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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书的世界史

2016-09-07 程映虹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程映虹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整整五十年前,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内部发行并多次修订的《毛主席语录》(以下简称《语录》)在全国公开发行,被称为“红宝书”和“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短短几年中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印刷量最大的书籍,其语言风格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


就在同一年,《语录》也翻译成多语种向世界很多国家大量密集发行,几乎成了当时唯一对外发行的书籍。有关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两年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毛的小红书的世界史》(Mao’s Little Red Book—A Global History,Alexander . Coo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以下简称《小红书的世界史》),介绍《语录》在世界一些国家传播及其衰落的过程,对了解整个文革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小红书的世界史》收集了十三篇论文,除了介绍《语录》翻译出版的过程和在中国国内的作用,主要介绍了它在坦桑尼亚、印度、秘鲁、苏联、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西德国、法国和美国激进的非裔和亚裔社会运动中的影响。论文的作者们在梳理《语录》在这些国家的出版发行概况之外,都试图把它的影响和兴衰放在这些国家国内政治和对华关系的背景下,所以有一定的历史和思想深度。以下就几个主要案例作重点介绍。


坦桑尼亚是中国60年代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其领导人尼雷尔在独立后提出乌贾玛社会主义,把居住在传统村社中的农民集中搬迁到乌贾玛公社过集体生活。他数次访华,视中国为榜样,把中国的领袖崇拜、动员机制和对人民思想觉悟的强调视为非洲国家可以摆脱按部就班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途径。1967年,《语录》的英文和斯瓦希里文本进入坦桑尼亚,不但在主要城市的书店出售,而且在一些乡镇的书店也能见到。《语录》的主要读者是知识分子和国立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学生,但一般不识字的民众通过国家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来了解书的内容,《语录》的影响因此大大扩展。受《语录》的影响,坦桑尼亚领导人也开始编辑出版自己的《语录》。1967年底,坦桑尼亚军队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总统卡鲁梅的《语录》(主要是他演讲的内容)。随着《语录》的传播,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公共场所也出现毛泽东的画像。


以《语录》为标志的文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坦桑尼亚国内政治中某些激进的倾向很契合。1968年坦桑尼亚发动了“青年行动”和“服装行动”,扫除殖民时代留下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饰和发式,例如迷你裙,紧身裤,假发和化妆品等等,同时提倡坦桑尼亚民族服装,实际是为了推广政府偏好的统一的制服形式,如尼雷尔本人喜爱的“毛制服”,一些传统的非洲部落服装受到排斥甚至压制。运动过程中发生了青年团员在街头殴打甚至非法拘捕运动对象(即那些身穿“奇装异服”的人)的行为。由于独立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偏差,城市青年就业成为问题,坦桑尼亚也发起了“回乡知识青年运动”,号召城市青年下乡落户或接受锻炼。对中学和大学正规教育的精英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国家要求学生毕业后从事生产劳动。


但是,以《语录》为象征的文革文化在坦桑尼亚也逐渐遭到了抵制。邻国肯尼亚对中国在非洲大力推动的毛泽东崇拜采取了限制措施,不但为此和中国断交,而且和坦桑尼亚交恶,双方就中国影响的孰是孰非展开论战。一些政府官员担心青年反西方和反传统运动中的暴力倾向失控。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一些独立思考的学生成立了批判文革影响的异议组织。国家广播电台收到听众来信,抱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中泛滥的毛泽东崇拜,说“可能北京电台忘了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还有自己的总统和政党”,有的还抱怨在坦桑尼亚的中国医生一边看病一边散发《语录》。这些都反映了大众对文革文化的厌倦和反感。但最重要的是尼雷尔的“乌贾玛社会主义”乌托邦试验本身的受挫,使得以《语录》为标志的文革文化到了70年代初在坦桑尼亚基本失去了影响。


阿尔巴尼亚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被称为是“天涯若比邻”的盟友。因为这种关系,《语录》在阿尔巴尼亚的传播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得到政府许可而且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此外也有一定的戏剧性。根据论文作者的材料,196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不公开地接见了两位专程来华讨论《语录》阿文版的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学家,康生和姚文元在座。毛显然是同意在阿尔巴尼亚出版《语录》的,但又用他一贯的自嘲口吻说自己的文字出了中国就不管用了。阿专家听了非常紧张,说《语录》对阿尔巴尼亚革命一样重要。那次会见是康生是临时安排的,甚至没来得及通知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康生当时负责翻译和发行外文版《语录》的工作,1966年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华时,康生向他保证一年内完成《语录》的阿文版,所以这两个阿尔巴尼亚专家次年是来验货的。


1967年10月,首批5000册《语录》由专机送达阿尔巴尼亚,连同后来运去的,一共是10万册,由中国方面无偿赠送。后来运去的一些版本在装帧上考究了一些,有塑料封皮,内页有口袋,很多阿尔巴尼亚人把它当皮夹使用,就和同时代很多中国人把钱和票证放在里面一样。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语录》里的很多话和毛著中的论断开始广泛地在阿尔巴尼亚的学校、新闻和宣传材料上出现。当阿尔巴尼亚的运动队和文艺团体访华时,在北京机场上他们被要求朗读《语录》中的片断。阿政府有关部门特意为此发文,说虽然我们党没有这个习惯,但要这些访华人员尊重中方的要求予以配合。


阿尔巴尼亚在毛泽东去世后和中国公开闹翻了,起因要追溯到70年代初中美和解,后来是中国和阿的宿敌南斯拉夫和解。这两个和解使得中国的朋友大大增加,阿尔巴尼亚的盟友地位下降,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自然有妒意。1979年,为了解释中阿为何由盟友到论敌,他出版了回忆录,透露了60年代中阿友谊的内情。原来,在文革酝酿和早期阶段,阿党对中国的个人崇拜是反感的,也不同意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下还会不断产生阶级敌人的论断。更重要的是,阿党不明白文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担心。由于中国是阿尔巴尼亚几乎唯一的外援,霍查时刻担心有变,内部发文件要干部做好应变准备。但两年观察下来,证明了文革极大地巩固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中国不会改变对阿的全力援助。阿党于是放心了。1968年8月苏联东欧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党非常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于是邀请了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永胜访问,商讨应变事宜。《语录》在阿尔巴尼亚的广泛传播,是和这些背景分不开的。


《语录》在坦桑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影响得益于国家政权和中国的关系,但在绝大多数国家,它的影响是通过激进的社会运动实现的。在印度,《语录》一度成为革命的圣经。由于印度是多语种的国家,由中国运来的《语录》有英文、孟加拉文、泰米尔文、僧加罗文、马来文和乌尔都文的版本。印度共产党毛派领导人马祖达1967年正式和党主流派决裂,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西孟加拉的那夏巴里发起暴力斗争,他领导的印共因此被称作那夏里特运动。马祖达崇拜林彪。林彪发表于1965年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在《语录》之前就在他的派系中传播,一定程度上他是通过林彪的阐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的。


那夏里特运动对《语录》的宣传和使用几乎和中国文革时一样。马祖达向每个新加入组织的成员赠送《语录》,数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交流心得体会,要求他们朗读、背诵和引述其内容,在此过程中融合来自知识分子、学生和农村平民之间的身份差距。那夏里特宣传中把《语录》几乎神化,下农村发动群众时总是以朗诵它开始;战士们视《语录》为武器,一刻不离身。有一篇报道说一个少年战士回家对自己的母亲宣传《语录》,连吃饭时间也在引述和背诵毛的教导。


到了70年代初,《语录》的影响在那夏里特运动中突然衰落,原因除了马祖达对它的狂热信奉引起一些成员的反感,还和中国此时对个人崇拜的降温有关。1970年,那夏里特运动的一个领导人秘密访问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明确告诉他们不要神化中国领导人,不要把毛泽东称为他们的“毛主席”,印度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此人回到印度后,中国方面的意见很快在党内传播开来,大大削弱了马祖达的地位和影响。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不但动摇了很多成员对中国的信念,而且直接影响了以“再版前言”为引导的《语录》在那夏里特运动中的地位。


在西方国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发行的《语录》最早1966年底就开始出现。在法国,到1967年一月,巴黎一地售出的法文版《语录》已有四千册。此后,以出版发行左翼和新左翼的政治和学术著作闻名的Editions Seuil出版社也出版了《语录》的法文版。Editions Seuil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批判苏联式的官僚社会主义,所以它既出版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也出版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西德,1967年时约有十万册《语录》在流传,共有三个版本。第一是中国官方北京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外包红色塑料封皮,主要是由极少数前往东柏林的西德学生从中国驻东德使馆那里偷偷携带回来的。1967年夏秋,大量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学生前往中国驻东德大使馆,有时一天可达六、七十人,多半是要求得到《语录》和其他有关文革的宣传品。1968年初,东德当局在中国大使馆周围设警,禁止进入使馆,此后北京版《语录》在西德外传的数量下降。第二个版本是法兰克福一家名为Fischer的左翼出版社印刷的,由一个学习中文、喜欢毛泽东哲学思想和诗词的德国学生翻译,他对文革也充满同情。第三是由一个叫Marienburg的出版社印刷的,书名改成《毛泽东语录—七亿人的必读书》。但这个版本的《语录》是西德右翼用于反宣传的,出版社说发行这本书的目的是向读者全面展示毛主义对于西方社会正统秩序的危害性,以引起西方人的警惕。在1967年,这本书也出版了两万册。值得一提的是,对《语录》的抵制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和极右翼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有联系。他们视《语录》的流行为新的“黄祸”,大声疾呼要西方人警惕,表现了《语录》在西方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语录》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深受新左派影响的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来实现的。从观念上来看,《语录》对当时这些群体中流行的主要政治诉求都有利用价值: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反以苏联为代表的官僚社会主义、反西欧国家受苏联影响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反主流价值和传统观念、反正规校园教育、反正常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异,总之,一切基于习惯和建制的东西都在反对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语录》中其实不乏强调领导、纪律、秩序和服从的内容,在中国,这些内容会在有引导的阅读中得到灌输。但是在西方,《语录》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和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立,它向西方的传输本来就借助文革造反的气氛,它在西方的读者主要也是新左派,阅读中不会有任何组织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语录》的精神很容易被认为只是鼓励叛逆和对抗。在解释《语录》在西方世界流行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语录》的形式(语录体的简洁和多义性、小红书的便携性和其装帧的象征意义)往往比具体内容(毛的思想)更重要,它们的政治象征性和文化标志性其实超过了内容的重要性。很多人携带和挥舞小红书,其实有点像今天流行的行为艺术。还有研究者强调,60年代正是从美国发源的便于携带的“口袋书”在西方世界流行的时候,小巧玲珑的《语录》很难说不是搭乘了那个流行文化的快车。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语录》的推崇帮助了它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著名女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03-1983),从1950到197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她的学生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阿玛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里兹。罗宾逊是西方经济学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在50和60年代数次访问过中国和朝鲜,赞扬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她关于中国的三本书中有一本题目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她也称赞金日成是救世主,他领导下的朝鲜创造了“经济奇迹”。罗宾逊关心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频繁访问印度,是印度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机构“发展研究中心”和德里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小红书的世界史》中关于印度的文章里介绍说,罗宾逊文革中访问了中国之后就去了印度,据说她手里挥舞着《语录》,用其中的字句回答批评性的问题。例如有人说:“难道你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很教条吗?”她回答说:“毛主席说教条主义比狗屎还糟糕。”这段轶事无法查考,但她在当时对文革的赞美是学界周知的。《语录》中并没有这段话,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确实说过教条主义是狗屎不如。 


那么,《语录》中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又在怎样的背景或者语境下被引用?作为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册子,《语录》又在哪些场合出现?或者说:《语录》的指导性文本和具体的作为行动者的读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经历过60年代的中国人,很多都能提供和《语录》密切相关的个人经历。但遗憾的是,这些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细节在多数文章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有些文章中出现一些细节但可惜太少,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在印度,马祖达让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在一起读《语录》,以此消弭社会阶层差别。就有关西方国家的几篇论文来说,它们用了大量篇幅对这些国家的左派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作介绍,再用很大篇幅对毛泽东思想和新左派社会运动之间在观念和逻辑上的联系作分析。例如关于法国的文章,一大部分用于新左派哲学家阿尔都塞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此外,在关于阿尔巴尼亚、苏联和东德的文章中,有关这些政权和当时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篇幅也占了很多。在大多数案例中,具体落实到《语录》本身,还缺乏很详实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离小红书的全球传播“史”还有相当距离,和它与时代的关系之“论”更接近。虽然无可否认,它对这个题目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和综合性的史料。


在实证方面相对做得比较详细的是有关《语录》在东西两个德国流传的文章,题目是“东西德国的毛圣经”。其中对《语录》的翻译者和翻译经过、西德学生前往东柏林中国使馆获取《语录》的情况等等有相当介绍。文章提到了西德大学生占领校园的过程中出现的《语录》,其中提到当时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筑物上悬挂着大幅标语“一切教授都是纸老虎”,很明显是毛语录“帝国主义和一起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西方校园运动中的变体。为了限制左派宣传品的泛滥,西德警方宣布学生在公开场合出售书籍是违法经商。学生们想出了对抗的方法:因为学生出售西红柿不犯法,所以他们宣布每个西红柿卖两个马克(这显然是远高于西红柿的市场价),但奉送一本毛语录。这个行为不但合法化了《语录》的公开流通,也暗指着《语录》是可以投掷的“武器”,因为在和警方对峙中,学生经常投掷西红柿,后来确实也曾投掷过《语录》。 


就《语录》是如何通过与具体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甚至如何改变个人的生活作用而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关美国的一篇论文:“就这本书--《毛主席语录》和亚非裔激进主义的形成”。它详细介绍了《语录》在60年代美国的非洲裔和华裔激进青年左翼政治运动中起到的教育、动员和对具体行动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加州旧金山湾区这个60年代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组织集中的地方,很多内容是中国读者非常陌生的。毛泽东60年代上半期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言论和声明引起了一些美国黑人政治活动家的重视,黑人激进组织“黑豹党”的代表人物休伊·纽顿早在1966年前就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从1967年开始就向运动成员推荐《语录》,要他们认真阅读。在《语录》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地方,纽顿就说:“把它们换成黑豹党和美国黑人就行了”。黑豹党通过发放《语录》来招募成员,建立组织,通过阅读它理解斗争的概念。由于《语录》代表了非西方有色人种的革命理论,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来源于欧美的批判理论更受非裔美国人的信任。美国的社会环境一向不利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更不用说是革命,而阅读《语录》,联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非裔激进分子把毛泽东思想中“干革命”的概念理解为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样要等待革命条件的成熟。观念和行动比条件和环境更重要,这也是《语录》特别受欢迎的理由。


在黑人激进分子的影响下,旧金山湾区贫穷的亚裔青年(以华裔为主也有日裔)中也出现了激进主义思潮和行动。根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思潮和行动最初和阅读《语录》有关,然后在湾区黑豹党的帮助下形成组织,模仿文革建立了“红卫兵党”(“Red Guard Party”),是一个半军事化集体。这个党的纲领中直接引用了《语录》原话,声称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目前纲领是社会主义。此外还模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了“红卫兵党”自己的若干纪律和行为准则。除了激进的政治要求,这个由华裔青年为主的政治运动从《语录》中关于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要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中得到启示,开展了为华裔社区建立公共医疗机构和社区中心的活动,以此接近和发动群众。有些参与者后来回忆说,《语录》中关于知识青年只有参与社会实践才能获得真知的内容,尤其是“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尝一尝”的话对他们影响很大。有一个华裔家庭出身的女孩子,深受这个运动的影响,在1970年加入加大伯克利分校后积极参加激进的学生运动,一度被校方拒绝进入校园。她的父母是1955年离开中国大陆的,他们告诫她无论何时都不要相信“红色语言”。但她在阅读了《语录》后感觉深受教育,后来干脆退学专门从事旧金山华人社区的健康卫生等社会公益活动。加大伯克利分校是最早设立少数族裔问题课程的学校,有人认为这和60年代毛主义在非裔及亚裔中的影响有关。总的来说,《语录》在激进的黑人和亚裔群体中的流行,和美国60年代兴起的与主流白人文化相抗争的族裔政治有一定关系,《语录》中的阶级意识形态被转换成为底层的种族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的话语,这是它在美国流行的特殊之处。


如果要说《小红书的世界史》另外还有缺憾的话,那就是全书没有一篇论文介绍和分析《语录》在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世界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东南亚和这个地区的华人社会可以说是受以《语录》为代表的文革文化影响最大的地方。这个绝大多数的左派和共产党组织甚至武装力量都处于来自北方的影响之下。《语录》在这个地区的流行规模也是最广泛的。笔者曾经做过东南亚左翼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见到了大量和《语录》有关的生动的文字和图像材料。所以,东南亚地区研究的缺席,也是这本论文集的一个缺憾。





这些照片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语录》在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左派报刊中的影响


就数量和规模来说,小红书在60年代下半期越出国境的流行,可以算是世界文化传播史上罕有的现象。但它在绝大多数地方的流行大概最多只有四到五年,然后湮没无闻,今天除了在旧书市场偶尔可以见到,基本上没有读者。换了任何一本书,如果曾经达到如此规模的发行和流通量,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因此,可以说是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究其缘故,恐怕有内外两个重要原因。


内部原因是小红书当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本来就是60年代下半期中国特定国情下的文化输出战略,是国家斥巨资才得以实现的,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正常现象。当国家文化战略转型了,特定文化产品也就过时了。到1970年左右中国政府就不再支持《语录》的输出了。而外部原因,则用得着小红书的作者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两句话。毛泽东1967年对阿尔巴尼亚专家说自己的书出了中国就没什么用了,这恐怕更多地不是自谦,而是自省。就在那之前,他还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说那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这个比喻用在《语录》的世界性影响上更符合实际:从《小红书的世界史》中以及笔者了解的其他案例来看,《语录》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流行,都和当地的实用主义政治有关。这种实用主义政治或是象阿尔巴尼亚那样出于确保中国援助的需要,或是不顾《语录》的中国语境,生抄照搬,再不就是夸张它的象征性,把它当作政治波普和文化时髦。总之,都是把小红书当作钟馗甚至是道具来用。这就是《语录》的世界流行史留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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