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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游记:死生敦煌

2016-10-11 李夏恩 东方历史评论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李夏恩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到敦煌的第一件事情是:深呼吸。再没有哪个地方比敦煌更能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每当夜风吹起,那些随风传来的呼啸,以及携风而来的尘沙,一如它们在千年前拂过粟特商人和求法僧侣的面孔一样,吹着今天旅行者和研究者们的脸庞,历史在这一刻消解了时空的屏障,让古人与今人在它浓厚的气息中会合。


1907年3月12日早晨,当斯坦因到达敦煌时,迎接他的,正是千年的风沙,“这天刮着寒冷的东风,我们由衷庆幸我们到达了有树林和房屋的地方可以避风,幸好不是在空旷的沙漠中遇到这阵狂风”。寒风与扬沙并没有阻挡这位探险家的脚步,因为这里埋藏着中国乃至中亚历史上最伟大的秘密宝藏,尽管当地人早已将其遗忘,但他却能从风声中听到千年以前的呼唤。在他的探险笔记上,他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这个地方久远的历史:“从汉朝以来,它就被称作敦煌”。


1


记录者、流放者和求法者


历史的吊诡之处至于,它并不完全遵循常规的逻辑,有时,它在最开始时模糊,后来变得清晰,到今天又变得模糊。“敦煌”的名字即是一例。自这个名词出现在《史记·大宛传》中,并且被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的注释中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之后,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里,都因循这一清晰明了的解释,从未有人质疑过。直到现代,历史学家才从蛛丝马迹中寻处痕迹,认为“敦煌”早在被汉朝人发现之前,就已有“敦煌”之名,只不过这个名字仅有其音,却无汉字对应。是最早出使西域的张骞发明了“敦煌”这个汉名。而150年后,应劭用注解的方式将敦煌纳入到中原文明的历史谱系之中,就像敦煌境内的“三危山”和敦煌的另一个古称“瓜州”一样,只是为了附会上古经典《尚书·舜典》帝舜曾经“窜三苗于三危”和《左传》中“昔秦人迫逐乃祖离于瓜州”的记载。但恰恰是这些附会的名字,将敦煌拉入了中国文明的历史叙事之中。


具有隐喻意味的是,这些后来的附会之辞,却在某种意义成为了现实。既然敦煌的三危山已经被定义为《尚书》中帝舜流放罪犯之所,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决定沿袭这一古老的法令,敦煌于是成为了流放者的目的地。在敦煌发现的一份题为《敦煌名族志残卷》(P.2625)中记载,“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元鼎六年是前111年,而恰也在这一年,汉武帝开设了敦煌郡——敦煌的历史从一开始就与流放连接在一起。每当朝廷中央发生政争内乱,敦煌总会多出一批身份煊赫的流放者。巫蛊之祸中曾经协助太子起兵的官吏和兵将除灭族处死外,全部流徙敦煌;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留名青史的陈汤也曾是敦煌的流放者。


流放者眼中的敦煌究竟是何模样?至少在陈汤抵达的时候,敦煌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边关要城,周边有绵延的烽燧亭障,用以防备匈奴和其它外来势力的骚扰,在敦煌城里最多的,恐怕除了流徙的罪犯和逃荒而来的饥民之外,就是从内地征发的戍卒。1990年10月,考古人员在敦煌南62公里的莫高窟所在三危山余脉火焰山上发掘的三万五千多枚汉代木简,让今人得以一窥汉代敦煌的情景。这些汉简都属于敦煌通往西域的一大驿站,悬泉置。我们知道有许多著名的西域使臣和官员都曾途经悬泉置,在一份题为《传置道里簿》的简牍中,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如何从长安来到敦煌的,途中他们经过了哪些郡县,我们甚至知道他们吃了些什么,在一条简牍里是这样写的:


“七月十一日庚申,主羌史李卿过西,从吏一人,用米六升,肉一斤”


主羌史是敦煌郡守从属的一个小官,负责管理归义汉朝羌人的日常事务。而另一枚木简则以命令的口气要求驿站好好招待一位煊赫的将领:


“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厨,乘假自致受作,毋令客到不办与,毋忽,如律令!”


大多数木简都是驿站的日常琐细,以及一些汉代法律条文和判例。但有一枚简号为VI91DXF13C②:30的木简却非常特殊,这是一枚残简,上面只有24个字,但记载的内容却意义丰富: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这支木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上面的“浮屠”二字是明确的佛教用语,再联系到最前面的“少酒薄乐”,更是带有佛教清规戒律的色彩。尽管这枚木简并没有明确纪年,但是考虑到发掘时和它放在一起的木简东汉光武帝在位的建武到安帝在位永初年间,所以这是否意味着在东汉初期,敦煌就已经是一个佛教信徒的聚居之所?


尽管没有更多的史料描述这一时期佛教在敦煌的规模,但在汉末魏晋之际,敦煌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西北地方的佛国。《魏书·释老志》里这样描述晋末十六国时代的敦煌:“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而众多的佛经,也通过敦煌传入内地。高僧竺法护通三十六种语言,世居敦煌,号为敦煌菩萨,《开元录》中载其译经共175部,354卷,乃“佛教入华以来,译经最多”之人。


如此大量的佛经以敦煌作为中枢流传内地,而内地信徒也希望能够以敦煌为起点求取佛法,以拯救沉沦在乱世苦难中的众生。中国佛教史上最具史诗性的西行求法以高僧法显作为开端。公元400年,法显一行抵达敦煌,在敦煌修养一个月后,西出大漠,“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228年后,另一位更著名的高僧玄奘追随他的脚步,同样踏上了求取真经的漫漫长路。


法显在记述其求法旅程的《佛国记》中,曾经多次提到一种佛教圣迹——石窟。这些石窟是当年佛陀坐禅入定和阿罗汉结集经之处,它们有些是自然的洞穴,但也有人工开凿的石室。在佛陀寂灭后,这些作为圣迹的石窟往往会供奉佛影或是佛像。


这种凿山为窟的风习很快通过中亚传播到敦煌地区。对一心苦修向佛之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端坐洞窟之中,面壁观想佛陀教诲更有利于领悟佛法空无精义的了。如果《李君克让莫高窟修佛龛碑》的记载可靠的话,那么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兴建于366年,也就是法显从敦煌西行求法的34年前,由一位叫乐僔的法师首先“造窟一龛”,接着,又有一位名叫法良的禅师自东来此,“于僔师龛侧,更即迎建”。但非常奇怪的是,一路沿途记下佛迹名胜的法显,竟然丝毫没有提到敦煌莫高窟的兴建,也许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千佛窟”的莫高窟还只是初芽包裹的一个梦想。但就像乐僔当年初来此地时所看到的那个神迹一样,这个地方迟早成为沙海中的佛国。


2


和尚与异教徒


今天的旅行者会惊叹于莫高窟的雄浑连绵,很少有人在大佛阁(96窟)前不会动容,巨大的弥勒佛像高达35.3米,即使是在白天从底层进入大佛阁,在天井射下的天光下,极力仰望,也很难瞻见大佛的圣容。大多数人在看到巨大的手指时就已经投身膜拜了。


伟大与描写就以这种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正是建造这尊大佛的人所希望达到的效果,用威严的气势来彰显佛教的荣光,用庞大的身躯来俯瞰渺小的世人,从而让尘沙之众内心油然生出敬意和虔诚。


“延载二年(695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卅尺”。写于865年的《莫高窟记》中如此记述这尊大佛兴建的因由。这条记载的玄机之处不是大佛令人瞠目的高度,而是“延载二年”这个时间,实际上,延载年号只使用过一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武则天登基称帝后使用的诸多极富个人色彩的年号之一。而改元的原因是她在改元延载的第二年就被群臣加上了“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慈氏”正是弥勒的意译汉名。所以敦煌的这尊巨大的佛像也应该是给笃信自己为弥勒化身的武则天献上的一份厚礼——它意味着即使是在千里之外的敦煌的臣民,也活在女皇陛下的权威之下(几个月前上映的《大唐玄奘》中有一个镜头,黄晓明扮演的玄奘西行前在敦煌大佛前礼拜祷告,但实际上,玄奘出发时大佛还没有建成,而且玄奘在西行时也没有经过敦煌)。


敦煌的兴衰总是与中原王朝的兴亡休戚相关,而莫高窟则是一个缩影。自乐僔开凿了第一个石窟之后,这里便开始聚集一个修建石窟作为习禅礼佛之所的小群体。但这个群体得以扩张,则仍然是靠政治手段。现存最早的北凉石窟中,弥勒菩萨的交脚而坐的雕塑占据了很大部分,正是因为占据此地的北凉君主沮渠蒙逊是弥勒虔诚的信徒。他的从弟沮渠京声正是弥勒信仰的经典《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译者。几乎现存所有北凉时期的佛教文物上,都会有弥勒菩萨的印记。北朝时代莫高窟的兴盛,也同样是靠驻守敦煌的两位官员,北魏宗师元荣任敦煌太守后,被封为东阳王,在他统治敦煌的20年间,莫高窟开窟建龛达到了一个高潮,继其之后,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也修建了大量的洞窟,以至于在《武周圣历碑》上将他们排列在莫高窟的建立者乐僔和法良两位禅师之后:“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


但建造洞窟的不仅仅是这些高僧显贵,在今天留下的洞窟中,仍能发现庶民日常的饾饤点滴,建于北魏的第285窟北壁的一个角落里,有着这样一处题记“佛弟子滑黑奴”,以及其他几个清信士、清信女、比丘尼和昔女,在他们的名字前没有那串冗繁延长的职衔官名,他们只是普通人,用自己绵薄之力为今生和来世种下福报。


“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一块唐代碑文如此形容初唐时代的敦煌莫高窟,根据碑文记载,此时的莫高窟大致有佛窟“可五百余龛”,这是一个夸张说法,因为每个石窟都可能有几个佛龛,所有的石窟加起来大概在三百个左右。敦煌也在唐代达到鼎盛。除了刚才提到的大佛之外,还有一尊大佛在721年建成,被称为“南大像”,只比前一尊大佛矮10尺。


在两尊佛陀巨像的辉映下,敦煌俨然成为西北佛国。然而它并非是一个一教独大的排外之地。敦煌遗书中的《沙州图经》里标注了一个有趣的地名“祆神”,它是一座寺庙的名字,地点“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周回一百步”。一百步大约长度为150米,这意味着这座奉祀祆神的祠庙规模并不比一座佛寺要小。


祆教只是在敦煌的众多非佛教的宗教之一,佛教信徒一般将他们称为“外道”,而将它们的经典称为“伪经”,但是这两种说法并无歧视的意思在内,各种教派在敦煌都有各自的安生之地。中国学者将中古时期盛行于中国的三种外来宗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来自叙利亚的一种基督教的异端分支)称为“三夷教”,尽管这三种宗教在845年因唐武宗颁布的激进的禁教令而消亡,但在此之前,一直与敦煌的其它宗教和谐共存——敦煌人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度令人惊叹,这一点从第17窟的藏经可以一斑窥豹。




17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经洞”,以“东方语言文化图书馆”之名著于世。尽管这个名称会使人想到大不列颠图书馆或是中国新建的国家图书馆,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面积不到三米见方,高不过2.7米的小储藏室。所有的参观过藏经洞的研究者几乎都会因它如此之小却释放出如此海量的信息而惊叹不已,考虑到它在唐代仅是一座小寺院的文书库,就更让人对那些早已消失的大寺书库可能会有的更丰富的库藏而怅然不已。


藏经洞里当然绝大部分都是佛教经典文献,但却不仅止于此。里面甚至还包括一张纸,上面写着18行希伯来语祷告词,是《旧约·诗篇》中的一段,这证明有犹太商人曾经来过敦煌。当然,还有祆教古经《阿维斯塔》的残篇,这些残篇应当是由信奉祆教的粟特人带来的,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一批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将粟特人描述为天生的商人,他们如此热衷于追求获利,不惮千里万里将东西方的商品转运到世界各地,而他们的守护神,便是这些画在古纸上的祆教神祗。


藏经洞里最重要的异教文献是摩尼教经典。包括最著名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这部经书刚被发现时差点儿被当成是佛教经典,在《大正新修大正藏》里编号No. 2141A。不过很快,就被发现是摩尼教经文,但它确实乍看上去非常像佛教经典:


“佛夷瑟德乌卢诜者(本国梵音也),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法身之异号也。当欲出世,二耀降临,分光三体;大慈愍故,应敌魔军。”


不同的宗教在中土传播都需要采取融合策略,以便让自己的信仰得以被当地人接受。摩尼教在使用已经被华化的佛教辞藻时灵活自如,而另一种宗教景教却套用道教用语,从景教经典《尊经》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其如何借用道教辞藻来让自己变得易于理解。就像摩尼教曾被当成佛教一派一样,景教也暗度陈仓,融入到道教之中。道教最重要的经典《吕祖全书》中有一段《太上敕演吕祖救劫证道经咒》,其中四段咒语长期以来令人不解其意,直到1934年才被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发现是叙利亚语的景教赞美诗。


敦煌为这些宗教提供了一席之地,众神从丝绸之路上翩然而至,用自己的法力和语言护佑自己的信徒,在不同的祈祷和诵念声中,让每一颗开放的心灵得到赐福和安宁。这可能是敦煌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在一张藏经洞的残纸,我们看到了六位长着兽头的女神形象,他们怀抱小儿,耐心地呵护他们,他们被称为“护诸童子”的“女神”,如果患病小儿在梦中梦到她们的形象,只要祭拜她们就可以痊愈——梦想永远是现实最好的疗伤药。


3


忠臣与谋杀犯


敦煌沉睡在太平盛世的梦境里,直到被粗暴的打断。755年,安史之乱彻底打破了唐帝国的盛世华梦。敦煌也未能从这场灾劫中幸免,唐帝国无力应对危机,只得像它之前的宿敌和对手吐蕃帝国求援,这相当于引狼入室。当朝廷无法按照允诺给予吐蕃满意的报酬后,吐蕃援军转瞬间就变成了新的侵略者,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汇聚地,当然成为了第一个觊觎的目标,大致在786年,敦煌沦入吐蕃人之手。敦煌的文献显示,在吐蕃统治的62年间,当地的商业贸易几乎恢复到以物易物的状态,粮食成为唯一的货币,人们用粮食交换日常用品,也用粮食来还债。


这段占领在848年被终结,此时吐蕃帝国内部土崩瓦解,一个汉人将军便趁此时机将吐蕃人逐出敦煌。他的名字叫张议潮,他的英雄事迹被不无夸张地写成变文在敦煌当地传唱,在变文中,占领者吐蕃被称为“贼”:


“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獐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


这位将领的名字叫张议潮,他本来可以像十六国时代的西北将领一样,割地称王,而且当时唐帝国中央衰退,各地节度使拥兵自立,俨然战国诸侯。但张议潮却选择向唐朝称臣,上表请求获得朝廷赐予他官位和合法的身份,使用朝廷颁布的年号和历法,奉唐廷正朔,甚至最后将军政大权托付给自己的侄子张淮深,以69岁老迈之身躬亲前往帝国京城长安。他所率领的军队被唐廷赐名为“归义军”,表彰张议潮对朝廷的忠义之心。




在敦煌莫高窟的98窟绘制了一套这个忠义家族的画像,最前面是开创者张议潮,跟在后面的是他的法定继承人的张淮深,接着是索勋,他是张淮深弟弟张淮鼎的姐夫,在892年至894年担任归义军节度使。这些画像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让人觉得家族内部权力交接得相当平稳。但实际上,在这幅怡怡乐乐的画像背后,隐藏着阴谋与杀戮。


这幅壁画上第一个消失的是张议潮,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作为收复敦煌归唐的忠臣无可指摘,但他最后却成为忠诚的牺牲品,尽管他一直兢兢业业效忠朝廷,但朝廷却一直疑虑他拥兵自重,他赴身长安的原因其实是被朝廷作为控驭归义军的人质。在长安的人质生活形同软禁,他在872年去世。这恐怕是唯一幸运的事情,因为他远在长安,还来不及见到18年后自己的两个儿子兄弟阋墙,演出一场惨绝人寰的权力悲剧。


只有一段文献用隐约的笔法委婉地提到了这场惨剧:“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这八个字隐藏着一个古老而冷僻的典故。春秋时代鲁国公卿叔孙豹宠信自己的庶长子竖牛,后来竖牛杀害了自己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并饿死了自己的父亲。而在890年敦煌的这场内乱中,受害者是张淮深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而下手杀死他们的,正是张淮深的两名庶子张延思和张延嗣。


这起张氏家族的人伦惨剧本来很可能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是偶然之间在藏经洞里一份《大智度论》的背面发现了张淮深墓志铭的抄本,才让这起一千年前的谋杀案浮出水面。但张淮深被杀后,两个弑父杀兄的凶手并没有登上权位,获得节度使大权的是他们的叔叔、张淮深的堂弟张淮鼎。从那以后,这两个凶手的名字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可以退想到张淮鼎杀了他们。但张淮鼎也只享受了一年多权力便突然死亡,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自然死亡。他的姐夫索勋登上节度使的宝座,然而他在位的时间比张淮鼎还短,仅仅11个月后,他就被张议潮的第十四女推翻。张氏将自己的侄儿,张议潮的孙子张承思推上节度使的宝座,号称是复辟张氏统治,却让自己的三个儿子李弘愿、李弘定和李弘谏掌握实权。张承奉沦为傀儡。但这种情况也只维持了两年,896年,张承奉在张氏家族的协助下再一次掀起政变,终结了李氏母子的大权独揽,复辟亲政。


张承奉没有赶尽杀绝,他让曾经扶立自己上位的叔母苟延残喘,并尽力把权力握在自己手中。但敦煌经历了如此长时期的内乱,已经无法再恢复到原先的状态,而维系敦煌地位的唐帝国,也在此时走向了末路。尽管敦煌的掌权者每一个都迈过前任的尸体登上宝座,但他们对唐王朝的忠诚却一以贯之。无论是合法继承人抑或篡位者,都以得到朝廷的认可为荣。但906年,唐朝被后梁取代。远离长安的敦煌归义军因为消息隔绝,仍然固执地使用唐朝的年号,甚至在908年后梁已经建立两年后,仍然打着出使唐朝的旗号,直到出使的队伍返回敦煌,敦煌人才知道改朝换代的消息。这个被遗忘的地方决心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金山国。张承奉成为了这个西北边徼的“金山白衣天子”。


尽管敦煌成为了一个国家,但它曾经在大唐盛世时沟通西域连接东西方枢纽的中心地位却永不复焉,就连这个仓促建立的尴尬王国也残缺不全,回鹘的进逼时时威胁着它的存在。一份写于911年的敦煌文书展现出这个小国最屈辱的时刻,恰如这份文书的题名《辛未年七月沙州一万人上甘州回鹘天可汗状》,金山国成为回鹘的附庸:“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张承奉也被迫去帝号,改为敦煌国。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沙州长史曹议金取代(914年)。曹氏决定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无论这个中原王朝究竟是哪一个。这保证了曹氏在敦煌的权力延续了116年,那幅描绘张议潮父子以及索勋的历代归义军节度使的壁画,正是他下令绘制的杰作,在这幅壁画的对面,是曹氏家族的壁画。篡位者和谋杀犯都被巧妙地抹去,只剩下可以被接受的忠臣的历史。


4


遗忘者和发现者


归义军被认为是敦煌最后的辉煌时刻,观看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仍能从中读出唐代的遗韵。丝绸之路尽管随着唐代的覆亡而衰落,但敦煌仍然保留着某种开放宏大的精神。但是政治的混乱却吞噬了它的活力。1036年,西夏攻陷敦煌。敦煌与中华文明进入了长达一百余年的半隔绝阶段,文雅的宋朝更看重海上贸易,巨帆楼船出航一次带回的货物是沙海驼峰带回的数倍之多,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达,更使陆路贸易日趋荒凉。1226年,蒙古帝国征服西夏,敦煌被置于蒙古人额统治之下。蒙古人开拓的全球时代使敦煌有过短暂额复兴,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到明清两代,敦煌已经被作为一个濒临荒漠沙海的小城被遗忘了。


1831年一份敦煌地方志在提到莫高窟时,只是简单地描述说它“在城南四十里,不知建于何时”,那些昔日的辉煌与灿烂,丝绸之路在这里交汇和融合碰撞出的奇迹,以及千百年来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讲述的故事全都被遗忘了。


直到1907年3月12日的那个清晨,留着胡子的英国人来到这里,这座曾经向全世界开放如今却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库,才再一次敞开它的大门,尽管历尽沧桑,但却依然震撼。在帐篷昏暗灯光的照耀下,昔日的珍宝灼然放出令人炫目的光芒,那些生活的故事,虔诚的心灵,以及那个时代,重新复活过来,历经千年的故事,终于再次有了它的讲述者,并且还会被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下去。



10月16日下午,东方历史评论青年学人访谈沙龙(第11期)将在上海举行,主题为“今天我们如何理解‘修行’?一种人类学视角”,嘉宾为黄剑波杨德睿,详情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日推送的第二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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