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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张恨水与张学良的“情缘”

2016-10-28 解玺璋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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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1934)夏,张恨水赴西北考察,为小说创作收集素材。他的行踪被张学良所关注。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了张学良的邀请,要他西行归来到武昌一晤。曾任张学良秘书的王益知在《张学良外纪》中记述了这件事:


“一九三四年春天,张学良到武汉,第二年十一月又迁西安。他在武昌,却早已顾及到西北,张恨水周历名山大川,在一九三五年(应为一九三四年)曾作西北之游,张学良认为新闻记者目光犀利,一般人所忽略的,他们都能透视得很清楚,便邀恨水游罢转到武昌,在徐家棚公馆,畅谈些西北的社会情形,农村经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1]


张恨水与张学良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中晚期。张恨水对青年军人张学良颇有好感,他把这种好感写进了小说《春明外史》;张学良对报人张恨水亦很欣赏,据说曾找到未英胡同张宅,登门拜访。此后,他们二人你来我往的故事很多。最有戏剧性的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张学良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拟聘张恨水为文学秘书。“此时,张学良偕于凤至及赵四小姐住在北平顺承王府。赵四小姐深知张学良爱才重才的心情,选了一把湘妃竹的白纸折扇,托人请张恨水题字。张恨水见扇面画有花木和燕子图案,便在空白处题七言绝句一首:


‘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

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管。’


借此诗既敬谢了少帅欲重用的美意,又表白了自己难以平静的心情。”[2]

 

张恨水虽然几次拒绝了张学良邀他做官的盛情,但对张学良的好意,他亦知投桃报李。有记载称,张恨水曾三赴沈阳,均有报张学良相知之意。


第一次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前,张恨水乘平奉列车赶到沈阳。他此行目的有二:


其一,受北平《世界日报》和《北平朝报》委派,采访东北易帜问题。据王益知记载,在张恨水之前,《大公报》的胡政之、《新闻报》的顾执中、著名大炮,他的老朋友龚德柏都已到达沈阳,“最后来的是张恨水,在帅府老虎厅上,二张长谈四五个钟头,极其融洽。恨水将新印的《春明外史》一百部,带沈託《新民晚报》社代售,张学良遣副官一买就是十几部,府中几乎人手一编,三日即罄”。[3]


其二,张学良为与日本人的《盛京时报》争夺舆论阵地,创办沈阳《新民晚报》,并请张恨水为之创作小说。钱芥尘在为张恨水小说《过渡时代》作序时曾谈及此事:“民十七(1928)之冬,愚与恨老同客辽沈,时新民晚报创刊,恨老既付以天上人间长篇巨著。”[4]张恨水此次赴沈,既有为《新民晚报》创刊祝贺之意,也是接洽小说连载之事。

 

三个月后,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六日至八日,张恨水第二次赴沈。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委,他则授予张恨水为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并向他发出了赴沈的邀请。不过,张恨水此行的心情却颇为复杂,他有两组诗词分别发表于本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之《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其中很好地表达了纠缠于他身上的重然诺,酬知己与不想为食客,亦非栋梁才的两重心境。


先看前者,是词作《虞美人》三阕:

 

人间没个埋愁处,

更向天涯去。

朔风两度客孤征,

又是天高月黑渡边城。

                               

杨花未解飘零意,

落也还飞起。

十年已是困京华,

不道依依难别也如家。


■前调

奔车击铁鸣鼍鼓,

驰上榆关路。

平沙莽莽月昏黄,

只是悄然无语一凭窗。

                            

青禽几遍叮咛说,

珍重轻轻别。

果然此别太匆匆,

已是一千里外雪霜中。


■前调

为伊呕尽心头血,

还怕为伊说。

桃花落尽不归来,

免伊笑啼不是苦徘徊。

 

除非化作青陵蝶,

千古无离别。

分飞莫道尚同心,

碧海青天何处更追寻?[5]

    

再看后者,是一组五律,《榆关道上》(四首):

 

一片风沙响,奔车抵故关。

古人原怕别,壮士不期还。

大漠空残照,长城跨乱山。

悲笳何处起,只在有无间。


 一卧行千里,奔车十二时。

光阴本幻梦,踪迹似游丝。

荒草连天阔,平原落日迟,

凭窗寂不语,拈带忽成诗。


 结交重然诺,慷慨赋孤征。

又上卢龙道,还听画角声。

壮年成食客,乱世厌儒生。

微笑无人识,萧然别旧京。


 路犹连雪冻,关不放春来。

直入风沙里,奔车吼似雷。

甘称牛马走,岂是栋梁才。

留血酬知己,雄心莫尽灰。[6]


这两组诗词都很能体现张恨水的态度和性情,文人士子的耿介自持、圆融通达,以及信守然诺,在这里得到了统一。恰如钱芥尘所言:


“恨老处世接物,外圆内方,与世无争,与人无忤,然而愤世疾俗,则一一形诸小说,刻画形容,有类画鬼,直同化境。”[7]


张恨水第三次沈阳之行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他在《春明外史》续序中写道,“十八年(1929)八月二十二日由沈阳还北平”。这篇序文就是在沈阳到北平的火车上写的,“文成时,过榆关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8]此时正是“中东路事件”东北军与苏军进入战争状态的初期,八月十七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交战宣言。


张恨水赴沈,其目的就是要了解张学良的真实意图和态度。回到北平后,他很快写了《张学良谈对俄方针——国境有充量准备,但绝不妄开一枪》的报道,刊载于《上海画报》第502期。他的报道未发其供职的《世界日报》,而远寄沪上,其原因或在于,他对此一事件的看法,与成舍我有很大分歧。九月十二日,《世界日报》发表了署名“百忧”,题为《谨建议于政府及国民之前》的社论,宣称“赤俄破坏和平”,进而“建议政府:


(一)应须下全国动员令,集中兵力,下殊死自卫举国一致之决心;

(二)应通告全世界,宣布赤俄屡次侵我领土,戮我人民之各种事实;

(三)在赤俄未完全停止暴行,及向我谢罪以前,中俄之一切谈判,立即停止,切勿在其炮火胁迫之下,而有所和平交涉之进行,致使世界笑我,有靦面目,无复国家人格之存在。”


这种火上浇油式的言论,引起读者不满,为平息舆论,即由张恨水另写一篇社论,题为《苏俄对华之“战”的程度》,刊载于九月十六日《世界日报》。他认为:“就事实而论,俄不能战,亦不欲战。”他有两点理由支持这个论点:


“(一)苏俄自革命后,直至1923年,农民所得之粮食,犹不足以自给,更无论以剩余之品而换工商品。”“而谓于此时,将驱饥饿不能求生之民以与中国战,此必无之理也。

(二)苏俄之目的,非在引起世界革命民族自决者乎?在此范围中,根本即不容有侵略邻邦事实之存在。”“使其果欲与我国宣战,则我国西北边界,千里而无一兵,赤军大可长驱直入,而可无所忌惮,今俄人计不出此,亦正不欲战之一证也。”


张恨水此论虽不能说真懂苏俄,但他毕竟说出了部分实际情况,是有益于舆论的。但《世界日报》一周之内发表两篇观点分歧的社论,总须对读者有所交待。故成舍我专为这篇社论写了按语,置于文后,他指出:


“恨水先生此文,于苏俄实况,言之至切。惟苏俄固不敢轻冒不韪,而在我则决不能不有应战之准备。国人幸勿误解恨水先生之意,即谓对俄问题,可高枕无忧也。”[9]

 

很显然,张恨水是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张学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生荆梅丞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舆论异口同声地谴责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沦陷。一时间,张学良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他与几个同学亦曾计划暗杀张学良,为民除害。此事为张恨水所知,遂将同学们召集起来,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你们仇恨张学良主任(此时张学良担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还要加害于他,这种想法却是大错特错了。”


他接着说:“我与张主任交往非一朝一夕,我深知他的为人。现在一些报纸说他是‘不抵抗将军’‘不爱江山爱美人’‘花花公子’等,把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归到他头上,这是不公平的。现在我给你们也说不清,不过我相信历史总会告诉你们的。”[10]

 

由此可见张恨水与张学良的相知和情谊。故正在庐山牯岭寄情于小说创作的张恨水,既闻张学良约见,很快便结束了笔下的文字,收拾行装,赶赴武昌。二人相见,自有一番长谈,张恨水尽其所知,向张学良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此时的张学良,欧游归来不久,先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被任命为武汉行营主任,兼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所以,他很希望了解西北真实的政情民情,张恨水此行西北,等于为张学良西北履职做了前期调研。


【注释】

[1] .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220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2月版。

[2] . 谢家顺《张恨水年谱》,298-29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

[3] .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152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2月版。

[4] . 钱芥尘《过渡时代序》,《过渡时代》1页,春明书店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版。

[5] . 张恨水《虞美人》,原载1929年3月19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张恨水全集《剪愁集》225-22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6] . 张恨水《榆关道中》,原载1929年3月22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张恨水全集《剪愁集》1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7] . 钱芥尘《过渡时代序》,《过渡时代》2页,春明书店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版。

[8] . 张恨水《春明外史》续序,张恨水散文全集《写作生涯回忆》,24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9] . 此段参考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87-8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10] . 荆梅丞《我师张恨水二三事》,高泽、沈楚主编《存真录》,198-19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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