1900年冬拆除了这里的茅棚等建筑物，开始在这个区域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城。
1898年3月，中德在北京签订条约，确定德国有期限租借胶州湾海岸，租期99年。就此，青岛租借地形成基本框架。期间在柏林制作完成城市规划，新城分为欧洲区青岛和华人区大鲍岛两大部分，中间以自然地形设置隔离带。此后出现的黄岛路，就在这条沟谷状隔离带上。欧洲区和华人区的设计，基于具有歧视性的“种族隔离”理论，主要体现在居住权的限定上，两区域间日常的商业、社会活动与人员流动，不在限制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开发之后，华洋分治的局面并没有制约大鲍岛华人区的爆发式扩张，随后几年华人区土地相继告罄，向隔离区域寻求发展空间的需要，成为现实选择，黄岛路由此诞生。
1905年酝酿成熟的青岛关税修改，成为推动大鲍岛地理扩张的契机。此次改税，显现了华人经济圈日益增长的巨大活力。是年，黄岛路连同平度路像两个亡羊补牢的陌生人一样，出现在一片规规矩矩的“井田制”布局的边缘，担负起单向度沟通的责任。实质上，这两条贸然切入的新街道，与其说这是在完成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一道屏障，其让无形中的缓冲区依靠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理阻碍。因为当道路两旁的建筑物陆续建成后，如果想从传统的大鲍岛华人社区行进到欧洲区，需要很费功夫地绕过一大片密不透风的隔离建筑。基于同样的原因，从欧洲区进入大鲍岛华人区，一样也颇费周折。举个例子，本来从安娜别墅经过天主教保留地到大鲍岛，通过依次穿越平度路、黄岛路的街道或者建筑空隙，可以很容易抵达，但因为屏障一般的联排建筑的阻挡，却让这个简单的行走路线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迷宫历险，所花费的体力和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1913年华洋分治的限制废除，黄岛路已经形成的地理屏障，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这一诡异的城市布局，依然清晰如昨。
1905年黄岛路建成，次年，刚刚进入青岛发展的浙江商人周宝山便购买了黄岛路上的几块大幅土地，成为这条具有分界线意味的街道欣欣向荣的象征。周宝山的出现，恰在一开始就暗示了黄岛路的未来。周宝山又名周季芳，祖籍浙江慈溪，约于1905年进入青岛，兴办周锐记，经营木材生意。周氏1906年在黄岛路与平度路之间购入两块土地，奠定了黄岛路街区土地所有权格局。就是在这一年，苏皖浙赣四省商人在青岛筹建三江会馆，周宝山成为首任会长。1907年的5月，德国总督和山东巡抚杨绪祥出席了三江会馆在大鲍岛核心建造的会馆建筑落成典礼。和声鸣盛中，周宝山陪同着一群中德官员和各路盛装前往的华商，把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渲染得风光无限。此后在1912年，周氏再将广兴里所在街坊收入囊中，进一步扩大了其在青岛华人社区的影响力。同年周宝山与胡存约、朱杰、古成章4位华人获总督任命，成为总督府特派信任。至此，周宝山以黄岛路为中心的青岛财富扩张地图，得以确立。在1928年12月出版的《胶澳志》中，周宝山与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胡存约数人，被认为是青岛开埠之始，“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
就在1912年周宝山将广兴里街坊纳入周氏财富谱系的同时，莱州籍建筑承包商宫世云也在黄岛路着力搭建自己的规模化里院建筑群。宫世云1878年生于莱阳县城厢，19岁进入青岛学习建筑施工，快速成为建筑承包商。据金山在《大鲍岛》中的研究结果，1905年宫在芝罘街组建公和兴工程局，与山东铁路公司合作承建胶济铁路沿线桥梁、土木工程，并在黄岛路与芝罘路的交叉口投资建造里院建筑。此后又承揽了市场三路公立市场、江苏路青岛病院、鱼山路青岛中学等公共建筑以及大康、内外棉、富士等纱厂厂房的施工。1923年公和兴的一则建筑广告称：“本局自开办以来，历有廿余年，工务日见发达，信用昭著。设总局于青岛，设分局于济南、大连，专承揽各种土木工程”。
宫世云 (班鹏志 《接收青岛纪念写真》1923)
实质上，就如同周宝山、宫世云们的商业活动与产业分布并不仅限于黄岛路一样，在1914年前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黄岛路始终不曾脱离过整个大鲍岛社区的文化系统而独立存在过。指出这一点，对厘清黄岛路与周边街区的关系，保持黄岛路叙述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将包括黄岛路在内的整个大鲍岛社区视为一个整体形态，才能够看清楚本土华人经济与社会的活力，发展路径，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创新精神。1913年青岛租借地政府的年度报告记录：在这一年度“大鲍岛和大港间的市区开始合为一体。在大鲍岛建筑的空隙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大部分殖民地开初几年投资建的老房子已被拆除，为更壮观的建筑物腾出了地盘。许多建筑物上又加盖了第二层。若干大公司将其业务部门迁来大鲍岛。来自中国的业主无论是在青岛还是在港口区都开展了生机勃勃的建筑活动，建成的房子不仅表现出了迄今（风格不同）的中国建筑方式，而且更多地仿效了开放的欧式农村房型。”黄岛路的日趋繁荣和周宝山们投资的日趋扩大，恰恰印证了德国青岛总督府年度报告的叙述。不论对政府方面还是华人投资商群体，经济的活跃与社区繁荣，都是符合需要的趋向。
周宝山时代之后的黄岛路，平民化色彩日趋浓郁。魏镜编著的1933年版《青岛指南》显示，分布在这里的至少有大同书社、东盛和银号、宝屋典当、德兴里三等妓院、宝兴里三等妓院等商业服务门类，以及火柴同业公会等社团。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黄岛路逐渐发展成为露天市场，密密麻麻的摊位占去一半马路。平原路至安徽路一段，大多经营日用铁器、陶瓷器、木器；安徽路至芝罘路一段，多贩卖禽蛋、肉类、海鲜；芝罘路至四方路一段，主要卖蔬菜、水果。
作为前租借地的地理缓冲地带，秩序、法治和竞争，早已是黄岛路的正常逻辑。比如在1930年的春天里，包括黄岛路在内的大鲍岛，不徐不疾的节奏一如既往。几个月前李姓和于姓两名便衣警察包庇潍县路泰兴里烟馆暗娼被法院惩处的余波刚刚消散，3月10日，同一条街上的华芳成衣局又给商会递了封信，情愿出会。10天后，青岛特别市工务局给黄岛路9户的林耀天发来了通知书与查勘单，同意他修改房屋门窗。而在邻近的博山路上，复丰永商号的改组，已箭在弦上。这一切，在这里早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从四方路看步步高升的黄岛路，顶端的开敞处恰好和望火楼交相辉映，形成街区的景观高潮。而从平原路向下，通过石板路缓慢的亦步亦趋，则可将市井气息和海天一色一揽子装下，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长时间里，这个独特的空间感受相互交错，成为无可替代的行走经验。同为人们熟悉的，还有一些更日常化的公共设施，如黄岛路与四方路、易州路交界处的一块三角地，有一处公共水栓，老青岛人叫它水龙池子，早些年这一带的店铺、居民用水，都由此用水桶打回去。一排水龙头前面，接水、洗衣、洗菜、洗漱的人流不断。自来水入户以后，这里逐渐闲置，成了市场的一部分。每逢过年，水龙池子就成为杂耍场，有套圈、打棋谱等游艺，也有拉洋片、唱琴书等演出。水龙池子的旁边，是著名的四方路大茅房，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日常方便处。以此为标志，黄岛路与四方路完成分歧。一个公共水栓和一间公共厕所构成的地理坐标，穿越迷离的时光屏障，始终牵引着活灵活现的平民记忆，粉碎了达官贵人的庙堂传说，也驱除了种种一泻千里的烦恼。
不可抑制的向往
黄岛路的绵延，是里院积累的。这里，不仅仅是里院这种独特民居形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青岛多元文化创新的集大成者。黄岛路的气质、性格、节奏，和里院的平民化生长环环相扣，休戚与共。我们知道，里院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它的平民化的温存，是它的和衷共济的风格。里院的秩序，是一种城市文明和传统理性的混合产物，它本身就是多元的，它既表现出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不可抑制的向往，也保留了农业文明的纯粹、简约、实用和单一性。在这里，生存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也是最简单明了的人生哲学。而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里院实现的居民交流形体，也就最真实、诚恳、直接。在围合起来的小环境中间，人际关系的融洽和互助，是里院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根据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邓夏团队的最近调查，黄岛路数十个里院的名称，几乎都有文化渊源。后来有些里院产权变更，名字也随之发生过变化，但基本脉络依然是清晰的。这个现象，印证了传统文化在里院发生和演变过程中的深厚力量。
比较殖民色彩浓郁的欧洲区青岛，黄岛路里院是个非常重要的本土城市单元，这个单元的社会意义和对居住者的影响，大于家庭、街道、学校、单位。它不仅仅是个物理意义上的中间环节，更是平民生活最重要的掩体和表现。里院不仅仅是家、邻居、空间，还是方向和限制。就黄岛路而言，居民的思维、情感、习惯、行为方式，都是里院这个城市单元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回头看，黄岛路的里院层峦叠嶂、气象万千，一步步呈现出青岛本土文化日积月累的光荣。德兴里、宝兴里、和平里、庆余里、安康里、华侨里、鼎新里、瑞蚨里、三兴里、积善里等等鳞次栉比，每一个里院单元，都曾经生机勃勃；每一扇窗户里面，都弥漫着亲情和执著的希望，慢慢走过去，迷离一片。
德善堂，黄岛路28号至38号五边形三层里院，语出《道德经》 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副“宁人负我，莫我负人”的宽厚，透露出里院文化的仁德与本分。很多人记得32号德善堂道士庙的道士，小孩子生病，他会拿张纸，写些字，一边念着经文，一边烧掉写好字的纸，再给生病的孩子一粒小药丸，吃下去，病还就真好了。道士从不收费，把小庙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还有个“红本”，证明自己的身份。“文革”之前“破四旧”，道士被赶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年纪大些的老人后来会时不时提起这个道士，透露出些怀念。
鼎新里，黄岛路36号至50号三层里院，取义于《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内有三个院，由黄岛路36号院门进入向里分为一、二、三号院。一号院建有雕花蝴蝶的土地庙，每逢年初一十五，都十分热闹，惜文革时期被拆除。每逢过年过节，鼎新里的女人们，会嘻嘻哈哈在院里做灯笼花、剪纸等等，攒着劲儿显手艺。1947年《军民日报》曾刊登鼎新里居民哭诉，称“房东任意增房租，每间每月索二袋面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鼎新里居民丁氏的父亲，是三新楼浴池的老板，当年花了好多米面买下房子，所以他家就跟每月交房租的住户不太一样。2012年青岛理工大学学生走访鼎新里，三号院二楼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说，自己年轻时是纺织女工，退休后信耶稣基督，每周六去江苏路教堂做祷告，唱圣歌。
余庆里，黄岛路56号至60号两层里院，语出《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和平里，黄岛路82号三层里院，《易经》第三十一卦彖曰：“咸，感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方形地段中由甲乙两栋建筑组成，中有L型狭长过道连接。甲楼每层有一个卫生间，内层乙楼有一个卫生间。青岛剧作家高思国记述，和平里的房东，是广东商人高秩臣。高早年在烟台开饭店，后又经营广东土特产，开过当铺，贩卖过鸦片，积累了资本后到青岛发展，成为青岛城市化以后最早进入的粤商之一。1914年后高先后买下即墨路12号房产和黄岛路74－82号房产。即墨路12号租给高学曾开办聚福楼饭店，黄岛路房产自住和出租经营结合。在此经商时间较长的商号有74号万香斋酱肉，76号元兴皮革，78号和兴泉烧酒，80号的兴宾饭店等。
黄岛路84号高两层，为长矩形庭院，院内空间舒适。南部相邻三层建筑，采光和视野略受影响。门头房78、84、86号早年是三聚城营业店，红火一时。88号与84号相似，以矮墙相隔，两院呈对称格局，风格一致。
转头折返，黄岛路以单数排号的的另一边，同样风光无限，生机勃勃。67号高三层，与四方路36号为一个院，后被分割开来，独立成院。黄岛路49号至65号两层里院，名罗康里，由黄岛路65号大门可入，五边形建筑围合中间庭院。
黄岛路39号至47号里院，名安康里，两进，与芝罘路相连通，前院为两层矩形，后院为三层不规则四边形。这里曾为洋车夫居所，住户里有很多妓女，老人说直到1952年还灯红酒绿。一荣姓老人讲述，她老家即墨，1931年12岁的父亲来青岛讨生活，和另外两个打工的人合伙，用三袋面买了安康里前院二楼一间5平米房子。她听父亲说，当时安康里的租住人“有做买卖的、开店的、拉地排车的、拉小车的，后院的三楼上还住着两个妓女，可以说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院里人杂，穷苦人占多数，所以5、6人合伙租一间房子很普遍。到20世纪50年代，妓女改良搬走了，有技能的人被招到工厂里干活也搬出了安康里，很多房间就租给外来打工的人住，两家合租一间房，用木板在中间隔开，这时家家搭起吊铺，院里盖起很多小房，使得原本宽敞的院子变得狭小。33号亦是有名的情色欢场，一条狭窄楼梯接通芝罘路26号。据说这里的来客多是外国人，留下不少混血儿，后来这一带就被称为华侨里。
情色
黄岛路的风情，多和这里的情色场所有关。1934年夏天郁达夫到青岛避暑，就曾好几次跑到黄岛路，领略青岛的情色绚丽。当年7月17日郁达夫记：“晚上萧君请吃夜饭，在潍县路的可可斋。今天读日本杂志上的短篇两篇，觉得杉山平助这位新作家，将来很有希望。向晚天气忽转凉冷，似二月中旬，青岛真是怪地方。晚饭后上黄岛路（中国三四等妓馆密集处）及临清路（朝鲜妓馆街）等处去走到了十点回来睡觉。”郁氏是前些日子到青岛避暑的，没事就跟着朋友满青岛闲逛，名胜古迹和犄角旮旯，去了不少地方。黄岛路的情色光景，对这个习惯都市夜生活的前创造社激进骨干，并不陌生。
作为青岛情色服务业的重要区域，黄岛路一度令人趋之若鹜。黄岛路上一等妓院有天香楼；二等妓院有平康五里，内有乐户14家，妓女100多人，知名乐户有艳芳书寓、同庆书寓、福祥书寓、连升班、同庆班、艳红班等等；三等妓院有乐康里和宝兴里，有乐户34家，妓女近百人。1933年版《青岛指南》显示，黄岛路德兴里和宝兴里均为三等妓院，分别有妓女66人和31人，乐资为“关门五角、拉铺一元、夜度二元”。
早年在海泊路、四方路开设药房兼诊所的韩风岗老人回忆，旧青岛的妓院大体分高中低三类。比如朝阳路的怡红院，是高级妓院。有次一位朋友带去见名妓，只啜了一杯香茶，点几块点心，就花了两人10块现大洋。若留宿，就得每人20块现大洋。那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不过2块现大洋。邱县路和朝阳路交汇处的平康二里，也是高级妓院。属二类的，则有易州路的平康五里、黄岛路和芝罘路的天香楼和平康东里。韩风岗介绍，青岛的三类妓院，有河北路的东海楼。由于临近小港，整天在海上漂泊的船员靠岸，便是这的常客。除此，聊城路、临清路上多是日本妓院。至于什么半掩门、卖大炕的，在黄岛路、西广场也屡见不鲜。照韩氏的说法，黄岛路的色情业，还是划分了不同等级的，服务的阶层也不尽相同，显现出需求的庞大。韩风岗说早年在四方路开诊所，进口过一批盘尼西林，解救了不少妇女。
检索报纸，关于妓楼的报道屡见不鲜。1934年《青岛时报》曾刊登启事，称收租人王儒堂因亏用公款潜逃，并携走宝兴里、德兴里、恕德里及张葆堂记图章，声明此四章在外发现一概无效。围绕着宝兴里，各种花边新闻层出不穷，1940年警察巡查宝兴里，将因未登记藏匿床下的嫖客抓捕；1947年更频频发生“宝兴里吃醋冲突，孽艳女遭受痛打”以及“嫖客起盗心图劫妓女金戒，终被捕入警局”等事件。而在平康五里，多年来亦不乏离奇窃案、伙友外逃、怪汉打人等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
娼可公开，赌与毒却非法。在青岛市档案馆，保存有1927年胶澳商埠警察厅在安康里抓赌情形的报告，透露出情色黄岛路的灰暗一面。1946年，鼎新里破获烟窟一处的新闻，则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这里被遮挡的颓废与欲望。
情色与政治，在黄岛路也上演过荒诞剧。1940年1月，汪精卫召集华北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和伪内蒙自治政府的代表在青岛会谈，酝酿成立傀儡政府。传重庆国民政府派特工秘密潜入青岛伺机破坏，不料一潜伏者因迷恋黄岛路妓院露出马脚，被敌伪情报人员跟踪逮捕，最终供出重庆计划，迫使行动流产。1月20日，《青岛新民报》以《汪通电劝蒋，促最后觉悟》为题发表评论，称“今新中央政权酝酿将届成熟之际，犹复顾念蒋氏，予以最后劝告。”1月21日，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偕齐燮元、王揖唐、朱深等人抵达青岛；22日上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代表李守信乘机到达；22日下午3时，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一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偕陈群、温宗尧一行，亦搭乘日本奉天丸轮船由上海驶抵。1月23日，《青岛新民报》报道会谈开始，称“以中国新中央政权之成立具体的检讨历史的重要会谈开会地点青岛，今也于新中国建设史上占重要地位。所谓新生中国发祥地，全市民之欢欣，已达最高顶。”1月26日，青岛会谈完成计划议题，汪精卫下午在迎宾馆接见记者，通报会谈结果，称“此次青岛会谈，实可称为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与发展。”汪精卫青岛会谈成功，固然非情色黄岛路可尽罄竹难书之责，但扭转时局的一个机会，却是真真丧失掉了。历史拐点的诡异，莫不如此。
与习惯中的负面信息不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妓楼乐善好施的资讯。如1940年妓楼公会曾在平康五里前设置施茶处，救济贫民。
妓院的税收，是地方政府的一大税源。有娼妓为逃税，不愿进入妓院，单独接客，称为野鸡。黄岛路上过去有流莺集中的院落，人们叫野鸡院。因其私下向警察行贿，虽人人皆知，也能一直存在。娼妓易成为性病传播者，所以政府对从业者的卫生防疫极为关注，1939年《青岛新民报》曾报道有宝兴里妓女等“不知清洁经警送分局”的消息。性病的传播，也促生了医疗的兴盛，仅黄岛路就设有多家性病防治诊所。1932年的《青岛时报》和1934年的《平民报》上，也分别刊登有黄岛路花柳医社医生董书田、瑞蚨里德善堂医师陈显庭治疗花柳病的广告。1940年，《大青岛报》也刊登有黄岛路福海药房经销参蓉百补肾中灵药物的广告。
民间素有“劝赌不劝嫖”的习俗，但嫖也并非一味其乐融融，捉襟见肘的尴尬，亦是平常风景。因有迷人的女子，客者为娼筹钱而当卖物品时有发生，妓院附近便多了当铺营生，典来当去，无非声色犬马。作为关联产业，黄岛路附近也不乏饭店、酒馆、首饰店、理发店。1940年《青岛新民报》刊登消息称，兴宾菜馆即开市黄岛路益臻繁荣。
档案显示，政府对本地色情业的管理与培训，始终不曾懈怠。期间，举办过不同类型的女子补习班，由政府出资聘请教师，提供校舍，各里班主，为妓女上学提供方便。学生上课，一律穿着制服，不得无故缺课。1938年6月30日，青岛伪治安维持会发布委曹佩兰为第一女子补习学校校长令。第一女子补习学校设在四方路平康东里，并设有黄岛路平康五里分校。青岛市档案馆保存有1946年12月21日卫生部门发放的《黄岛路宝兴里乐户领家负责人呈报表》，显示出政府对妓院的日常监管情形。
黄岛路的热闹与浮华，直到1950年代早期戛然而止。老青岛至今都记得，1950年初黄岛路最大老鸨于小脚被枪毙的情景。一声枪响过后，黄岛路顿时花容失色，情色传奇随即烟消云散。香消玉殒后的黄岛路，多了宁静，少了妩媚；多了目不斜视，少了东张西望。回头看，曾经的风情、绚丽、糜烂与堕落，繁衍出平民青岛的歌舞升平，也记忆了一个畸形时代的世俗表情。
平民气质
曾经的隔离带也好，曾经的情色也罢，终究不是黄岛路的归宿，俨然过眼云烟，慢慢都散了。唯独蔓延下来的平民气质，薄雾一般缭绕，经久不散。黄岛路的平民化如和风细雨，一路飘飘洒洒，湿漉漉的氛围不比周边的路段多，也不比邻居们少。这种日常的世俗味道，填满了一代又一代青岛人的记忆。
平民黄岛路，和吃息息相关。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三聚成酱园、泰兴祥酱园和万香斋肉食，都在黄岛路设场经营。黄岛路84号的三聚成酱园创业于1930年，由锦州人黄继福投资。酱园委托郑昌一掌柜，自制自销各种酱、酱菜、酱油、醋，同时经营各种食用油、粉丝、木耳、香菇、干海带、纸张、土产杂品等。由于加工制作的酱菜风味独特、三聚成遂逐步转为以经营酱菜为主业。酱菜用自制甜面酱、黄酱进行酱制，低盐、低糖、鲜、甜、嫩、脆。所制酱黄瓜、酱茄包、玻璃什锦菜、虾油黄瓜、五香疙瘩皮除供应青岛外，还销往上海。作为馈赠品，三聚成的五香疙瘩皮每年春节前都集中运往济南，成为年三十的餐桌必备。泰兴祥酱园的故事，在1932年出现曲折，当年《青岛时报》披露，该酱园因假冒双鹿商标被拿获。万香斋于1932年由平度人张秉忠创建于烟台，1948年在黄岛路74号开设分号，前店后厂。以酱猪头肉、砂仁宝肚、五香扒鸡、熏鱼闻名，另外还有酱猪下货、酱脂渣、酱驴肉、鲜宝肚、酱鸡杂、圆火腿、红肠、牛肉干、肉松、香肠、汤油、腊头肉等制品。
早年的酱园
1950年代青岛酱园业实行公私合营，三聚成意外地保留下来，直到1968年改为四方路菜店。尽管酱园变成了菜店，老传统却也没束之高阁，菜店里依旧摆着几个大缸制售酱菜。计划经济年代，菜店里经营的多是白菜、萝卜、土豆等“当家菜”。一到冬天，抢购冬储大白菜的队伍能排出老远。1986年菜店“转型”，10年后恢复三聚成字号。或许是为了证明合法性，三聚成老店一直保留在三角地，成了日趋破败的老城一景。其实，后来陆陆续续“恢复”的一些老字号，多有冒名顶替嫌疑，像欺世盗名的把戏。家族传承、资本联系、文化脉络都没了，“恢复”的仅仅是个念想而已。
吃在黄岛路，少不了饭馆。1930年代，这里有满氏开设的天津馆，有黄岛路21号的恩元德，有黄岛路59号的山东馆等等。青岛人“谈笑风不生”回忆，19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黄岛路一度萧条，私人经济和小摊小贩销声匿迹,。至自然灾害时期，政策开始松动，黄岛路再度成为自由市场，恢复熙来攘往的喧闹。这条青岛的“土耳其”街，成了公家店、私人摊、大小贩子和乞丐、小偷、抢劫者，鱼龙混杂的地方。至此，从最早东西文化的冲突，到公与私的暗渡陈仓，黄岛路因体制惯性，完成了所谓的脱胎换骨。
出生在1946年的赵青回忆：黄岛路大台阶那一段路，“两旁都是卖小吃的店铺，我记得有一家是卖芝麻小火烧的，小烧饼约玻璃杯口大小，两面沾满了白色或者黑色的芝麻，夹着白糖、红糖、豆沙、枣泥的各式馅料，鼓鼓的、酥酥的，咬一口满嘴留香。还有一家是卖糯米糕的，如中指般长短粗细的糯米糕里包裹着玫瑰、桂花酱馅，粉嘟嘟的摆放在枣红色的小笼屉里，小笼屉下面套着一个精致的小竹筐。店主是一位南方人，看到有路人走过，便甜甜糯糯地喊一声“脑米告”，每次走到此处，这几千块钱（旧币，一千元等于现在的一角钱）父亲是必掏的。当用纸袋盛装的美味小点心交到我的小手里时，我便会一路走一路吃到家，不用爸爸背了，所以父亲给我买吃的东西是很情愿的事情。”
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物质供应紧张，人们都严重营养不良，好多人得了肝炎。上小学四年级的“谈笑风不生”被查出肝炎，休学一学期。每天一早，他就怀揣着各种票证，去黄岛路的菜店副食品店排队。经常是商店还没开门，门口就排起长队，也不知卖什么。有一次他看到一个长队，就赶快排上了。问前面的人是卖什么的，都不知道。等后面有人又排上了，他便让人家留着位置，跑到前面打听。一看是卖烂梨的，不要票证。回来一说，大家伙都挺高兴，算是没有白排了队。
虽计划供应匮乏，但自由市场上却什么都有，只是价钱贵得离谱。“谈笑风不生”在他的博客撰文说，记得最清楚的是花生米一毛钱八粒，并引出“杨保华卖花生米”的掌故。杨保华原来是青岛明胶厂工人，传曾经在黄岛路上卖过花生米，文革时成了造反派头目，1967年3月当上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期间对立派送他外号“杨八粒”。黄岛路这个“杨八粒”的故事，尽管不入正史，却获得坊间活灵活现的传扬。文革传单上还曾经有过“重要辟谣”：澄清杨保华当时卖的花生米不是一毛钱八粒，而是九粒。实质上，从“杨八粒”到“杨九粒”的调侃，不仅增加了一场政治暴力的诙谐色彩，也瓦解了“革命”的神圣。
在黑暗的10年，黄岛路的日子阴霾一片。金石家苏白夫人孙蕴才曾回忆，学人王苍暮年沦落于此，斯文扫地之窘迫，令人垂泪。王氏1956年9月入职山东大学任图书馆资料员，1961年离职。检索有王苍大跃进时期写给在北京的外甥海默信札二纸，惊叹“各方面大跃进风起云涌，成果不可思议”，并委托代购中国书店《甲骨文编》等。1964年王苍所著《中国乐律史》以油印本形式传阅，文稿包括古代乐律、雅乐乐律和燕乐三部分，对《管子·地员篇》的五音、《吕氏春秋·乐律篇》的十二律、《淮南子》的乐律学、《史记律书》的乐律学、三分损益法系统的发展情况、雅乐的管律、荀勖的笛律、何承天的十二平均律、京房律准的仿造、刘焯的律吕论、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及燕乐的流变、燕乐的旋官、燕乐的音阶高度、燕乐与古琴等都有详尽论述。惜因非正式出版，终未获得广泛流传。文革中，王苍被迫由江苏路谭延闿旧寓迁至黄岛路，居所不足十平米，仅有一窗通光。王氏着衣褴褛，沉默寡言，每每“修躯平发”蹒跚于黄岛路，虽“正襟直立”，却无人辨识。1970年夏王苍书《散氏般名释文》长卷，古文字学之功力，深透纸背。今天我们能看见的王苍晚年文字，有一篇是对晚辈苏白的治印推荐，全文不足600字，却俨然汉文字传播史考略。1974年8月，75岁的王苍在“黄岛路寓舍”撰《苏白印稿》序，纵论之后云：“友人烟台苏白治印师邓散木，散木破旧印之锢以为教，苏白从游十年未逾垣墙，今乃追逐时贤，为所欲为，兼岁以来，治印多方，以新起之锋，肆力所业，吾将以垂暮余年，刮目待观胜概也。”王苍是牟平人，疑毕业于烟台山东省立第八中学，与同好者苏白根脉互连。处“革命洪流”之中，王苍在后人难得一见的行文中惜字如金，令人感慨系之。1977年8月18日，王苍因急症被送入广州路29号的市南区人民医院，当日亡故。
实质上，黄岛路旧街如王苍一般经历者，难以尽数。不同经历的人，在相同的社会境遇中，以泪洗面，苦难挣扎。许多人，今天我们已仅仅能够面对一个抽象的名字，长时间发呆。在1959年10月的一份《政协青岛市市南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里，标注为“社会人士”的黄岛路2号傅淑涵，被列入“特别邀请人士”的17人之中，而对他的过往，我们却一无所知。同样也在这份名单中，作者还发现了自己的姑姑，一个一生孤苦伶仃的产科医士，她的名字，出现在“医药卫生界”6人中。而在作者的记忆里，姑姑似乎从没有和“正面”政治发生过联系。1960年代晚期，童年的作者曾随家人在黄岛路里院探望长辈，入院看到处书写张帖的大字报、传单、口号、通缉令如满目疮痍，一双高跟鞋悬挂在门梁之下，风过摇晃，气氛萧瑟。这个场面，至今难以洗脱。与黄岛路的王苍近在咫尺，画家梁天柱亦匍匐在潍县路一处14平米的阁楼里。爬上狭窄的楼梯，房顶随瓦檐倾斜下来，最矮处无法直身。这块狭小的空间，是梁氏的卧室、客厅、厨房、画室，十几年间完成了大量作品。王苍、梁天柱、苏白们的存在，让理想主义的艺术种子，在一条斑驳的街道上生长出本土最璀璨的文明花朵，成为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反证。
杨保华们登峰造极的劫乱转瞬即逝，而后去除禁锢，再后青岛处处“旧貌变新颜”，黄岛路这条城市历史分界线上的日常风景，渐行渐远。同样远去的，还有关于黄岛路的种种传奇与光怪陆离的记忆。发生在这里的所有故事，令人喟叹，亦令人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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