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上)

2016-09-20 王奇生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王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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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1


“普通刊物”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乏。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一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二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杂志创刊号申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一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鸿等人。内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 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改名。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伎重演,将一、二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在情理之中。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一千本。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怀有好感。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3个月前,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采,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多半是后来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德、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恽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毛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两人的文章平实无华,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阅读冲击力。此类在校学生的课业式文章也能在《新青年》发表,大体可佐证周作人的“普通刊物”之说。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二卷起,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


2


“复活”与“渐兴旺”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4个月之后重新出版。与前3卷不同的是,第4卷起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4卷3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对外宣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适的话为佐证。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即随之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从4卷开始,采取轮值编辑制。轮值编辑一人一号、各负其责。第4、5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第6卷的轮值编辑,由高一涵、李大钊顶替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这些轮值编辑均为北大教授或职员。《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新青年》编辑部为此大加“辟谣”。此举虽有减轻校方压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盖弥彰”策略之意。《学衡》派后来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外,认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


除了作者队伍、思想主张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外,《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以前,陈独秀曾独自主办过《安徽俗话报》,又与章士钊合办过《甲寅》杂志,按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没想到《新青年》办了两年还无声无臭,一度面临关门的局面。这实在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办《甲寅》杂志时,他就采用过“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新青年》创刊伊始,即仿照《甲寅》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1917年7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第3卷3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曲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拟态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原文如此,似为“如”之误--引注)是乎!”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

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两度致书蔡元培,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文化诸人也指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仍无碍媒体在“新旧之争”的名义下加以炒作。当时就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完全是媒体虚拟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 


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在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林蔡之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还与《申报》的两篇报道有关。1919年3月6日《申报》报道说:“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发动者,由于国史馆内一二耆老之进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其事。此语何自而来,殊不可解。”3月31日,《申报》又有消息说,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教育部,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而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并不过问。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学校长,“令其谨慎从事”。


第一则消息《申报》虽然明示系不实之传闻,但仍为不少媒体辗转报道。第二则消息确有其事,更有媒体进一步透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时事新报》描述说:“自《申报》电传大学教员陈胡诸君被逐之耗后,举国惊惶,人人愤慨。”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立即使人联想到“旧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压“新派”。“新派”一时竟成了令舆论同情的“弱者”。其时黄宗培致函胡适说:“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


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其实很难断言何者更具市场。“新派”、“旧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如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申言“《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激进,但对文学革命则持保留态度。他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的文章,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可见对于新文学,反对者并非全是旧派,新派亦甚有持异议者。


对于《新青年》的其他主张,胡适在美国的一帮朋友也不乏异词。如张奚若即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的学问强半是“无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论“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后来备受称赞的李大钊之《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在张奚若看来,不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


《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坦承:“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连“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纳《新青年》,难怪胡适的朋友朱经农要为“新思潮的潜势力单薄得很”而担忧了。


令新旧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众媒体介入并炒作后,《新青年》与“新派”、“新文化”的声名与日俱增。其时有人投书上海《中华新报》说,听到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后,并不消极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成都《川报》亦发表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胡、傅〔斯年〕、钱四人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申报》最初报道的是陈、胡、钱三人被逐,经辗转报道后,三人变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刘半农和傅斯年两说,可见传闻之甚。


当时读书界显已洞悉“越受打压越出名”的社会传播心理。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震。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对于这一变化,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具有职业性的敏锐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汪孟邹以“渐兴旺”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


3


与《东方杂志》竞争


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象《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象《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既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


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吴虞、恽代英等人在1915-1919年间的阅读记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个体例证。


清末民初的吴虞是一个甚不得意的读书人,被成都士绅界目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吴虞之“发迹”并上升为全国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新青年》杂志密切相关。查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际,亦开始订阅《新青年》。


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连载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到1917年7月,吴虞即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独钟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等数种,此外还零星购买过《进步杂志》、《青年进步》、《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妇女时报》、《小说海》等刊。恽批评当时的青年学生多“不肯买正当杂志”,“亦多不明看杂志之利益”,而自己大量订阅杂志,显属特例。从订单看,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与吴虞颇有不同,惟有《东方杂志》是两人都常订阅的刊物。


恽代英最早接触并投稿《新青年》,与吴虞几乎同时。但与吴虞不同的是,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1919年恽代英不再订阅《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等刊,只有《东方杂志》仍在续订中。


恽代英坚持不懈地订阅《东方杂志》,却迟迟不订《新青年》,有些匪夷所思。1917年9月,恽代英在日记中对《新青年》有过如下一番议论:


《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


恽代英对《新青年》印象最深的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


不过到五四前后,恽代英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态度在逐渐发生变化。4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月25日,恽代英又在日记中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


五四前后数月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在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中,发生了一次角色转换。只是这一转换,比吴虞大约晚了两年。吴虞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而恽代英虽然也给《新青年》投过稿,其身份更倾向于“读者”一边。从《新青年》“读者”的角度来看,恽代英的情形可能更具代表性。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角色转换,除了思想取向和社会时势的契合外,也不应忽视《新青年》同人在大众传播层面的策略运作。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在此之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文化主张虽有不同,但两刊从未正面交锋过。陈独秀此次直接“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单刀直入,显得十分突兀。事缘于《东方杂志》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上一篇名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因该文征引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陈独秀乃借辜氏维护纲常名教与复辟帝制的关联,趁机将《东方杂志》一并推上“复辟”的审判台。陈独秀在正文中虽然没有以“复辟”相责问,却以“《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为副标题,十分醒目。在当时国人对“复辟”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的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无疑极具杀伤力。陈独秀全文以16个“敢问”相串通,甚少学理论辩,却充满浓烈的挑衅意味。这种轶出学理规则,甚至带有“诋毁”“攻讦”意气的做法,在当时杂志界同行显属违背常规,极为罕见。


学界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已有相当细致的描画,此处无意否认两刊在思想层面的严重分歧,只是对陈独秀以非常手段“对付”《东方杂志》的“非观念”动机,作一点探奇式的考察。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刊物办了两年多,影响仍然有限,而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的《东方杂志》却在都市文化人中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羡。如何与《东方杂志》争夺读者市场乃至全国读书界的思想领导权,陈独秀不可能不加以考虑。《东方杂志》以迎合读者,推广销路,确保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新青年》显然不可能像《东方杂志》一样循商业模式来运作。《新青年》要与《东方杂志》竞争,必须以思想主张去吸引读者。就办刊宗旨而论,《东方杂志》力持“平正”,《新青年》则一味激进。但在民初的中国文化界,响应激进者毕竟是少数。恽代英于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尚认为办刊物“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张国焘也回忆说,1919年以前,他的北大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占少数。


陈独秀借“复辟”做文章攻击《东方杂志》,如同使出一个“杀手锏”,大有拔刀见红之效。《东方杂志》声望和销量很快受到冲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以减价促销来抵制。但陈独秀仍不罢休,于1919年2月再次撰文诘难《东方杂志》。无奈之下,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以“十大杂志”为题,大做广告,力图挽回影响。《东方杂志》列名商务“十大杂志”之首,其广告词称:“《东方杂志》详载政治、文学、理化、实业以及百科之学说,并附中外时事、诗歌、小说,均极有关系之作。”


“十大杂志”广告刊出不久,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一面对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大加赞美,一面对商务旗下的几大刊物痛加批贬,如称《东方杂志》是“杂乱派”杂志,《教育杂志》是“市侩式”杂志,《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等,用语十分刻薄。其中对《东方杂志》的具体评价是:“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罗家伦的批评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言词充满火药味,褒贬之间不无意气夹存。《新潮》是在陈独秀、胡适指导下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所创办。罗家伦之文是否受过《新青年》同人之“指导”不得而知,但与此前陈独秀的“质问”文章无疑起到了唱和的作用。


《东方杂志》连遭陈、罗的炮轰后,声望暴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编的陶惺存以“景藏”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一文,算是回应罗家伦。1920年7月陶惺存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张国焘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到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五四前后,像张国焘这样的“新时代青年”大都经历了一个从爱读《东方杂志》到爱读《新青年》的过程。郑超麟也回忆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而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


在恽代英、张国焘、郑超麟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阅读史上,大多经历了一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此起彼伏的“权势转移”过程。


(因篇幅较长,本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继续阅读请见今日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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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上)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上)

2016-09-20 王奇生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王奇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1


“普通刊物”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乏。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一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二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杂志创刊号申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一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鸿等人。内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 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改名。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伎重演,将一、二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在情理之中。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一千本。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怀有好感。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3个月前,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采,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多半是后来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德、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恽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毛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两人的文章平实无华,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阅读冲击力。此类在校学生的课业式文章也能在《新青年》发表,大体可佐证周作人的“普通刊物”之说。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二卷起,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


2


“复活”与“渐兴旺”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4个月之后重新出版。与前3卷不同的是,第4卷起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4卷3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对外宣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适的话为佐证。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即随之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的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从4卷开始,采取轮值编辑制。轮值编辑一人一号、各负其责。第4、5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第6卷的轮值编辑,由高一涵、李大钊顶替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这些轮值编辑均为北大教授或职员。《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新青年》编辑部为此大加“辟谣”。此举虽有减轻校方压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盖弥彰”策略之意。《学衡》派后来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外,认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


除了作者队伍、思想主张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外,《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以前,陈独秀曾独自主办过《安徽俗话报》,又与章士钊合办过《甲寅》杂志,按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没想到《新青年》办了两年还无声无臭,一度面临关门的局面。这实在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办《甲寅》杂志时,他就采用过“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新青年》创刊伊始,即仿照《甲寅》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1917年7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第3卷3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曲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拟态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肄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原文如此,似为“如”之误--引注)是乎!”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

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激烈的反对者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两度致书蔡元培,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文化诸人也指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仍无碍媒体在“新旧之争”的名义下加以炒作。当时就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完全是媒体虚拟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 


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在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林蔡之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还与《申报》的两篇报道有关。1919年3月6日《申报》报道说:“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发动者,由于国史馆内一二耆老之进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其事。此语何自而来,殊不可解。”3月31日,《申报》又有消息说,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教育部,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而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并不过问。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学校长,“令其谨慎从事”。


第一则消息《申报》虽然明示系不实之传闻,但仍为不少媒体辗转报道。第二则消息确有其事,更有媒体进一步透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时事新报》描述说:“自《申报》电传大学教员陈胡诸君被逐之耗后,举国惊惶,人人愤慨。”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立即使人联想到“旧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压“新派”。“新派”一时竟成了令舆论同情的“弱者”。其时黄宗培致函胡适说:“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


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其实很难断言何者更具市场。“新派”、“旧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如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申言“《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激进,但对文学革命则持保留态度。他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的文章,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可见对于新文学,反对者并非全是旧派,新派亦甚有持异议者。


对于《新青年》的其他主张,胡适在美国的一帮朋友也不乏异词。如张奚若即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的学问强半是“无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论“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后来备受称赞的李大钊之《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在张奚若看来,不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


《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坦承:“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连“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纳《新青年》,难怪胡适的朋友朱经农要为“新思潮的潜势力单薄得很”而担忧了。


令新旧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众媒体介入并炒作后,《新青年》与“新派”、“新文化”的声名与日俱增。其时有人投书上海《中华新报》说,听到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后,并不消极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成都《川报》亦发表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胡、傅〔斯年〕、钱四人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申报》最初报道的是陈、胡、钱三人被逐,经辗转报道后,三人变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刘半农和傅斯年两说,可见传闻之甚。


当时读书界显已洞悉“越受打压越出名”的社会传播心理。正是1919年春初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震。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对于这一变化,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具有职业性的敏锐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汪孟邹以“渐兴旺”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


3


与《东方杂志》竞争


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象《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象《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既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


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吴虞、恽代英等人在1915-1919年间的阅读记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个体例证。


清末民初的吴虞是一个甚不得意的读书人,被成都士绅界目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吴虞之“发迹”并上升为全国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新青年》杂志密切相关。查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际,亦开始订阅《新青年》。


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连载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到1917年7月,吴虞即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独钟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等数种,此外还零星购买过《进步杂志》、《青年进步》、《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妇女时报》、《小说海》等刊。恽批评当时的青年学生多“不肯买正当杂志”,“亦多不明看杂志之利益”,而自己大量订阅杂志,显属特例。从订单看,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与吴虞颇有不同,惟有《东方杂志》是两人都常订阅的刊物。


恽代英最早接触并投稿《新青年》,与吴虞几乎同时。但与吴虞不同的是,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1919年恽代英不再订阅《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等刊,只有《东方杂志》仍在续订中。


恽代英坚持不懈地订阅《东方杂志》,却迟迟不订《新青年》,有些匪夷所思。1917年9月,恽代英在日记中对《新青年》有过如下一番议论:


《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


恽代英对《新青年》印象最深的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


不过到五四前后,恽代英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态度在逐渐发生变化。4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月25日,恽代英又在日记中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


五四前后数月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在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中,发生了一次角色转换。只是这一转换,比吴虞大约晚了两年。吴虞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而恽代英虽然也给《新青年》投过稿,其身份更倾向于“读者”一边。从《新青年》“读者”的角度来看,恽代英的情形可能更具代表性。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角色转换,除了思想取向和社会时势的契合外,也不应忽视《新青年》同人在大众传播层面的策略运作。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在此之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文化主张虽有不同,但两刊从未正面交锋过。陈独秀此次直接“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单刀直入,显得十分突兀。事缘于《东方杂志》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上一篇名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因该文征引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陈独秀乃借辜氏维护纲常名教与复辟帝制的关联,趁机将《东方杂志》一并推上“复辟”的审判台。陈独秀在正文中虽然没有以“复辟”相责问,却以“《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为副标题,十分醒目。在当时国人对“复辟”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的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无疑极具杀伤力。陈独秀全文以16个“敢问”相串通,甚少学理论辩,却充满浓烈的挑衅意味。这种轶出学理规则,甚至带有“诋毁”“攻讦”意气的做法,在当时杂志界同行显属违背常规,极为罕见。


学界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已有相当细致的描画,此处无意否认两刊在思想层面的严重分歧,只是对陈独秀以非常手段“对付”《东方杂志》的“非观念”动机,作一点探奇式的考察。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刊物办了两年多,影响仍然有限,而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的《东方杂志》却在都市文化人中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羡。如何与《东方杂志》争夺读者市场乃至全国读书界的思想领导权,陈独秀不可能不加以考虑。《东方杂志》以迎合读者,推广销路,确保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新青年》显然不可能像《东方杂志》一样循商业模式来运作。《新青年》要与《东方杂志》竞争,必须以思想主张去吸引读者。就办刊宗旨而论,《东方杂志》力持“平正”,《新青年》则一味激进。但在民初的中国文化界,响应激进者毕竟是少数。恽代英于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尚认为办刊物“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张国焘也回忆说,1919年以前,他的北大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占少数。


陈独秀借“复辟”做文章攻击《东方杂志》,如同使出一个“杀手锏”,大有拔刀见红之效。《东方杂志》声望和销量很快受到冲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以减价促销来抵制。但陈独秀仍不罢休,于1919年2月再次撰文诘难《东方杂志》。无奈之下,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以“十大杂志”为题,大做广告,力图挽回影响。《东方杂志》列名商务“十大杂志”之首,其广告词称:“《东方杂志》详载政治、文学、理化、实业以及百科之学说,并附中外时事、诗歌、小说,均极有关系之作。”


“十大杂志”广告刊出不久,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一面对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大加赞美,一面对商务旗下的几大刊物痛加批贬,如称《东方杂志》是“杂乱派”杂志,《教育杂志》是“市侩式”杂志,《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等,用语十分刻薄。其中对《东方杂志》的具体评价是:“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罗家伦的批评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言词充满火药味,褒贬之间不无意气夹存。《新潮》是在陈独秀、胡适指导下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所创办。罗家伦之文是否受过《新青年》同人之“指导”不得而知,但与此前陈独秀的“质问”文章无疑起到了唱和的作用。


《东方杂志》连遭陈、罗的炮轰后,声望暴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编的陶惺存以“景藏”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一文,算是回应罗家伦。1920年7月陶惺存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张国焘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到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五四前后,像张国焘这样的“新时代青年”大都经历了一个从爱读《东方杂志》到爱读《新青年》的过程。郑超麟也回忆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而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


在恽代英、张国焘、郑超麟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阅读史上,大多经历了一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此起彼伏的“权势转移”过程。


(因篇幅较长,本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继续阅读请见今日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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