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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下)

2016-09-20 王奇生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王奇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接上半部分,见今日推送的第一条消息)

4


新文化形成“运动”


《新青年》由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块“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由涓涓细流逐渐汇成为洪波巨浪。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每周评论》和《新潮》的相继创刊,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三刊同声协唱,同气相求,很快产生了群体效应。


与《新青年》相比,《每周评论》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言论更趋激烈,煽动性也更大。相对每月一期的《新青年》,以小型报纸形式出现的《每周评论》更显灵活也更具时效。


《新潮》的创刊,意味着学生辈正式以群体的形式加入到“运动”中来。在此之前,虽有青年学生给《新青年》投稿,但均是个体行为。《新潮》因系北大学生所创办,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脾胃。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的施存统致函《新潮》编辑部说:“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了!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施存统的这一说法颇值得注意。因《新青年》自1917年开始倡导“文学革命”,先后发表讨论文章数十篇。在《新青年》所有话题中,以“文学革命”的讨论最为热烈。但在施存统看来,在1919年以前,注意新文学的人还不多。直到《新潮》加盟鼓吹,“文学革命”的招牌才竖稳固。


1922年,胡适应《申报》创办50年纪念之约,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文中写道:虽然自1916年以来就有意主张白话文学,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


胡适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进程的描述。换言之,新文化真正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与五四运动大有关系。施存统仅注意到《新潮》的加盟鼓吹,而胡适更重视各地数百种报刊的响应。数百种报刊的群体响应,意味着“新文化”由少数精英的鼓吹,发展为士庶大众的参与。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新文化”才真正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


就《新青年》本身的传播而言,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湖南要算是《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直至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新青年》的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达二千本。


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但此后销数未见大的起色。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吴虞感叹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


在浙江,新思潮虽在五四之前便进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当时杭州的其他一些学校“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现,是1919年夏秋以后。杭州一地,在短短半年间,便出版了16种以教师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总期数达到120余卷。


湖南、四川、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是这些地区,新文化真正形成为“运动”,也是五四以后的事。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就更滞后一些。据恽代英称,五四以后,武汉学生“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1920年初利群书社成立后,武汉才有了专卖新书报的场所。由于书社规模不大,以至于成立半年多后,在汉口明德大学读书的沈均还不知道有此书社。沈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10月他致信毛泽东抱怨说:“学校(引注:指明德大学)除了几份照例的报纸外,想看看什么丛书杂志,那是没有的。最可怪的,以一个天下驰名的汉口,连贩卖新书报的小店子都没有,真是好笑又好急呢。”


新文化运动在福建又是另一番景象。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


新文化运动在省际之间不同步,在县际之间更不平衡。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刊物在各地的流行也不尽相同。在浙江,《星期评论》就比《新青年》更流行。如浙江第一师范有400多名学生,订阅《新青年》100多份,订阅《星期评论》400多份。后者几乎人手一份。


在湖南,最畅销的新文化刊物是《劳动界》。长沙文化书社在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共计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其次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才是《新青年》(2000本)、《少年中国》(600本)、《平民教育》(300本)、《新教育》(300本)、《新潮》(200本)等刊。《劳动界》于1920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通俗小报。在长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于学界购阅,唯有《劳动界》除学界外,工人购阅者也不少,故其销量颇大。销量排在第2位的《新生活》亦是小型通俗刊物,创刊于1919年8月,编辑李辛白是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办刊宗旨是想将新文化普及于民间,以“平民”为对象,文字通俗简短,定价又十分便宜(一元钱32本),故而销路也很好。排在第3位的才是《新青年》。《新青年》能销2000册已相当可观,但在湖南仍不及《劳动界》与《新生活》之畅销。刊物的销售情形,反映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由精英走向平民的趋势。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以往多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最早提出来的。实际上,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演讲稿随即同题发表于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陈独秀在演讲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周策纵由此推断:“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的。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思潮运动”,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1920年6月,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乐观的。”同年8月,陈启天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1923年4月,陈问涛在《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一文更明确指出:“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亲身参与过运动的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时仍坚持这一看法:“‘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五四以前,孤军奋战的《新青年》显然尚未形成“运动”的声势。在郑振铎的语意中,新出版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重要表征。郑振铎专门就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作过分析,认为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成绩,亦乐观亦悲观。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文人还不够觉悟,中国思想界没有长进。后者主要指有价值的书籍出版太少。他说他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杂志繁荣而书籍冷寂,大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景观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辞书,也几乎一致以五四为“新文化运动”之开端。如1930年出版的《中华百科辞典》对“五四运动”的释义:“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行示威之国民外交运动也。……论者谓为新文化运动之始。” 又如1934年出版的《政治法律大辞典》对“五四运动”的释义:“五四运动以政治的运动始,以后演为新文化运动,实开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之新纪元。”1949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亦称: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参与政治运动的开始,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底开始。”



5



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今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内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涉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


后来史家认定“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其主要依据是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6卷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段文字被后来史家反复征引。细察陈文之立论,意谓拥护德、赛两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场,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具体主张,均以此为原则。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民主”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非难”《新青年》者“叫板”说:


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


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已经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和九一八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恰是有人试图挑战“科学”与“民主”的权威而引发。


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并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1919年12月,胡适在综览各种解释后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胡适所称的“新思潮”、“新思潮运动”,与时下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同义。胡适认为,陈独秀以“德、赛两先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虽然简明,但太笼统。 可能是回应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限制在“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之狭义范围内,而且完全将“民主”排除在外。阐述虽然具体,却远没有“拥护德、赛两先生”那样具有决绝的气势。亦因为此,陈独秀这篇专门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甚少为后来史家所提及。


由于不满意陈独秀的诠释,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就学理而言,胡适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概括“新文化运动”,比陈独秀的“德、赛两先生”更为精当切要。然而,胡适的诠释似乎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1920年8月,陈启天在《少年中国》撰文指出:


“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却依我的推想,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


当年新文化的“运动家”们对什么是“新文化”虽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来史家们却相当一致地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说法。1946年,郑振铎在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时即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是科学与民主。这要求在今日也还继续着。我们纪念‘五四’,我们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所要求而今日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两个目标:‘科学与民主’。我们现在还要高喊着,要求‘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显然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更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因而最终凝固为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永久记忆。


实际上,后来史家们在考察《新青年》杂志后发现:“《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新青年》涉及的论题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显然不曾预想四五年后将引发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故上述诸话题不可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寻觅”、“发掘”和“策划”出来的。话题中有的产生了重大反响,也有的并未获得成功。

对一个刊物而言,何种主张最为反对派攻击,往往意味着该主张在当时最具反响。蔡元培总结林琴南对《新青年》的攻击集中于两点: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这两点,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亦可得到应证。如《顺天时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学者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北京新报》报道称:“近时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诸君,提倡中国新文学,主张改用白话文体,且对于我国二千年来障碍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学说,及骈散文体,为学理上之析辨。”《民治日报》报道称:“今日新旧之争点,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


最值得注意是《申报》的两次报道。1919年3月6日第一次报道称: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演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寄语新文学诸君子,中国文学腐败已极,理应顺世界之潮流,力谋改革,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韪,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


1919年11月16日第二次报道说:


(《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


综而观之,当时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它“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


三四年后,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批评所向,仍集矢于白话文学。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恐怕也出乎陈独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杂志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底,《新青年》编辑部为重印前5卷,发布广告称:“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报》刊登广告,其广告词亦强调《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他写给高一涵等人的信,信中写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则是明显的。


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较全面,但戈氏的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又过了十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目标常常为人们所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所淡忘。


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从此以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九十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叠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反而是越纪念越模糊。


(本文为王奇生老师同名论文的修订校正稿,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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